清代文学
清代文学1
明清时期的江南女性中，知书通文的闺秀颇多，然而其作品散佚各处，缺乏系统的整理。在近年来出版的一系列《江南女性别集》汇编中，不少江南闺秀的诗、词、文章的面貌得以完整而清晰地呈现。从中也可以发现，这些闺秀所关注和重视的题材，不仅仅有吟风弄月、伤春悲秋，除了描绘和感慨她们所熟悉和了解的日常生活之外，她们的思绪也随着书卷翻飞驰骋。在阅读和鉴赏前人文学作品过程中，这些总体上都受过良好家庭教育的女子也通过自身的理解和感悟，把目光集中到她们最为欣赏的前代文人身上，并用她们的笔触表达了对这些文人的仰慕和崇敬，并把他们树立为文学史上的标杆人物，频频在自己的作品中向他们致意。
在清代以前浩如烟海的文学典籍中，蕴藏着千百位文人骚客的智慧精华，他们风格各异，声名大小也各不相同。纵览《江南女性别集》中清代江南闺秀的品评文字，却不难发现她们欣赏的目光其实是较为集中的。若以朝代而论，则她们普遍欣赏的文人基本上出现在宋代以前，若以性别而论，则其中既有闻名于世的男性文人，也有为人熟知的有才女性。
在前代的男性文人中，这些江南闺秀们普遍较为欣赏杜甫、李白、苏东坡、陆游，也钟情于陶渊明的诗歌和《离骚》，这在她们的诗文中也屡有提及。当深闺寂寥时，在闲情偶发处，阅读他们的经典之作成为才女们莫大的精神享受。在风和日丽的一天，江苏武进女子钱孟钿(1739—1806)在《泊舟作》一诗中写道“：白水绕青山，日对篷窗里。高吟杜老句，此日始知美。”
杜甫的佳作成为停舟静泊的美妙时光中的自然点缀，给遐思中的女子带来了审美的愉悦。杰出文人的经典作品也打开了闺秀们的审美视野，江苏常州女子左锡嘉在《读太白诗》一诗中慨叹：“偶读古人诗，略知放眼界。深仰谪仙才，落落引天籁。”
李白精妙绝伦的诗歌艺术和天马行空的艺术想象力给后世的女子们带来了震撼。通过阅读这样的佳作，女性的精神世界可以超越闺阁的局限，暂时摆脱家庭琐事的束缚，她们可以随着诗人的文笔和思绪，畅游天地，拓宽眼界，领略她们从未了解的世界之美。因此，她们对于诗人的崇拜和景仰也油然而生。对于男性文人而言，他们或许有机会遍览李白曾经涉足的名山大川，亲历杜甫曾经走过的道路城镇，但是对于清代的大部分女性而言，这样的机会却是遥不可及的，因此她们也尤为珍视李白杜甫等大家所创造的艺术世界和其中所表现的自然世界，并极易为之而深深陶醉。由于很少涉足家庭以外的社会生活，闺秀们也尤为欣赏陶渊明诗歌中所展现的冲淡恬然的世界。江苏常熟女子归懋仪在《读渊明诗》中评价道：“身居义熙心羲皇，一任天真脱尘俗。”陶渊明诗歌中远离尘嚣、恬淡自然的宁静风格，与闺秀女子娴雅而出尘的心境不谋而合。无独有偶，青浦女子陆凤池也对陶渊明的诗歌青睐有加，她在《午日见菊》中写道：“泽畔何如篱畔稳，且抛楚些读陶诗。”
这种安然阅读的快乐，是不少闺秀女子所追寻的精神生活中丰富滋味的一种。陶渊明的诗歌，也因其自身独特的魅力而受到不少清代才女的欣赏。另一部深受闺秀青睐的作品是屈原的《离骚》，在才女们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她们对于这部浪漫主义作品的钟爱。江苏昭文女子席佩兰在《红蕙图》一诗中写道：“读罢《离骚》愁独醒，春风吹酒上颜来。”在春风拂面之日，《离骚》成为扫除烦扰、荡涤心胸的良药。《离骚》的艺术成就，已经不再受到政治隐喻的内容的局限，而使得远离政治纷争的闺秀们也能体会出其中博大而丰厚的艺术之美。甚至在女子们为病痛折磨的时候，也能为其带来一丝超脱现实苦恼的精神抚慰。江苏昭文女子江淑则在《秋夜病肝不寐感作》中写道：“此际孤怀添冷落，小楼灯火读《离骚》。”
在孤单痛苦时，《离骚》中作者孤独苦闷而矢志不屈的精神力量，点燃了女子心中的生命之火，使其不至于过早地在现实的寒冷中熄灭。对于这些在关键时刻能给予人力量的经典之作，女性是极易产生精神上的依赖感的。从此之后，这部作品在她们心目中的地位就会与众不同。《离骚》所展现的世界，也让女子们对于楚地心驰神往，归懋仪在《题潇湘夜泛图即步翁大人韵》一诗中题道：“为读《离骚》爱楚游，十年前此泛扁舟。”一首诗为闺中女子打开的世界，绝不仅仅是一首诗而已。这些杰出的男性文人，因其出众的才华和显赫的声名赢得了在闺秀女子心目中“文学偶像”般的地位，当这些女子在评判或称颂他人的文学才能时，也时不时将其与杜甫、李白、苏东坡等人的才华作比。如浙江钱塘女子徐德音在《祝云仪夫人》一诗中，就这样称颂她的友人：“彭城吾友字云仪，匠手文心最擅奇。秋兴赋成追杜甫，写生墨妙逼徐熙。”杜甫作为文坛泰斗，徐熙作为画坛圣手，在这首诗歌中成为了杰出文学家和画家的代称。且不论云仪夫人本人才华究竟高低如何，但至少可以看到杜甫作为诗人在徐德音心目中至高无上的位置。袁枚的女弟子席佩兰在《夫子报罢归诗以慰之》中写道：“君不见杜陵野老诗中豪，谪仙才子声价高。能为骚坛千古推巨手，不得制科一代名为标。……或逞挥毫逸兴飞，太白至今犹未死。”
她以杜甫、李白为例证标杆，在他们惊世之才和曲折仕途中寻找和挖掘用以激励和宽慰人的能量。另一才女董宝鸿在《谢芝轩邓嘉禾公子题诗册》一诗中则简练地评价道：“律追老杜，气比青莲。”唐代以后，杜甫与李白俨然已成为文坛的双子星，受到此后历代文人的'追捧。而清代的闺秀才女们也不例外，乐于将他们作为达到文学至高境界的象征。在宋代的文学巨匠中，苏东坡、秦少游、陆游等人也常被闺秀们提及并称颂。如席佩兰在《海棠曲代夫子有赠》中写道：“东坡薄醉兴颠狂，蘸露金盘制新曲。……宁随秦少游，泼墨题黄州，海桥一柱传千秋。宁从陆放翁，入蜀歌诗工，客袍岁染猩猩红。不然宁向樊亭老，茅舍竹篱自娟好。”
在她的笔下，这些文坛巨子个性鲜明，潇洒风流，栩栩如生。陆游的才情也打动了江苏丹徒女子包兰瑛，她在《读陆放翁集》中写道：“一卷放翁集，古秀照眉宇。平易似香山，忠爱匹老杜。……九州几时同，寸心千载许。馀情狎花草，亦与《离骚》伍。”在这些才华横溢的诗人手中，文学精神一以贯之，深深打动了闺阁中的女子们。除了以上几位前代男性文人获得了清代闺秀女子的普遍赞誉之外，还有如韩愈、贾岛、孟郊等人的一些作品也获得了个别才女的青睐，这些体现了不同女子在文学审美上的个性差异。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性别本身的原因，清代的闺秀女子也给予了前代才女高度的关注。班昭、谢道韫等才华与妇德兼备的女性，成为清代闺秀女子作品中常常出现的才女表率。归懋仪在《题梅卿夫人诗集》中肯定道：“班谢同时成合璧，闺中佳话足千秋。”班昭和谢道韫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文学的范畴，而成为后世才女的理想范型，成为了值得广为传颂的传奇。她们在历史中的真实存在，也让后世女子找到了自信，她们甚至认为，二人完全可以与杰出的男子比肩。浙江海宁女子葛宜(1635—1671)在身后留下了《玉窗遗稿》，她的丈夫朱尔迈在《行略》中记载了葛宜曾说过的一句话，她说：“无何，读《彤管遗编》，慨然曰：‘班姑、谢女，先后掩映，岂遽不如男子耶?’”
