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儿童音乐研究的思考
研究儿童音乐作品，自然要确定“儿童”这个概念。从广义上讲，儿童泛指法定成人年龄以下的人;而狭义的界定是将未成年人分为婴儿期、幼儿期、儿童期、青年期。本文所指的“儿童音乐”包括适合青少年的音乐、适合幼儿的音乐以及胎教音乐。“儿童音乐作品”则包括适于儿童演奏、演唱的音乐作品;适于儿童欣赏的音乐作品;在题材和形态上具有儿童音乐的某些特征，但又适于成年人表演、欣赏或老少咸宜的音乐作品。
一、研究儿童音乐具有社会现实意义
笔者研究儿童音乐的原因除了受“具有很强可塑性的儿童时期是艺术培养的关键期”“儿童音乐对于少年儿童本质意义在于其人格的发展和情感的培养”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笔者被布尔迪约与帕斯隆所著的《再生产》所震撼。这部著作指出：“从教育行动是由一种专断权力所强加的一种文化专断的意义上说，所有的教育行动客观上都是一种符号暴力。”①这里的“符号暴力”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暴力，而是指教育具有一种专断权力。“教育工作是一种长期灌输的工作”②，它使一种文化专断的原则以一种习性的形式内化。儿童作为教育的接受者，具有一定的受动性，受周围文化环境的影响很大，而音乐是作用于心灵的最有效的媒介。儿童接触的音乐信息如果不是优质的、合适的，那么低劣的、不合适的必然取而代之。从这个意义上讲，儿童音乐作为一种最有效地被儿童接受消化的教育资源，预示着社会文化再生产的结果，从而预兆了社会的成熟与否。对儿童音乐的这样一种思考和定位，正是促使笔者选择这个课题的深层原因，也使得这一研究具有了社会和现实意义。
二、研究西方儿童音乐的方法与内容
笔者认为，对西方儿童音乐的文化考察，可以采用比较分析、交叉渗透、个案考察、形态分类等研究方法。研究的视角包括西方儿童音乐的文化特性、社会功能和形态范畴。
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研究：
(一)从社会学角度进行考察，通过追溯西方音乐历史，发现各个时代社会的儿童观直接影响儿童音乐的创作与传播。在中世纪以前，儿童被看成“小大人”。文艺复兴后开始重视探讨儿童的特殊性，倡导尊重儿童的独立人格。但直至18世纪才明确提出“儿童亚文化”的概念。所以到18世纪以后，尤其在19、20世纪，西方儿童音乐创作方面才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
(二)从艺术哲学的角度来考察。儿童音乐与成人音乐在美学特质上尽管有众多类似的方面，但由于不同的艺术对象在生理、心理和文化上的差异，儿童音乐也存在独特的美学特质，如直观具象、纯真稚拙、情感恬适、自律表意、民族性格、泛灵幻想等。
(三)以巴托克的钢琴作品集《献给孩子们》为个案，考察儿童音乐体现的民族性特征和儿童音乐的民族基质教育价值。重点分析巴托克关于儿童音乐民族风格与“儿童世界”相统一的观点、用民族音乐的简朴之美对儿童进行“精神培养”以及民族风格多样性的观点。强调了儿童在学习音乐初期就应该接触民族音乐语汇，自然而然、潜移默化地构建儿童的“音乐母语”意识。
(四)从艺术形态学的角度考察，对西方儿童音乐进行分类。文中借鉴俄国美学家莫・卡冈的“体裁作为形态学范畴”③的思路，按照活动(艺术实践、游戏等)、题材(自然、文学、生活等)及体裁(儿童歌剧、儿童歌曲、交响童话等)三个方面进行分类，以揭示西方儿童音乐结构模式的规律性和结构变化的多样性。
对西方儿童音乐的文化考察，为反观中国儿童音乐创作状况提供了一种参照和启迪，有利于开阔视野，拓展思路，从社会、文化、教育、机制等方面来分析现状和原因，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展望和开创中国儿童音乐创作繁荣的前景。
三、研究西方儿童音乐的几点启示
对西方儿童音乐的文化考察，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首先，儿童音乐繁荣与否，不是取决于作曲家个人的喜好，而是社会文明化程度的结果与鲜明标志。西方从14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对“人”的肯定，到18世纪对“儿童”的重视及随之儿童音乐创作的逐步发展，经历了400余年的思想历程，与社会文明的发展相呼应，体现了思想观念与社会的巨大进步。
其次，彪炳史册的西方经典儿童音乐作品大多出自著名音乐大师之手，而且不为经济目的，甚至多半不是委约作品而是作曲家的自愿创作，这反映了作曲家高尚的情怀。
