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社戏人物形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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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社戏人物形象分析

　　鲁迅短篇小说《社戏》是以其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为依据，用第一人称写的在浙江绍兴小村看社戏的作品。小说主要通过夜里行船、船头看戏、月下归航这几个充满江南水乡气息的画面来表达作者对少年时代快乐生活和浓厚情谊的怀念及眷恋。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鲁迅社戏人物形象分析，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鲁迅社戏人物形象分析

　　鲁迅社戏人物形象分析篇1

　　在《社戏》中，所出现的人物有较多，以个体而言，作者所提及的有迅哥儿、母亲、外祖母、双喜、阿发、桂生、六一公公，在这些人物中，双喜无疑是一个出众的人物，他在情节的展开上起了重要作用。

　　“孩子王”双喜

　　载“我”去看社戏的船是聪明的双喜想到的；在驾船和安全的问题上是双喜打的包票，是双喜担任的舵手。由此可断，如果没有双喜此聪明大胆能干的朋友，“我”此次看社戏之愿许要泡汤了。

　　当抵达赵庄开始看戏时，双喜又为“我”介绍和解释演员的舞台动作；大伙因老旦的戏而感到扫兴，“不住的吁气”“打起呵欠来”时，双喜又一呼百应地率众而归；在归途中偷罗汉豆一节，是双喜考虑到先问问阿发的意见再偷，又考虑到只偷阿发一家的豆，阿发娘若发现又要哭骂的，大伙才又到六一公公地里偷了一些；吃了豆又是双喜考虑到细心的六一公公因少了盐和油会发现他们的“劣迹”，最终使问题得以集中讨论合力解决；当船到家时，更是双喜报的平安。如此一个细心周到又顽皮未脱的乡村少年，便在看戏和胜利而归的趣事中，处处起了“孩子王”的作用。

　　六一公公次日的责问证明了这一点，第一个问的就是双喜，可双喜却能把“偷豆”的不耻说成“请客”的高雅不说，还傲气说“当初还不要你的呢”，并反而责怪六一公公吓跑了他们的虾。双喜的狡黠和诙谐令趣事一趣到底。

　　在整篇小说中，双喜成了小朋友的领袖，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人物。双喜也是“孩子王”，但他的智慧、勇敢、热情周到是个体的表现，不代表别人，只代表他双喜自己，一如他的自信。

　　自家也“偷”的阿发

　　阿发在小说中突出了两次，一次是出航时拔后篙，说明他也是能干的“航家”，与双喜是合作愉快的一对；一次是偷罗汉豆时，双喜问“阿阿发，这边是你家的，这边是老六一家的，我们偷哪一边的呢”时，“阿发一面跳，一面说道，‘且慢，让我来看一看罢’。”当他往来的摸了一回后，直起身来说道，“偷我们的罢，我们的大得多呢。”这一回答可以说是震人耳聩的，出人意料而又妙趣横生的。说是偷豆，偷到自家田里，还煞有介事“验收”一回，最后由自己定夺，“偷我们的罢”，还是用哪个“偷”字，竟不用“摘”。这里出现在读者面前的不再是能干的阿发，而是一个热情有余，顽皮透顶，懂得“顾大局”不扫人兴的主儿。可以这么说，如果阿发把“偷”字略了，而换成“摘”的话，这“趣儿”将大大逊减，也许小说尾文作者也不会写出“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这样的话儿来。

　　自家豆被偷，娘会哭骂，阿发是知道的，但为了招待好朋友，不扫大家的兴，娘的哭骂也就不重要了。娘的哭骂，对阿发来说，是件不光彩的事，（日里定被伙伴嘲笑过的了），这倒很影响自己的“待客礼教”及在伙伴中间的地位，今天倒是为自家赚点脸面的机会，哪有犹豫之理？当然这是一家之言，也许调皮的阿发压根儿就没想这么多，只是一个心眼的想偷罗汉豆，自家和六一公公家，只要高兴，偷哪一家不是“偷”呀？