这其中透露出的一股女性的豪迈，对于生活在古代的女子来说，是十分可贵的。当然，班昭和谢道韫的才华，也为后世的才女们树立了在她们心目中几乎难以超越的高度。浙江长兴女子沈彩在《论妇人诗绝句四十九首》中评价道：“千秋艳说回文锦，何似登山道韫篇。”另一女子江珠则在《酬朱翠娟女史寄赠原韵》中写道：“班姬文赋左姬词，酒垒诗坛妙一时。”她们的才华与妇德，在后世才女心目中稳固地占据了几乎至高无上的位置，让词人李清照等皆望尘莫及。浙江钱塘女子汪端(1793—1838)给后世留下了较为丰富的诗论与文论，在路过朱淑真的故居时，她想到了李清照，在这首《宝康巷访朱淑真故居》中她叹道：“风鬟憔悴吴江冷，一样伤心李易安。”
对于李清照，她并没有一味地崇仰，而是怀抱着同情和悲悯的心情，发掘出女性心底里共通的伤心之感。相形之下，谢道韫的在闺秀们心中的地位就要高出许多，她是不少闺秀心目中想要成为的那个人。席佩兰在《与侄妇谢翠霞论诗》中赞叹道：吾家有道蕴，明慧世无匹。”
言语中透露着对自女子才华的骄傲与期待。在清代女子的诗文中，那些才华卓绝的女性偶像，和闻名于世的男性文人，已经可以同时出现、相提并论了。钱孟钿在《春雪用东坡聚星堂韵》一诗中写道：“谢女清才愧未能，坡公白战心先折。”才女典范谢道韫和文坛巨子苏东坡的才华，都让钱孟钿深深折服而自愧弗如。无独有偶，江苏吴江女子袁希谢也在《自题绣馀吟卷》一诗中感叹：“有恨难成苏氏锦，无才羞学谢家吟。”虽然也有感愤愁思，但袁希谢自觉在艺术修为上与苏、谢让有天壤之别。她在自谦的同时，也再次确认了她心目中文学偶像的地位。这种将男女文学家并举的例子屡见不鲜，当然具体的人可能会有变化。如阳湖女子张纶英在《紫畦二十生日作此赠之》一诗中，就同时提到了白居易和谢道韫：“香山清兴赠诗篇，谢女才多集锦笺。慨我衰年无好句，聊将吉语写楹联。”
张纶英在此处也是怀着高山仰止的心态聊作自谦，同时也足见才女谢道韫在她心中的地位并不亚于大名鼎鼎的男性文学家白居易。浙江钱塘女子徐德音在她的文章《墨庄集后序》中也同时提到了李白和班昭：“卿如李白，宜施七宝之床……诵西征之赋，须知著自班姑;续东观之书，行见需之汉代也。”徐德音认为，班昭和李白一样，在论及文学时，其地位举足轻重。有时闺秀们在脑海中同时想起某位才女和某位才子，也并不仅仅是出于景仰，江苏江阴女子陈蕴莲在《外子将北上作此赠之》一诗中写道：“半生多病怜徐淑，一往深情感杜陵。”东汉女诗人徐淑，尽管才名不如班昭、谢道韫出众，但也是前代女子中情深而多才的一位了，陈蕴莲将徐淑与杜甫联系在一起，更多的是出自对他们命运和诗歌情感的感慨。由于在传统观念中，男性始终是文学发展史上的主角，因此将才女与才子相提并论的表述，实际上是抬高了女性在文学史中的位置，使其与男性的贡献对等起来，站在了相对平等的位置，这样的表达在潜意识中也是对“巾帼不让男儿”的观念的肯定，是对女性开展文学创作的一种信心上的激励。
清代的江南闺秀多出自官宦、书香门第，她们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并受到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她们研读诗书、从事创作大多受到家人的支持和鼓励。清代藏书之风风行一时，一些女子所在家族本身即有丰富浩瀚的私家藏书。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闺秀们不仅能够饱览前代男性文人的经典之作，也能对女性的创作有所涉猎。开阔的阅读视野、丰富的诗文资料为她们找寻到自身的“文学偶像”提供了可能。对于才子们的欣赏，她们中的多数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宋代以前的一些声名显赫的大家身上，在观点的鲜明度和见解的深刻性上并非超越同时期的男性学者和文人。但是她们也以女性与生俱来的细腻与敏锐，为品评增添了细微的情感力量。
当然也有如汪端者，视野开阔至可以将明三十家男性诗人的诗歌一一评来。而对于才女的欣赏和景仰，则更加鲜明地体现在闺秀的评论中，她们以此为标杆和榜样，对自己的才情颇为自谦，同时也不放弃向“偶像”们靠拢的努力。在有着“崇古”传统观念的古代中国，这些前代才女的曾经存在和备受肯定，为清代闺秀开展和坚持文学创作提供了具体而具有说服力的例证。而在以男性话语体系为主的社会中，前代女性对于后世女性的激励力量，是尤为可贵的，同时也是十分强大的。当闺秀们在诗文中将前代才子与才女相提并论时，实际上反映了她们的内心诉求，即希望女性可以在文坛上与男性共领风骚，希望女性对于文学的贡献可以得到和男性同样的承认。在这方面，尽管清代的江南闺秀们并未形成系统的独立的评判体系，但是她们在阅读中所自然体悟到的、在写作中真情流露出的，正是这样一种可贵的意识。它逐步冲击着“闺阁无人”的男性中心主义意识，同时也得到了同时代的一些开明的男性文人的呼应和支持，从而为清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发展、为男女两性文学创作的相互扶持与肯定提供了充足的精神动力。
清代文学2
1、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2、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
3、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4、不是逢人苦誉君，亦狂亦侠亦温文。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
5、少年虽亦薄汤武，不薄秦皇与武皇。设想英雄垂暮日，温柔不住住何乡?
