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影视盗版猖獗现象的深思
“流出的版本清晰度很高，至少也是在影厅架了三脚架拍摄的。我们通过自己的技术手段查了出来是哪家影厅，但是还有很多证据需要论证，比如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以及影院是否配合了影片的盗录等等。”张晗告诉小编。
同样计划走法律途径的还有电影《微微一笑很倾城》的片方，其通过新浪微博发布的律师函中表示，“电影在上映两小时内即遭遇盗版，盗版资源在微博、微信、贴吧、QQ群等被大肆传播，其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令人发指”，“且删之不尽，堵之不竭，自上映之日一周内，数以百万计的网民通过自媒体平台表示看过枪版，具体数字庞大且不可估量”，片方“已经报案并将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采取法律手段维护合法权益”。
在张晗看来，走法律途径更大的意义在于表明态度，但对能起到多大实际作用并不寄望：“盗版走法律程序，首先是取证难，然后参与盗版的人可能遍布世界各地，去哪里报案也让我们困惑;即便进入法律程序，案件周期会拖得非常长，人力、时间、经济成本都非常大;而且国内对于盗版几乎没有什么惩罚。对于我们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事情，但最后可能连民事案件都算不上，只能得到一个协调解决的结果。”
《心花路放》制片人王易冰同样认为，对盗版的维权太过艰难：“所有影人对盗版都恨得咬牙切齿，没有人不想维权，但是上千、数万个盗版资源，IP地址也不一样，很多还不在国内，用自己的律师去取证或者是走法律程序都很难。即便取了证找到他、起诉他，对方也只是一个个人，他得不到什么惩罚，我们也得不到什么补偿。”
一位影视公司总裁告诉小编，对于片方来说，与其去追究盗版，还不如去追究偷票房。“偷票房我可能还能追回结果来，追盗版我要花更多的精力，最后却基本得不到什么补偿或者是结果。”
对盗版的这场战争，电影人、消费者、政府、司法谁都不该缺席
“防不胜防。”张晗如此评价国内电影盗版的猖獗，“国内有六七千家影院，没有严厉惩罚措施的话，偷拍、盗录对于片方而言根本顾及不过来;映前试映、点映，卖数字版权，各个环节有一丁点不小心都有可能导致电影被盗版。”
张晗所在的安乐在防治盗版方面几乎已是殚精竭虑，“每当有影片上映时，我们都需要花几十万的费用请律所帮忙监控与反盗版。电影上映前一周开始需要律师团队24小时监控，我们自己也不停地监控，每当发现到盗版链接就会去发公函，但是每天网络上盗版的信息都是上千条，根本忙不过来。”
实际上，上千条的盗版链接可能只是一部电影被盗版链接的十分之一。冠勇科技是一家业务涉及到反盗版的公司，公司总裁吴冠勇告诉小编，根据他们对几百部电影的监测，平均每部电影的侵权链接都超过了一万条，来源于小网站、贴吧、云盘等相对隐秘又便于传播的网络途径，而且即便对链接进行删除，很快也会有新的链接流出，从事后防范盗版的角度来看，虽有收效，却难杜绝。
2014年上映的《心花路放》对盗版的防治或许可以提供一定的借鉴。王易冰告诉小编，早在电影上映之前，片方就与百度以及一些视频网站作了深度的沟通以及合作，对于相应的关键词搜索及盗版链接都有较为敏感快捷的处理，“对于现在的中国市场来说，盗版肯定会发生，与渠道方提前合作进行防范，还算能取得不错的效果。”
然而，众多电影人更期盼的还是完善的法律体系与管理方更加严苛的惩罚制度。所有接受小编采访的电影人都提到了三点：
· 其一是希望相关国家机关能制定更加具体明确的法律以规制影视行业的盗版行为;
· 其二是希望执法部门能加大处罚措施;
· 其三是希望管理部门对于参与盗版的业内从业者能有更加合理的惩罚措施。
“盗版对于中国电影产业一直就是一个顽疾。十年前盗版比现在还猖獗，但是现在更加隐蔽也更加容易扩散。这十年来，从立法的角度来看，对于电影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盗版的惩治始终没有什么进步。现在在中国也没有信用体系，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组织，甚至对于内外勾结的影院，盗版的代价都太小了，获利又快，盗版当然难以防治。”一位制片人无奈得告诉小编。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郝亚超律师认为，目前在中国的法律体系里，无论是民事犯罪还是刑事犯罪，知识产权犯罪的成本都很低。如果可以游说立法机关提高知识产权侵权成本，通过法律提高违法成本，提高补偿金额标准，可以更好的防治盗版的发生;同时从国内影业遭遇如此大规模的盗版来看，如果有一个可以提供程序化诉讼的组织，也有利于国内影业公司通过法律来解决问题。
除此之外，在郝亚超看来，还需要有更多的电影人不怕耗费精力地去走法律途径，“一定要有人打反盗版的官司，有一个成功的案例就能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有越来越多的蔡明亮，才可能在针对盗版的立法上更加强势。”
或许我们还无法指望消费者主动提高版权意识去拒绝盗版、只买正版，但对制作盗版、传播盗版的组织和个人加以严厉惩处是立法、司法、执法对于繁荣电影产业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应尽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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