　　“小谗猫”桂生

　　再说桂生。桂生在小说中也出现了两次。

　　一次是在看戏时，“我”托桂生帮买豆浆，桂生去了回来说，卖豆浆的聋子也回去了，买不到，给“我”舀一瓢水。“我”是城里来的客人，会念“秩秩斯干”，当然是值得尊敬的，对于“我”的要求，桂生不容推辞，理应效劳。可惜没有完成任务，回来后也不会安慰，还说“日里我还喝了两碗”，最后干脆提议“我”喝水算了……他白纸样的纯朴、活脱脱的天真、烂漫的模样就跃然纸上。

　　二次则是在归途中，听到大家说无力摇船，想是饿了的缘故，就想到“罗汉豆正旺相”，给读者一副对吃很有兴趣的形象。按此看，“我”许是知道这一点，才托桂生去买豆浆吧！

　　这时，桂生的形象似乎清晰多了。当然，表面上看，他的提议在推动小说情节发展作用很大，但那么一群孩子当中，也许想到“罗汉豆正旺相”的不独桂生一个只是作者让桂生提议出，确有给桂生套上“小馋猫”帽子的嫌疑。

　　宽厚的六一公公

　　孩子们偷豆并用了宽厚的六一公公的盐油。六一公公是发现了，而他对孩子们的责怪，并没有孩子们想象中的严重。

　　看，他问双喜时说，“你们这班小鬼，昨日偷了我的豆？又不肯好好地摘”，此言之意，如果肯好好地摘，是无伤大雅的；也可作双喜他们“偷窃”行为也不止一次一说。（骂与不骂一样，弄不好这群活宝，不知又会搞出什么花样来。也拿他们没办法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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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是“请客”后，六一公公“觉悟”也不低，继而问我“豆可中吃呢？”，“我”说好，六一公公听“我”夸他的豆好，竟高兴起来，还要送些给姑奶奶尝尝，更热情有余地一个劲儿夸“我”有见地，会中状元，说什么姑奶奶的福气是可打包票的'了。什么年代了，还打包票中“状元”。谁都听出是套近乎话语，而这一份对孩子的爱却是值得赞许的，正是这种宽容和“宠溺”，令一群乡村孩子有了自己的天空，可以自由自在、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让他们的天性可以健康而纯洁无拘无束地发展。六一公公则成了人情味浓郁、热情好客、朴实，心地善良而又乐观的乡下人的代表。

　　在这些活灵活现，呼之欲出的人物当中，母亲的表现则是纯粹情节的需要，衬托出孩子们能干、周到和六一公公的“好”，但是可以断言他在关心自家孩子和孝顺方面是典型的；而外祖母竟埋怨家人处事不力，办事不周，不合待客之道。则又是乡里人--有一定头面的人对乡里风俗礼数在她身上反映，即是说，乡村里自老到小是有一种好客周到的大气候，对孩子的关心竟也皮毛地注意到了“心理”，可想而知“我”在这里是多么的惬意，如何不说此地乃“我的乐土”。而这时哭骂的阿发娘就不显得太“丢脸”了，反而把乡村里的另一个小气候提了出来，让人感到“乡村，还是那个乡村”，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完完整整。

　　这些人物形象，鲁迅主要是把他们放在具体事件中，通过行为和语言的描写树立起来的。许是由于回忆年代太前，作者没有对人物进行外貌描写，但你看到在他熟练地运用白描手法中，通过人物的三言两语，一举一投，便把人物勾勒得清晰灵现，你便觉得外貌描写的欠略不再重要，有之，反现添足了。

　　随着作者的笔端，忆游他快乐自由的少年时代，与他亲密无间、天真漫烂的伙伴们，同游同乐后，不由深深喜欢上里面的人物了。文中这群人物，不矫揉造作，更不“炒作”，在读者眼里，是一群地地道道的、老老实实的来自生活中的人。如果叫人读了，会或拍案叫绝，或微笔颔首，过目不忘，回味绕梁，也不奇怪了。