6、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
7、龚自珍名人名言：
8、沉沉心事北南东，一睨人材海内空。壮岁始参周史席，髫年惜堕晋贤风。功高拜将成仙外，才尽回肠荡气中。万一禅阒砉然破，美人如玉剑如虹。
9、美人才调信纵横，我亦当筵拜盛名。一笑劝君输一着，非将此骨媚公卿。
10、不是逢人苦誉君，亦狂亦侠亦温文。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
11、使君谈艺笔通神，斗大高阳酒国春。消我关山风雪怨，天涯握手尽文人。
12、多君媕雅数论心，文字缘同骨肉深。别有樽前挥涕语，英雄迟暮感黄金。
13、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
14、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穷？
清代文学3
摘 要: 清代是方外文学总集编纂的最繁荣时期。较之前代，清代方外文学总集的数量倍增，并拥有独特的思想内容，还涌现出一批专收某一地域、寺院之方外作家作品的总集，以及道士总集，可谓开拓了新领域，取得了新成就。目前，清代方外文学总集的流布范围普遍甚窄，且存在若干含混错漏之处，需要研究者予以更多关注。
关键词: 清代; 方外; 总集; 概貌; 特征
我国传统目录学往往于“集部”之“总集”类下立“方外”一目，以容纳旨在收录僧人、道士文学作品之总集。当然，在僧、道之外，此类总集也可能含有若干居士、信徒及其他相关人士的文学作品。
就现有史料来看，专收方外文学作品的总集出现于唐代，代表为释法钦辑《唐僧诗》?。此后，编纂方外文学总集的活动络绎不绝。而在清代这个我国古代文学、文化的总结期与集大成期，随着整个文学创作风气的空前普泛、文献编纂活动的空前活跃，方外文学总集的编纂活动也是水涨船高，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可谓清代文学、文化史上的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
长期以来，对于我国古代方外文化的研究，多集中于思想、历史、宗教等领域。而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切入考察者，虽然迄今为止收获的成果也已经相当可观，但一则较之思想、历史、宗教等领域的研究实绩与“人气”，毕竟有所逊色; 再者，有关方外文学的研究，目前也还仍有不少薄弱环节甚至空白需要加强与填补。譬如作为方外作家作品之渊薮的方外文学总集，便是一个至今都缺乏关注的领域。至于其中为数最多的清代方外文学总集，由于清代文学、特别是诗文研究长期以来所处的相对冷落的境地，更是问津者寥寥，和其自身的价值非常不匹配。本文拟立足于清代方外文学总集，对其基本面貌与主要特征作一初步梳理，以期引起更多研究者的注意。
一
先说专门着眼于采收僧人文学作品者。自唐释法钦辑《唐僧诗》以来，此类总集代有所出，主要有宋陈充辑《九僧诗集》、李龏辑《唐僧弘秀集》、陈起辑《圣宋高僧诗选》，元陈世隆辑《宋僧诗选补》，明毛晋辑《唐三高僧诗》与《明僧弘秀集》、释普文辑《古今禅藻集》等，可谓形成了一个总集序列与编纂传统。清人继承了这个传统，编有更多着眼于收录僧人文学作品的总集。较之前代，大致有以下两大显著特征:首先，部分此类总集被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从而拥有了独特的思想内容。清代僧人群体的一大突出特点，便是在清初产生了大量遗民僧人。这批遗民怀念故国，却又受到清廷薙发令的.残酷压迫，于是只能“弃儒而逃入禅学”[1]5，由此形成一个特殊群体。相应地，集中收录该群体作品的总集，也随之产生，典型代表为徐作霖、黄蠡等辑《海云禅藻集》。
此集所收诸作者均与明末清初岭南著名僧人释函罡有关。函罡( 1608 ～ 1685 年) ，字丽中，别字天然，号丹霞老人，俗姓曾，名起莘，字宅师，广东番禺人。明崇祯六年( 1633 年) 举人，十三年( 1640 年) 于庐山归宗寺出家，拜华首道独为师，十五年( 1642 年) 应陈子壮等的延请，开法广州诃林( 光孝寺) 。明亡后，一度避乱于西樵山，又入番禺雷峰隆兴寺( 后改名海云寺) ，旋移庐山栖贤寺，历主华首、海幢、丹霞诸刹法席，后终老于海云寺。释函罡在清初僧人、士人圈内享有盛誉，这不仅因为他佛法精湛，同时也在于其强烈的入世精神与遗民意识。他曾作诗悼念为明室殉节者，如陈子壮、霍子衡等，又接受抗清失败的南明官员袁彭年、何运亮等的请求，为其赐法名，并收之为俗家弟子，保护他们免遭清廷迫害。由此，一个带有强烈遗民色彩的僧人、居士群体便逐渐在他周围形成。近人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载: “( 函罡) 已居雷峰，所立规矩整肃森严，于是粤之学士大夫洁身行遁转相汲引，咸皈依为弟子。函罡虽处方外，仍以忠孝廉节垂示，以故从之游者每于死生去就多受其益。”[2]40冼玉清《广东释道著作考》也说: “明亡后，天然和尚单锡于番禺员冈乡之雷峰海云寺，粤之士夫，凛于民族大义不甘降清，转相汲引，多皈依天然为弟子。”[3]689而《海云禅藻集》所收诸作者，正是该群体的主要代表。关于这一点，清中叶人汪永觉《重刻海云禅藻序》即明确指出:吾粤士夫夙尚气节。明社既屋，义师飚起，喋血断脰而弗顾者，踵相接。而天然老人识烛几先，盛年披缁，开法于番禺雷峰之麓海云寺。沧桑后，文人才士以及仳离故宦，多皈依受具。其迹与起义诸人殊，而矢节靡它，其心则一也。明代摧抑士气之酷，为亘古所无，乃士气激而益奋，未尝有所腹诽，皭然不渝，其素也如是。夫陶靖节生当晋季，刘宋受禅，何啻典午? 其咏鲁二儒云: “易世随时，迷变则愚。介介若人，特为贞夫。”写诚微恉，婉隐可喻。海云诸子，傥有靖节之流风欤? 所不能不出于披薙者，其苦心亦可哀也已……嗣得《海云禅藻》一书，凡所采录，坿著里贯行义，攷岭南明遗老轶事，以此书为最详。
全书凡四卷，卷一收释今无、释今摩等七人之诗一百十五首，卷二收释今湛、释古卷等二十九人之诗二百三十首，卷三收释今锡、释古电等二十五人之诗三百九十六首，卷四收袁彭年、何运亮等六十七人之诗二百六十三首。前三卷所收皆释函罡之出家弟子及再传弟子，包括“今”字辈僧人四十二位、“古”字辈僧人十八位; 第四卷则收录函罡之在家弟子及其他相关人士。
