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孟子的形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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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士”的起源于发展
关于“士”的起源，有许多不同的说法，诸多典籍和文化学者也有不同的见解。无论是孔子关于“士”“推十合一”为“士”的定义，还是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关于对“士”做“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十一”的解释，还是《白虎通》中“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的理解，都是从不同角度对“士”进行解读。
而普遍的认为是，从历史学角度来看，“士”起源于西周，周初之士较多的源于分封制。《孟子·万章下》中记载周室的班爵制：“君一位，抑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礼记·王制》中记载道：“诸候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西周时期的主要政治制度是宗法制和礼乐制，因而，士必须娴熟于礼乐典章，而且，士还通常担任着政府的官职爵位。到了春秋时期，随着社会变革的加剧，政治的斗争与军事斗争日趋激烈，一直以来沿袭的宗法制度和礼乐秩序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士阶层随着人口数量的逐渐增多也慢慢分化出来形成独立的社会阶层。
先秦时期对于“士”的角色定位绝对不同于后来历史上乃至现在对于“士”的简单理解。顾领刚先生1959年在《文史杂谈》上发表了论文《武士与文士之蜕化》，就认为文士是由武士蜕化而来的。只是后来，随着知识分子在政治统治、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社会变革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士人的作用和职能更加明确化，知识与道德的涵义也越来越凸显，也才逐渐形成了后来历史上，乃至现在对士阶层的简单的，狭义的概念，即知识分子阶层。
二、《孟子》中关于“士”形象的界定
我们都知道孟子和孔子都是儒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而且孟子的儒家思想也是与孔子一脉相承的。因而，在关于“士”的理解上孟子不可避免的要承袭孔子的观点。孟子继承、发扬了孔子“士志于道”的理想性规定，使得士与道的关系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孟子关于“士”的界定绝不是与孔子尽然相同的。孔子处于礼乐崩坏的初期，孔子是当时典型的士阶层的代表，也生动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贵族地位下降,庶人地位上升,而“士”正是处在二者的交叉点。从《论语》中摘录孔子对于“士”的描写来看，“士”的职业有:“执鞭之士”、“辟人之士”、“辟世之士”;“士”分三等:“行己有耻”、“不辱君命”之士,“孝”、“悌”之士,“言必信、行必果”之士。概言之，孔子心中的“士”是“仁、智、义、尚忠、质直”的人。
《孟子》中所谈到的“士”代表着战国时期新生的士阶层，虽然也不同于我们后来所理解的知识分子阶层，但是已可以看出《孟子》中对于“士”的描述呈现出明显的文化化的倾向。《孟子》全文中多处使用了“士”，除去用于人名的，其余约有 63 处，而在此之中，有四处表示军队、士兵，“舜为天子，皋陶为士”一处表示执法者；另有“绥厥士女”一处中表示男子。其余的意义均为“士、农、工、商”四民之首，表示的是一种社会身份和地位。可以看得出来，孟子所指新生士阶层就是“读书人”、受过良好教育者，而其出身既有贵族也有庶民。可以说，在先秦诸子著作中,继承了孔子的原有思想，《孟子》对“士”的社会角色阐释得最为全面和准确,似无出其右者。孟子所论之“士”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原型。
三、《孟子》中“士”的形象
1.“士”的精神品格
孟子时期的士人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形成后则必然具备独立的品格，这种独立品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便是独立的社会身份；其二则是独立的人格。我们知道，士阶层形成以后，逐渐成为掌握知识的阶层，他们一方面凭借自己掌握的'知识影响和干预社会的发展，一方面又通过这些知识反观自身，不断修身检思，锤炼自己的独立人格。
我们知道，作为独立的人，“士”的身份一开始并不是独立，尤其在春秋以前时期，“士”多以武士的身份存在，这只不过是为统治者“执干戈，卫社稷”的工具罢了。而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制度的崩坏，社会的动荡的加剧，作为主要掌握知识文化的士阶层不得不重新审视社会现实与自己的生命价值。于是，一种主要依靠知识来谋生，“不耕而食”的社会阶层——士阶层便应运而生。到了战国时期，西周宗法制度接近崩溃的边缘。各诸侯之间的矛盾也是愈演愈烈，政治的斗争和军事斗争此起彼伏。各国君主为了加强君权，削弱旧贵族势力以富国强兵与他国争雄，不得不任用来自下层甚至来自他国的人才来辅佐自己，士人以其自身优势首先得到重视。随着士阶层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其独立的社会身份和地位也逐渐奠定和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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