　　鲁迅社戏人物形象分析篇2

　　鲁迅先生在短篇小说《社戏》里刻画了一群活泼的农家少年形象，表现了劳动人民淳朴、善良、友爱、无私的美好品德，在这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中，最鲜明突出的，莫过于双喜。他聪明能干、善解人意、富有同情心，而且反应灵敏、考虑周到、办事果断、充满自信，又有组织才能和号召力，是当之无愧的孩子王。而双喜这一人物形象最鲜明突出的特点，就是聪慧、机灵，堪称“智多星”。这些，作者都是通过对人物自身的言行描写，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的。

　　一、请写包票

　　白天，由于没有找到大船，又不准和别人同去，“我”未能如愿以偿看社戏。晚上，“我”的伙伴们高高兴兴来说戏，只有“我”不开口，大伙儿深表同情。就在别的伙伴唉声叹气之时，惟独双喜想到：“大船？八叔的航船不是回来了吗？”十几个别的少年这才大悟，并提议坐了这航船与“我”一同去看戏。这固然解决了船的问题，给“我”一线希望，因而“我高兴了”，但孩子们随即面临又一个难题。外祖母“又怕都是孩子们，不可靠”，言外之意，还得有大人随行方可；但母亲又说“若叫大人同去，他们白天全有工作，要他们熬夜，是不合情理的。”外祖母的担忧，母亲的解释，无不入情入理，孩子们已被驳得哑口无言，迅哥儿心中，刚刚升腾的热望转瞬化为泡影。还是多亏双喜急中生智，立即看出母亲迟疑犹豫的“底细”。什么“底细”？外祖母怕孩子们不可靠，母亲又不便请大人，这结论显然是不能去。但无论是外祖母还是母亲，在内心里也都希望“我”去，只是前者担心安全，后者请人为难。胆大心细的双喜最终解决了这一难题，即写包票，保证迅哥儿的安全。

　　“我写包票！”是“我”，不是“我们”，多么自信！凭什么保证？既不能空口无凭，又必须以理服人。第一、“船又大”，行船平稳，不易翻沉；活动范围大，不易落水。第二、“迅哥儿向来不乱跑”，更不会落水，保险系数大增。第三、“我们又都识水性的”，即使迅哥儿不慎落水吧，也可以迅速获救，有惊无险。

　　就这样，从客观到主观，丝丝入扣，无懈可击，终于说服了外祖母和母亲，“不再驳回”，且“都微笑了”。这微笑，即是对“我”安全的放心，也是对聪明的双喜由衷的赞许。

　　二、合理分工

　　上船后，十多个少年并未乱成一团，而是合理分工，井然有序。

　　“我坐在舱中”，是为了“我”的安全。年幼的无力摇船，就陪我坐在舱中，其实是保护“我”，筑起一道防线。较大的则“聚在船尾”，既便于接班摇橹，又可以防止“我”发生意外，这是为“我”的安全设置的第二道防线。如此这般，“我”还有什么危险？平桥村离赵庄五里之遥，孩子们也不过十二三岁，体力有限，所以，“架了两支橹，一支两人，而且一里一换。”这样，按年龄合理分工，既各尽所能，又保证了“我”的安全，还保证了船行的速度。

　　煮豆时，“几个年长的仍然慢慢的摇着船，几个到后舱去生火，年幼的和我一起剥豆”，也同样体现了分工的合理性。

　　这一切，难道不是双喜的智慧吗？

　　三、时时远虑

　　看戏时，戏并不好看，大失众望，甚至“破口喃喃地骂”。“全船里几个人不住的吁气，其余的也打起呵欠来”。就这样苦熬下去吗？只有双喜想到“怕他们唱到明天还不完”，才断然决定：“还是我们走的`好罢！”大家立刻都赞成。要不是双喜当机立断，大伙儿真不知道要苦熬到何时！