与《海云禅藻集》情况类似者，还有释弘修辑《诗遁》。此集今或已佚，不过根据清初人魏禧《〈诗遁〉序》的相关记述，仍然可以测知其性质。
该序称释弘修“本乎儒而逃于禅者……采方外与隐者之诗，选而辑之，名曰《诗遁》……今之为诗，愤世詈俗，多哀怨激楚之音”[5]479，这些遁世逃禅者也不例外，而“夷考其行，则与世俗人无几异者”[5]479。由此联系着清初社会历史背景与诗歌创作特点来看，可知这部《诗遁》所收方外与隐者之诗，“总体上属于清初遗民诗的范畴。”[6]334思想内容而外，此类总集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集中收录某一个地区或寺院内之僧人文学作品的总集成批涌现。譬如: 佚名辑《滇释诗稿》，收录云南僧人诗作; 佚名辑《闽僧诗钞》，收录福建僧人诗作; 李邺嗣辑《甬上高僧诗》、董濂辑《四明宋僧诗》与《四明元僧诗》，均收录浙江宁波僧人诗作; 罗坤、王祖泽、袁浩辑《台岳英华》与林明经辑《台山梵响》?，均收录浙江台州僧人诗作; 佚名辑《慎江禅藻》?，收录浙江温州僧人作品; 何家琪辑《洛阳四僧诗钞》，收录河南洛阳四位僧人释知水、释月舟、释少摩、释圣楷之诗作，并附收释圣鉴、释圣彦二僧之诗作; 释震华辑《兴化方外诗征》，收录江苏兴化僧人诗作; 王豫辑《京江三上人诗选》，收录江苏镇江三位僧人释悟霈、释达瑛、释巨超之诗作，故以“京江”为名; 陈任旸辑《焦山六上人诗》所收释巨超、释了禅、释觉镫、释觉诠、释圣教、释大须六位僧人，也都曾在镇江焦山一带的寺庙出家，故有“焦山六上人”之称号; 吴允嘉辑《西湖宋六僧诗》与丁丙辑《南屏诗僧合集》分别收录在杭州西湖与南屏山一带活动的僧人诗作; 黄容辑《惠云寺三僧诗存》，则收录浙江桐乡惠云寺三位僧人释夜川、释观澍、释悟拈之诗作;
前及《海云禅藻集》所收作者，同样大致以番禺海云寺为中心。
这些收录某一地区或寺院之僧人文学作品的总集的大量涌现，是此前极其罕见、甚至从未有过的一种现象。此种现象与趋势之所以出现，从根本上讲，在于清代文学创作风气空前广泛，各类型文人群体的规模普遍扩展，而方外作家、尤其是僧侣作家的数量也在这个过程中水涨船高，并且在某些地区集中，由此，为着眼于某一地区或寺院的僧人文学总集的大量孕育创造了良好的温床。另外，清代地域文学高度发达，地域作为一个强有力的纽带，将大批文人联系起来，其力量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此前一贯支配着文坛走向的思潮、时尚等传统元素。关于这一点，今人蒋寅先生指出:“文学史发展到明清时代，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地域性特别显豁起来，对地域文学传统的意识也清晰地凸显出来。理论上表现为对乡贤代表的地域文学传统的理解和尊崇，创作上体现为对乡里先辈作家的接受和模仿，在批评上则呈现为对地域文学特征的自觉意识和强调。”[7]166这种理论、创作、批评三位一体的浓重的地域文学意识，为着眼于地域的总集、诗话、人物传、艺文志等类型著作在清代的大批涌现，提供了思想背景与动力。
诸如《滇释诗稿》、《闽僧诗钞》等僧人作品总集，正是清代高度繁盛的地域文学总集编纂氛围烘托下的产物，是整个清代地域文学总集的一个别具一格的小类型。它们的集中出现，显示出清代僧人文学总集乃至整个方外文学总集的编纂朝深化、细化方向发展的趋势。
至于其他着眼于收录僧人文学作品的总集，主要还有董耒辑《南雅》、张青辑《国朝释家众香集》、释行徹辑《国朝方外诗征》、释名一辑《国朝禅林诗品》、释了慰辑《莲花世界诗》、释穹公辑《灯传集》、释焕然辑《碧云存稿汇钞》、陈鹍辑《岩栖梅菴诗合刻》，以及释道正、释道济合撰《春空唱和诗》等。与前及《海云禅藻集》、《滇释诗稿》等合计，可知清人编选僧人文学总集至少在 26 种以上，数量较之前代，大为增加。由于数量的大幅增加，清人编选僧人文学总集的内部形态也开始趋于复杂。就收录作品的时段而言，既有前代僧人总集，如《四明宋僧诗》、《四明元僧诗》、《甬上高僧诗》分别专收宋、元、明代僧人诗歌，也有通代僧人总集，如《灯传集》收录明代僧人释弘本、释宗显，以及清代僧人释中英的作品，更有专收清代本朝僧人作品者，如《国朝释家众香集》、《国朝方外诗征》、《国朝禅林诗品》等冠以“国朝”字样者即是。就编纂形式而言，既有一批像《海云禅藻集》这样的综合选本，也不乏《京江三上人诗选》、《焦山六上人诗》、《碧云存稿汇钞》、《岩栖梅菴诗合刻》之类的丛刻总集。至于类型方面，则如前所言，以专收某一地区或寺院之僧人作品之总集最为大宗，其次为《国朝方外诗征》式的全国性选本; 并且还兼有少量带有唱和色彩者，其中最显豁的便是《春空唱和诗》，另外，曹锡辰辑《金陵方外五家诗》作为一部僧人、道士合选总集，也体现出一定的唱和因素，具体详见下文。概言之，清人编选僧人文学总集不论外在数量，还是内部形态，均逾迈前代，攀上了一个新台阶。这同样堪称清代僧人文学总集乃至整个清代方外文学总集的一大突出特征。
二
再说专收道士文学作品的总集。综观我国历代文学史，道士的文学活动，总体上不如僧人那么兴盛与引人瞩目。相应地，专收道士文学作品的总集也十分罕见。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著录《洞天集》五卷，提要曰: “汉王贞范集道家、神仙、隐逸诗篇。汉乾佑中也。”[8]443这部五代后汉乾佑年间人王贞范编纂的《洞天集》，可能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具有道士因子的文学总集，唯今已散佚。不过，从“道家、神仙、隐逸诗篇”的词句推测，它恐怕并不是一部专收道士诗歌的总集，而同时也包含了若干神仙、隐逸题材的诗歌，至其作者，则未必尽为道士。
笔者管见所及，确切可知的专门的道士文学作品总集应始见于清代。虽则其数量不多，但仍然标志着清代方外文学总集的编纂开拓出了一片新领域，可谓清代方外文学总集编纂所取得的新成就。兹将笔者目前所见的三种清代道士文学作品总集分别介绍如下:一是佚名辑《骊珠集》。此集是清代较早产生的专收道士文学作品的总集，有浙江图书馆藏康熙俨思堂刻本。全书首载《骊珠集序》，署“峨嵋山碧云洞天灵璧子题”，主要论述诗文创作的体裁与功能问题，是为全书总序。正文凡八卷，其中卷一至卷六主要收各体文章，唯卷五有部分《证道接引诸诗歌》。后二卷为《骊珠集诗》，首载《骊珠集诗序》，末署“时康熙元年六月朔，东鲁樵隐天随子题于竹林深处”，集中论述唐宋诗歌的特点与差别，并对当时诗坛的弊病提出批评，正文凡分上、下两部分，主要收诗，卷末又含少量“诗馀”。全书所有作者均无姓氏、小传，而仅用别称。扉页题“水云诸子著”，编者则各处均无题识?。