由此可以看出大师创作儿童音乐作品有三类原委：一是历史使命感。作曲家受到进步儿童观的影响，认识到“儿童是高尚的”，将创作儿童音乐看作崇高的事业。二是情真意切。对自己的创作对象――儿童，倾注了最真切、最纯美的爱。三是“童心”未泯。饱经沧桑的的音乐家怀念儿时情趣，在生活中显出天真纯朴，展现出个体人生的一种境界。第三点原委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在一个过于崇尚理性神威和科学主义的时代，在受制于繁文缛节和物欲驱使的人生疆场，对“童心”的慧识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和理解的。④那些动辄把儿童趣味的音乐称作“小儿科’“奶嘴文化”的人，他们多半没有感受到童心之美那充满人性魅力的生命之光。
再次，西方在肯定儿童音乐审美功能的同时，十分重视其超越审美的社会功能特性。由此可见，儿童音乐的教育价值绝不仅仅在于审美，其潜在的民族基质教育价值应得到充分挖掘。熟谙民族音乐的“简朴之美”和构建儿童“音乐母语”意识应成为儿童音乐教育的核心价值。
这些启示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西乐传入中国百年，老一辈音乐家投入了大量精力创作儿童音乐作品，做出了卓越贡献。五四运动后，儿童音乐受到空前重视，我国现代女作曲家周淑安1930年在《乐艺》中提出：“我们不求中国音乐的进步则已，如果要求进步，非从儿童之音乐教育入手不可!”“现在将改良的办法提出几条来大家研究研究：中央及地方政府应当设法提倡，在公共场所多奏上等音乐;使国内儿童听到好的音乐;教育当局，尤其是音乐教育家应当多设音乐师范班，竭力训练师资，以便日后在国内各小学授儿童以科学化的音乐训练……鼓励乐谱著作家，多作儿童适用的歌乐谱，以便儿童练习……”作曲家黎锦晖创作的《麻雀与小孩》《小小画家》《小羊救母》等儿童歌舞剧和《好朋友来了》《三个小宝贝》《谁和我玩》等儿童歌舞表演曲，显示了中国儿童音乐创作的杰出成就和鲜明特色。新中国成立后，儿童音乐创作更有了长足进步。除了有作曲家丁善德的钢琴组曲《快乐的节日》、邓尔敬的《儿童钢琴曲四首》、吴祖强的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等器乐作品之外，儿童歌曲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如《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多么幸福》《快乐的节日》《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爱北京天安门》《红星歌》等，这些作品都是久唱不衰的曲目。改革开放以来，儿童音乐作品的创作表现出全面繁荣兴旺的局面，数量之多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有《嘀哩、嘀哩》《歌声与微笑》《我向党来唱支歌》《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采蘑菇的小姑娘》等儿童歌曲。
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儿童音乐创作与急速发展的社会需求间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艺术价值高、流传广泛的儿童音乐作品屈指可数。比如2003年10月，北京第六届国际音乐节期间中国少年交响乐团的儿童专场音乐会，尽管在青年指挥家李心草的指挥下乐团演奏精彩，还伴以生动的讲解，虽然孩子们兴趣盎然，但是，曲目令人遗憾。除了史真荣的《龟兔赛跑》是中国乐曲外，其余则是是拉威尔的《鹅妈妈》组曲、普罗可菲耶夫的《彼得与狼》等舶来品，甚至连贝多芬鸿篇巨制的《第五钢琴协奏曲》这样典型的成人音乐也被搬上儿童专场。
与贫乏的儿童音乐创作形成反差的是，当前我国的儿童音乐活动空前活跃。成千上万的考级琴童、雨后春�般的学生乐队、音乐夏令营爆满的讲座和音乐会，让我们在欣喜之余更多了几分忧虑。音乐创作已融入消费社会，作曲家的灵感被标上了价格。纷至沓来的各种作品征集评奖，鲜有儿童音乐创作的位置。
令人欣慰的是，2010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在纲要总目标中提出了坚持“儿童优先”的原则，在这个总目标和原则之下，儿童音乐创作必将出现新的繁荣。建立专门的儿童音乐网站，创作新的儿童歌舞剧、儿童民乐曲、儿童交响音乐……可爱的孩子们，渴望五彩斑斓的儿童音乐世界，因为“音乐是儿童生活中的灵魂”⑤。儿童音乐的舞台，呼唤作曲家的情怀、挚爱和童心。我们的社会，不要因为成人过多地关心金钱、财富和名誉而使“祖国的花朵”“世界的未来”失望，我们应该让每一位才华横溢的作曲家认同――儿童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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