　　偷豆时，大伙儿在阿发家的豆田里，各摘了一大捧。十几个人就是十几大捧，数量可不少啊！又是双喜多一个心计，“以为再多偷，倘给阿发的娘知道是要哭骂的”。大家这才到六一公公的豆田里又各摘了一大捧，以减小目标，避免暴露。

　　吃豆后，孩子们把所用器具洗得干干净净，把豆荚、豆壳全抛到河水里，好像“什么痕迹也没有”，可以万事大吉了。还是双喜考虑的更周到。“用了八公公船上的盐和柴”，这可一时无法补上呀？而那老头子“很细心”。显然，这条“罪证”是无法掩盖了。大伙儿无可奈何之时，也只好横下心来：“不怕！”。而且，商定了应付责骂的对策：一是“要他归还去年岸边拾去的一枝枯桕树”；二是“当面叫他八癞子”。若没有双喜的远虑，面对“八癞子”的责骂，孩子们也许只好仓促应战，落荒而逃，蒙羞受辱吧？

　　的确，时时处处，双喜都比别人多一个心眼、多一分聪明，总是智高一筹。

　　四、智对六一

　　“双喜，你们这班小鬼，昨天偷了我的豆了罢？又不肯好好的摘，踏坏了不少。”

　　六一公公的责词有两层意思：一是略带肯定的语气责问偷豆一事；二是责怪“不肯好好地摘，踏坏了不少”。双喜为何只答其一，不理其二呢？这正是其聪明之处。

　　他已经从老六一的话中听出弦外之音：他似乎并不怎么气恼自己的豆被偷，只是责怪“小偷”们没有“好好地摘”，以致“踏坏了不少”。偷了人家的东西，还糟蹋不少，自然于心有愧，但碍于面子的双喜哪肯低头？所以，他干脆来个避重就轻。其“就轻”，也真有水平！

　　“是的。”斩钉截铁般的两个字。多么干脆，多么爽快！他为何如此大言不惭，理直气壮地承认偷豆之事呢？“我们请客！”这才道明原委。没有过多的分辩，硬梆梆的四个字，意味深长。在平桥村，“合村都是同姓，是本家”，“一家的客，几乎也就是公共的。”摘豆待客，有何不可？倘若硬要追究，是对客人不尊敬，岂不小家子气？“我们当初还不要你的呢。”得寸进尺，稚气十足。不错，孩子们做贼还择肥选瘦，嫌过他的豆小。但这里话中有话：“我们根本看不起你的豆！我们招待尊贵的客人，偷了你的豆，可是你的荣幸哩，别不识抬举吧！”瞧，受害者在双喜的巧嘴里居然成了幸运儿！多厉害的双喜！可他还不甘休。“你看”，这声招呼，显然在于转移对方主意力，以免再纠缠下去。“你把我的虾吓跑了！”话题由“豆”转到“虾”，双喜由被动转为主动，而原告却沦为被告，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肯定老六一无法看到双喜所声称的“我的虾”，那多半是无中生有。但双喜足可以心安理得了：我偷了你的豆，你吓跑了我的虾，该扯平了吧？若真要计较下去，你的豆，大不了用自家的赔吧？可是，我偏要那只被“你吓跑”的虾，你有什么办法吗？

　　面对双喜这淘气的鬼精灵，宽厚的老人立刻转怒为喜，笑脸相迎，还向“我 ”问长问短。

　　鲁迅笔下的双喜，不愧为聪明、机灵的孩子王。他甚至有时显得有点狡黠、无赖，让人忍俊不禁，啼笑皆非，但作为十二三岁的孩子，倒不失为可喜可爱之处。

　　拓展：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字豫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民主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早年与厉绥之和钱均夫同赴日本公费留学，于日本仙台医科专门学校肄业。“鲁迅”，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最为广泛的笔名。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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