二是萧应櫆辑《方壶合编》。此集是一部明清道士诗歌总集，笔者所见为浙江图书馆藏道光十一年( 1831 年) 刻本。全书首载编者萧应櫆《序》，末署“道光庚寅( 十年，1830 年) 上巳日，同里雨芗居士萧应櫆序于小瀛洲仙馆”; 其后又载《方壶合编姓氏》与《校订同人姓氏》，分别罗列全书所收作者之名号、著作与所收诗歌数量，以及参与该书编纂校订工作者之名号，包括郑伯壎、李应占、郁文灿、张谦、赵莲、刘中理、徐芾、朱沂共八人，多为浙江海盐道士。正文凡上、下两卷，上卷收明代道士徐月汀、吴允修等八人之诗作一百十六首，下卷收清代道士吴人逸、夏时等二十四人之诗作一百四十三首。
三是张谦辑《道家诗纪》。此集有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藏外道书》第三十四册与《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第五十八至六十册皆据以影印，是目前所知规模最大的古代道士诗歌总集?。
原题四十卷，今存二十二卷; 其中第一至十一卷，以及第十七至二十三卷已佚。存世部分中，第十二至十五卷收唐人诗歌，包括魏征、王绩等五十三人; 第十六卷收五代人诗，包括李梦符、黄损等十一人。第二十四至二十九卷收元人诗歌，包括张志纯、张可大等七十人。第三十至三十四卷收明人诗歌，包括张正常、张友霖等八十九人。第三十五至四十卷收清人诗歌，包括颜受、郭长彬等一百零五人。单就人数而论，确实相当可观。不过，和许多其他类型清人总集一样，此集所收作者的地域分布也存在非常明显的不平衡状况。即就清代部分而言，一百余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江苏、浙江人，或在江、浙一带的道观中修行。如卷三十六所收贝本恒为河南淮阳人，但“自 幼 入 道 天 目山”[9]524; 卷三十七所收钱凝烟为江西人，但“居上海水仙宫为道士”[9]542。至与江浙无关者，则只有寥寥数人，如四川青城山道士董白，四川成都武侯祠道士徐本衷、黄合初，湖北钟祥元佑宫道士梁清格、金清，山东诸城道士隋鸿，江西新建道士陶光斗等; 并且即便在江、浙两省内部，也更多集中于嘉兴、杭州、苏州三府。这种情形之所以出现，一方面是清代江浙地区文化昌盛、领先全国的必然结果与反映; 另一方面，恐怕也和编者张谦为浙江海盐道士，就近取材较便有关。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道家诗纪》所收作者并非皆为道士，一小部分俗世人士由于和道教、道士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从而也被囊括于内。如卷三十五中的杨通幽，本非道士，但却因“其议论皆出人意表，或以为悟道者”[9]501，时人遂“呼之为痴道士云”[9]501。
另外，张仲炘、杨承禧纂《湖北通志·艺文志》又著录佚名辑《汉阳三道人诗稿》十卷，收入清代湖北汉阳三位道士彭炳南、吴佃、冯国瑞之诗作。此集今未知存否，但作为目前所知唯一一种郡邑性质的清代道士总集，仍然有其值得称道之处。
要之，上述数种道士文学作品总集各有其自身特色，为这个长期以来相对冷落而乏善可陈的领域增添了一抹亮色，也为清代方外文学总集编纂写下了引人瞩目的一笔。
附带着眼于收录僧人或道士作品的文学总集之外，清人还编有少量僧、道合选的文学总集。例如清中叶人曹锡辰辑《金陵方外五家诗》。此集今存亡不明，姚文枬纂《( 民国) 上海县续志》卷二十六有著录，并载其成书过程云: “浮屠行荦、真音、超越，道士周鸣仙、王至淳皆以诗自豪。( 曹)锡辰 客 金 陵，日 与 唱 和，归 而 择 其 尤 雅 者 存之。”[10]21a可知凡收清乾隆年间三位僧人、两位道?朱则杰、黄丽勤《两种稀见清诗总集考辨》一文提出可“暂时将两篇序言的作者‘灵璧子’、‘天随子’一起定为此集的编者”。
?少数作者名下收词，分别为卷三十七所含余一淳《好事近·入大涤山》“一片石玲珑”、魏瓠《贺新郎·游仙》“缥缈凌云峤”、王至淳《满江红·祝随园先生八十寿》“山雨新晴”等。
第 1 期 夏 勇 论清代方外文学总集的概貌与特征23士所作诗歌，并且均是与编者曹锡辰互为唱和的产物。
三
虽然清代方外文学总集颇有可观之处，但却至今仍游离于很多研究者的视野之外。此种局面，既和清代文学、尤其是诗文研究所处的较为低阶的发展层次有关，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清代方外文学总集自身的另一大特征所造成的，即: 它们普遍流布不广，较难为研究者所接触。
近年来，清代文学史料的刊布工作有了很大进展，尤其是“四库类”系列等大中型丛书的陆续编纂和影印出版，为研究者提供了最基本的资料。
但纵观这诸多丛书，清代方外文学总集基本还是空白，仅《藏外道书》与《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收入《道家诗纪》。至于经过今人标点者，同样也是凤毛麟角。目前只有《海云禅藻集》，由西泠印社于 20xx 年 11 月推出了中山大学古籍所黄国声先生的整理本。不过该书的流布范围甚为狭窄，连西泠印社所在地杭州，包括浙江省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等主要图书馆，亦均无藏本;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笔者曾咨询西泠印社是否可提供样书一阅，却被告知样书已无处寻觅。缘乎此，欲深入考察、利用清代方外类总集，唯有大面积检索、阅览各地图书馆所藏古籍，但由于清代文献庋藏既乱又散的现状，则这项工作实际上又是难上加难。
