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二道贩与我们的三道贩作文
热衷于神化胡适者，看到“二道贩”几个字，或许会直眉瞪眼的吧。敢请稍安毋躁。你们一定读过胡适亲密“小友”唐德刚的《胡适杂忆》吧，那书里把这意思说得很明白的。
胡适极亲近和信任唐德刚，唐德刚对胡适也是极为崇敬的。《胡适杂忆》对胡适称颂起来也可谓不遗余力。但唐先生的可敬之处，在于并没有陷入对胡适盲目崇拜的泥淖。对他所认为的胡适的局限，他也是直言不讳的。今天的胡适崇拜者崇拜的是作为“自由主义大师”的胡适。而恰恰是对这一个胡适，唐先生颇不恭维。唐先生认为胡适论政是“以小常识谈大问题”；认为胡适对民主政治是只求“形似”而忘其神；认为“胡先生的政治言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相当空泛的，甚至是一些没有经过‘小心求证’的‘大胆假设’！”……
对作为政论家的胡适，唐先生最不满的，是他并没有自己的思想，只满足于对杜威等西方人士的介绍：“胡博士在思想上的成就，应该与马克思、杜威两博士三分天下，才算好汉！……胡博士不此之图，而却在马、杜两博士之间，搞‘拉一派、打一派’的勾当，那就未免低首下人，自暴自弃了。”唐德刚对胡适的指责，当然没必要全盘认可。实际上我也曾作文，对唐德刚的某些说法提出异议。但说胡适在思想上是充当一个贩运者的角色，这立论似乎是难以推翻的。
胡适贩运过来的东西，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今天在人们眼里显得很新鲜，以至于有人翻开胡适文集，连声惊叹“长学问”。这实在让人想到刘老老进了大观园“喜得手舞足蹈”。刘老老在大观园里虽看得眼花缭乱，但对大观园里的形形色色，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尤其那装有“西洋机括”的穿衣镜一类物事，更令她莫名其妙。今日的一些读胡适而惊呼“长学问”者，真实的收获，恐怕也不比走出大观园的刘老老更多吧。
我曾经写过几篇介绍和称颂胡适观点的文章，这自然只能算是“三道贩”，是“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种对胡适的“三道贩”的.文章，如今到处都是。虽然有时未免像“歪嘴和尚念经”，有时则像“刘老老醉卧怡红院”，但总体上说，这种“三道贩”也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也还会干这种“三道贩”的“勾当”。但我如果把这种小商小贩的行为说成是在“思想”，那上帝恐怕不但要发笑，还要连声打喷嚏了。
在神化胡适的同时，是对鲁迅的妖魔化。他们总是在“比较中”扬胡抑鲁。要对胡鲁进行比较么，胡适无条件地服膺了一种既有的理论体系，而鲁迅对任何一种既有的理论体系都心生疑虑，我以为这是二人最重大的差别。至于原创而深刻的思想，鲁迅有，胡适则几乎没有。对“阿Q精神”的揭示，说早有了世界性影响也不为过吧。此外，如“暂时做稳了奴隶”与“想做奴隶而不得”；“做戏的虚无党”；“无主名的杀人团”等等，都可谓是有着鲜明印记的“鲁迅思想”。有谁能举出一种堪与媲美的“胡适思想”来吗？
唐德刚说，“一直躲在象牙之塔内的胡适之……少年翰苑、中年大使、晚年院长，‘飞来飞去宰相家’”。今天颇有人嚷嚷着要学胡适的“样”，要走胡适的“路”。我也想学这“样”，也想走这“路”，但实在不知怎样伸胳膊迈腿。
有能教我者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