正因为清代方外文学总集的流布范围较窄，受关注程度欠佳，所以长期下来便积累了若干含混错漏之处。如钱仲联先生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卷》之“张谦”条，称张谦尝“辑历朝道家诗为《方壶合编》”[11]418。这段文字应抄自徐用仪纂《( 光绪) 海盐县志》卷十九张谦小传。核之《方壶合编》与《道家诗纪》原书，可知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方壶合编》卷首萧应櫆《序》云:己丑( 道光九年，1829 年) 岁结夏海陬，与南北山道人昕夕倡和。栖真观赵淩洲、显佑宫张云槎、徐海客出其先师吟稿及侪辈逝者诸诗，自前明至近代，汇而辑之，得三十二人焉……诸道友恐合编之复逸也，今春谋付剞劂，嘱余选定，以区区阐幽之怀，各系小传，俾其后弟子知先师之梗概，与诗教并垂，他日輶轩有采，方壶道侣不致泯没而无闻。
可见该书先由浙江海盐栖真观与显佑宫道士赵莲( 淩洲其字) 、张谦( 云槎其字) 、徐芾( 海客其字) 等搜采资料，于道光九年( 1829 年) 前后辑成初稿，包括明清三十二位道士之诗作。道光十年( 1830 年) 春，赵莲等又托萧应櫆为筛选篇目，遂成定本，并于翌年付梓。
因此，虽然《方壶合编》的编纂出版同样凝聚着张谦的心血，但严格说来，毕竟还算不上他的代表作。观该书卷首只是将他纳入《校订同人姓氏》，与郑伯壎、李应占等七人同列，即可见出一斑。况且所谓“历朝道家诗”的提法，与该书的收诗时段也并不相符，倒是用来指称《道家诗纪》更加合适。据《道家诗纪》卷三十六刘暻小传载:“( 刘暻) 病后诸藁悉付于火，《方壶合编》仅载烬馀三首。”[9]527查《方壶合编》卷下之刘暻名下，分别为《灌木园怀先少彝公读书处》、《游韬光寺》、《晓泊甪里堰遇雪》，与《道家诗纪》所收相同。由此可知，《道家诗纪》的成书时间应后于《方壶合编》。可能当《方壶合编》编刻完成后，张谦对其文献搜采范围尚不满足，乃着手纂辑《道家诗纪》。他一方面着意辑录《方壶合编》未及采入的诗人诗作，另一方面又将收诗时段上延至唐前，对历代道士诗歌进行了一次较全面系统的清理。不过，从今存《道家诗纪》残稿本勾画涂改痕迹比比皆是，甚至元明清诸卷的部分卷次都尚未最终确定的情况来看，该书可能没有形成最后的定本并付梓，而仅以钞稿本的形式传世。当时过境迁之后，人们对这两种流布本就甚为稀少的道士总集的记忆难免出现偏差，所以也就出现了“辑历朝道家诗为《方壶合编》”。这样，将二者混为一谈的说法。
总之，清代是方外文学总集编纂的最繁荣时期。它的数量较之前代，有了大幅增长，并承载了较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拥有较独特的思想内容。
同时还涌现出一批专收某一地域、寺院内之方外作家作品的总集，以及道士总集，可谓开拓了新领域，取得了新成就。只是这份方外作家作品的资料渊薮、方外文学文化的宝贵遗产，目前的流布范围普遍甚为狭窄，且存在若干错漏含糊之处，需要研究者给予更多关注。
清代文学4
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教人难得糊涂。生逢这个世界，欠缺的胆识的人还是大多数吧，“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福兮祸相依，”很多事情都是两面的，有代价的。
世间没有免费的早餐，拿人的手软，吃人的嘴软。亲人之间感情很好，自然是亲帮亲，用尽心。朋友之间呢？大多数人都会把自己的朋友在心里摆放一个位置，权势，财富都是与己关系好坏的润滑剂，不能说酒肉朋友不能交，生逢其世，如果真的是那种君子之交淡如水，一旦自己有点小困难时，君子之类的人还是打着精神上支持的口号，对局势的'扭转微乎其微。而真的朋友会挺身而出，知道给你真正需要的。所以结交朋友不能单一类的人，“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人生中要有几个可以上刀山下火海的真兄弟，真朋友方少遗憾。“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朋友的情谊会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而变的更加深厚，只因为他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来了，或者他做事有欠缺时你提醒他了。“人生得一知己已足以”，人生在世，都是利来皆往，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努力，但每个人的力量都是柔弱的，这就成就了人们的合作，通过合作人们发现自己的付出变小了，但是回报却有增无减。所以古话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善男信女们喜欢求神拜佛，姑且不论他们的愿望是否真的如愿以偿，但是虔诚的祈祷正给了那些受挫的人挺过难关的信念，“哀莫大于心死”，喏大的世界不可能总是欢乐的海洋，也有风暴来袭的时候，风雨雷电带给人类的代价也有可能很沉重。人类有时候要为自己找活下去的理由和借口。学会接受不能改变的，改变可以改变的。
新种的树苗很容易死亡，如果你把它的叶子剪掉，你会发现它的成活率提高了。代价是一年里看不到长高多少，但是第二年只要风调雨顺，肥料供给及时和恰当，树木会长的硕长。仙人掌说是耐旱的植物，很容易养，可不操心的人不是水浇多了淹死就是久旱渴死。“事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人都是在学习中进步，其中的代价当然是冷暖自知。
事倍功半和事半功倍是代价的亲家，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对利弊的认识有超前的眼光，并且知道用较小的付出换得丰硕的果实。勤奋付出，加上他才，为己所用。己智，深谋远虑。，则胜利如<<三国>>中的草船借箭，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也。
清代文学5
在当代的清代文章研究成果中,陈陈相因的多,真正创新的少。分享了清代文学学年论文给大家参考！
摘要: 清代文学研究有非常独特的学术价值与地位、清代在文学方面是一个集大成的时代,也是承前启后的时代:它是中国传统文学的终结,又是中国新文学诞生的前夜。清代文章在中国文学史上独具特色,在创作上又与清代政治、学术相表里,和政治制度、教育制度、教化风尚、宋学、汉学关系密切,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学术根基,呈现出与明代文章截然不同的面貌,产生了众多著名的作家与作品,并形成影响巨大的流派。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清代文章受到多重冲击,一直受到冷落。近年来,清代文章虽然逐渐受到重视,但其研究仍存在明显的缺陷,仍有很大的学术空间,甚至可以说,清代文章研究将成为古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下面就清代文章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谈几点看法。
对清代文章的研究始于清人。清人学风朴正,考据严密,其文学评论亦较为中肯客观,可资参考者甚多。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皇清文颖》提要谓清人:“治经者多以考证之功研求古义,摛文者亦多以根柢之学,抒发鸿裁,佩实衔华,迄今尚蒸蒸日上,一代之着作,本足凌轹古人。”对于清人文章之特色把握颇准。《四库全书总目》中尚有很多甚有价值的清代文章评价,比如对于清代各个历史时期文章风气的转变,也比较中肯。另外举一个例子。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集部”评价了不少清人的文集,非常尖锐而中肯。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著名的“桐城谬种”之说,已见于该书“戴东原集”条。从此例不但可以看出清人对于清代文章的批评,也可以看到“五四”新文化与清代文化的一些内在关联。学术界一直比较重视“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的关系。事实上,“五四”新文学与清代的关系应该是更为直接的,只是学术界尚缺少必要的关注。
自清代以来,有不少研究清代作家、文集史料的成果,为我们研究清代作家的生平与相关文献提供了借鉴。《清史稿》有“文苑传”三卷,清代著名的诗人作家大致收入(另有些人“儒林”等传),但总体上记载过于简略,更无文学方面的研究。还有钱仪吉《碑传集》、缪荃孙《续碑传集》、闵尔昌《碑传集补》、汪兆镛《碑传集三编》。以上数种上海古籍出版社集为《清代碑传全集》出版,全书共收清代各类人物五万五千多人,是研究清人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此外,钱仲联主编《广清碑传集》是清代作家研究必要的参考文献。台湾周骏富所编《清代传记丛刊》中的“学林类”分儒林、文苑、词林、名家等,对作家研究甚有价值。
在当代的清代文章研究成果中,陈陈相因的多,真正创新的少。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不少研究者未能在文本细读上下苦功。研究有清一代文章,要从作家别集与总集入手。《清史稿》的“艺文志”集部收录当时各类文集目录,相当简单,但为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文献线索和基础。此后,不少学者对此书有所补充,如章钰等编《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彭国栋《重订清史稿艺文志》、郭霭春编着《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王绍曾主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朱师辙《清代艺文略》、百万斋主人编《清代艺文丛话》等。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收六百余种文集的提要目录,评论作者生平及创作。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与李灵年、杨忠主编《清人别集总目》是目前最为完备的文集总目。有清出现一些清代文章总集,为我们研究清代文章提供了较好的文献基础与研究的参照对象。如《四库全书》总集类中《皇清文颖》一书,为清人所选,选录雍正到乾隆间百余年的盛世之文,代表正宗正统的清人文章观。沈粹芬等辑刊《清文汇》(又名《国朝文汇》)为清代文章总集,收作者一千三百五十六家,文章一万多篇,对研究清代文章极具资料价值。黄人在该书卷首序言对清代文章的价值与影响作了评述,也相当重要。此外如《清文补汇》八卷、《清文典要》四卷、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等选集,是清人选清文,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于清代文章的评价。民国以来,亦有一些清代文章选集。如汪倜然编《清代文粹》收录散文、诗词、小说、戏曲、文学评论等文体作品,徐洁庐编、吴虞公校《清代文选》收顾炎武、黄宗羲、方苞、姚鼐、曾国藩等五十余人的文章。台湾方面有高明等编《中华文汇·清文汇》,工程浩大,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关于海外的清代文章研究情况,可以参考台湾“国立编译馆”主编、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印行的《中国文学论着集目正编之七·清代文学论着集目正编》与《中国文学论着集目续编之七·清代文学论着集目续编》,该书所收目录始于1912年终于1990年,包括中文、西文、日文、韩文等语种的研究资料。美国著名学者倪豪士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指南》(Nienhauser, William H.,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一书也有不少可以参考的材料。在工具书方面美国的恒慕义(A. W. Hummel)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reiod),收集中国非官方文献和外国人着作中的资料,收清人一千五百家,可为代表性的成果。日本学者方面,如吉川幸次郎的《中国文章论》、《中国散文论》,藤堂虎雄的《清代古文派》,武内交雄的《桐城派的圈识法》,铃木虎雄的《桐城文派的主张》,青木正儿的《清代文学评论史》等,提供了域外学人的视野。近年美国学者谢正光所着《清初诗文与士人交游考》,考证比较精审,解决了不少问题。法国学者戴廷杰近着《戴名世年谱》一书收集了大量清初作家的文献,甚有参考价值。新加坡的许福吉着《义法与经世——方苞及其文学研究》为其博士论文,文末所附《桐城派大事年表》有一定价值。
现有研究清代文章的专着多数成果集中在对于桐城派文章的研究。如姜书阁《桐城文派评述》,梁堃《桐城文派论》,魏际昌《桐城古文学派小史》,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刘声木《桐城学源流考》、《桐城文学撰述考》,马其昶《桐城耆旧传》,王镇远《桐城派》等,近年还出版多种,可谓不胜枚举。总体上看,目前清代文章研究涉及面相当狭隘单调,与清代文章的原貌相去甚远。其实,除了桐城派之外,清代可以研究的文派还不少,这方面,曹虹的《阳湖文派研究》是别开生面的研究。此外,如“国初三家”、“宁都三魏”与“易堂九子”、“姚门四弟子”、“湘乡派与曾门四弟子”、“骈文八大家”、“岭西五家”等。清代还有一些重要的文社可以研究。如雪苑社、沧浪会、慎交社、同声社、原社、弃繻社、望社、十郡大社、南屏文社、清河文社、博我文社、三老会、三千剑气文社、神交社、南社等。在作家研究方面,现有的研究又相对集中于明末清初时段个别作家与思想家。以清代前期而论,明末清初,除了像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屈大均、傅山等人之外,如孙奇逢、徐世溥、陈弘绪、王遒定、查继佐、李世熊、贺贻孙、钱澄之,前期作家如丘维屏、曹尔堪、吴绮,王艮、计东、朱彝尊、储欣等,清代中期的颜元、廖燕、李塨、潘耒、王源、邵廷采、李青霞、黄之隽、李绂、杨椿、茅星来、雷、沈廷芳、全祖望、汪师韩、卢文弨、蔡上翔、彭绍升等,晚期的龚自珍、魏源、冯桂芬、王韬等人,可以研究的'确是很多。王镇远等《清代文学批评史》,目前是清代文学批评有代表性的研究着作,但是清人以理论的自觉性、系统性着称,对传统古文、骈文等做了系统深刻的总结,清代文学批评仍有许多题目可做。
从文体研究来看,除了桐城派的古文以外,清代骈文与八股文的研究都非常薄弱。清代骈文的成就相当高,非常值得研究。清人在骈文方面已有一些重要选本,如曾燠《清骈体正宗》,选清初以迄乾嘉的骈文。曾燠本人为骈文名家,选文鉴别力高人一等。张鸣珂《国朝骈体正宗续编》、胡永光辑《清代骈文名家征略》也值得借鉴。清代前期如陈维崧、毛奇龄、朱彝尊、尤侗、李绳远等,中期如胡天游、汪中等,晚期如李慈铭、王闿运等都是骈文名家。清代的骈文研究基本仍处于初期阶段,可拓展之疆域甚广阔。清代八股文研究的现有文献相当丰富。方苞《钦定四书文》中选了清八股二集,代表当时的标准。吕留良《小题观略》、《大题观略》,在当时影响极大。俞长城编《可仪堂一百二十名家制义》四十八卷,选文从明至清康熙间,八股文源流正变汇于此编。每位作家之前皆冠以小序,介绍其人与其文,对了解八股文的发展极有帮助。梁章钜《制义丛话》,收集了大量的八股理论与八股史料,是研究明清八股文最为重要的文献之一。又如李调元《制义科琐记》注意的人很少。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是作者据亲身经历所写的,是研究清代八股文与科举制度最重要的文献之一。近十多年来,受到文化研究的影响,八股研究也随着热闹起来。启功等着《说八股》,借题发挥的文化研究多,实质上的体制研究少。所举例多采自梁章钜《制义丛话》,影响很大而价值一般。邓云乡《清代八股文》是目前研究清代八股比较专门的一本,不过其中多数是八股文普遍的问题,而对清代八股文的特点与具体的历史反而没有探讨。近年八股文研究成果甚多重复,且多是从文化上见仁见智的评价。对八股文进行文化上的分析或评价当然有必要,但是如果没有对清代八股文的体制、名家、派别、作品以及相关的考试制度、评价标准、八股理论、八股与其他文体的关系等问题先进行实证性的研究,则文化研究难免是人云亦云的重复或者是翻云覆雨的颠覆。
《清史稿·文苑传序》认为:“清代学术,超汉越宋,论者至欲特立‘清学’之名。而文学并重,亦足于汉唐宋明之外别树一宗。”清代文章与清代的政治、学术、教化、风尚等关系特别密切,这是清代文章研究复杂与困难之所在,但也是其特色与魅力之所在。现在这方面已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并取得一些可喜的成果。马积高的《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从学术史的角度研究清代文学,也比较有新意。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一书,涉及五位清代作家,该书结合思想史与学术史来研究清文,颇有独到之见。另外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虽然不是专门研究清代文章的,但对研究那时段的文人心态、生活状况与文章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从清代的政治、学术、教化、风尚入手去研究清代文章,应该是清代文章研究的基本途径,这又要求研究者需具有政治史、学术史等方面的功力和史识。从这个角度看现有的清代文章研究成果的数量、质量与清代文章历史本身之间,差距是巨大的。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差距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来说,正是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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