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包拯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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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包拯的故事

　　包拯廉洁公正、立朝刚毅，不附权贵，铁面无私，且英明决断，敢于替百姓申不平，故有“包青天”及“包公”之名，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历史人物包拯的故事，共大家欣赏。

历史人物包拯的故事

　　包拯（999-1062）自希仁，芦洲合肥人（安徽合肥），北宋天圣五年（1027）进士。出身于官僚家庭。生于北宋咸平二年(999年)。他28岁中进士，曾先后任天长、端州、赢州、扬州、庐州、池州、开封等知县、知府，出使过契丹，还在刑部、兵部任过职，在财政部门做过副使、最初考中进士，被授为大理评事，出任建昌县的知县。因为父母亲年纪都大了，包拯辞官不去赴任。得到监和州税的官职，父母又不想让他离开，包拯就辞去官职，回家赡养老人。几年之后，他的父母亲相继去世，包拯在双亲的墓旁筑起草庐，直到守丧期满，还是徘徊犹豫、不忍离去，同乡父老多次前来劝慰勉励。宋景佑四年（1037），任天长（安徽天长）知县，颇有政绩。有盗贼将人家牛的舌头割掉了，牛的主人前来上诉。包拯说：“你只管回家，把牛杀掉卖了。”不久又有人来控告，说有人私自杀掉耕牛，包拯道：“你为什么割了人家的牛舌还要来控告别人呢？”这个盗贼听罢又是吃惊又是佩服。移任端州知州，升为殿中丞。端州这地方出产砚台，他的前任知州假借上贡的名义，随意多征几十倍的砚台来送给权贵们。包拯命令工匠只按照上贡朝廷的数目制造。一年过去，他没有拿一块砚台回家。

　　任满后，调任知端州（广东肇庆）。回京任监察御史里行，又改监察御史，为“言事官”，对处事不当，行事不法的官僚，都可以进行弹劾。当时张尧佐被任命为节度使兼宣徽两院使，右司谏张择行、唐介和包拯一起对此进行辩论，话语十分恳切。又曾建议说：“国家每年用岁币贿赂契丹，这并非防御戎狄的良策，应该训练士卒、选拔将领，致力于充实和巩固边防。”又请求朝廷重视门下省封驳制度，以及废罢和禁铜贪赃枉法的官吏，选拔地方长官，实行对补荫弟子进行考试的制度。当时各路转运使都兼任按察使，往往摘取无关紧要的小节来上奏弹劾官吏，专门以苛刻的考察来相互标榜、自诩高明，使得地方官吏十分不安，包拯于是请求朝廷废罢了按察使之职。

　　为惩治贪官，自庆历四年（1044）廿八月，他向仁宗上疏《乞不用赃吏》，认为清廉是人们的表率，而天赃则是“民贼”。包拯七次上书弹奏江西转运使王逵，揭露他「心同蛇蝎」，残害百姓。并严厉批评宋廷的任官制度。皇佑二年（1050）至三年间，包拯知谏院，曾三次弹劾外戚张尧佐，审清妖人冷青冒充皇子的特大诈骗案，震动朝野。

　　包拯出使契丹，契丹让典礼官对包拯说：“雄州城新开了一个便门，是不是想招诱我国叛逆之人以刺探边疆情报呀？”包拯说：“涿州城也曾经开过便门，刺探边境情报何必用开便门的方式呢？”那人于是无言以对。

　　包拯在历官三司户部判官及三司副使期间，先后出任京东，陕西，河北等路转运使，每至一地，都以减轻民间负担、改革弊政、发展生产为己任，提出了「宽民利国」的经济思想。多次为了国家大事，说了皇帝不爱听的话，论斥权幸大臣，请求罢去皇帝赐给亲信官僚们的恩宠，一切改由主管机构正常渠道进行。他将唐朝魏征给唐太宗的三道奏章写出来，呈给宋仁宗为座右铭，时刻警惕，以国家大事为重。请求仁宗虚心纳谏，分辨是非，不要搞“先入为主”，偏听偏信，而要爱惜人才，除去苛刻，严正刑禁，禁止妖言邪说，不随意大兴土木，如此等等，朝廷多采纳施行。

　　包拯被任命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曾建议在边境无事时将军队移到内地，但没有得到答复。现在，包拯请求：“罢除河北的屯兵，将他们分别安置在黄河以南的兖、郓、齐、濮、曹、济各州，即使边境告急，也无需担心来不及调遣。如果说边境的守兵不能一下子减少，那么就请求朝廷训练义勇，减少干粮，每年的花费，比不上屯兵一个月的费用，一州的财赋就很充足了。”没有得到答复。

　　嘉佑元年（1056）年十二月，朝廷任包拯权知开封府，他于次年三月正式上任，至三年六月离任，前后只有一年有余。但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把号称难治的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敢于惩治权贵们的不法行为，坚决抑制开封府吏的骄横之势，并能够及时惩办诬赖刁民。

　　由于包拯在开封府执法严明，铁面无私，敢于碰硬，贵戚宦官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听到包拯的名字就感到害怕。儿童妇孺们都知道包拯之名，亲切称呼他为「包特制」。开封府广泛流传着这样的话「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用阎罗比喻包拯的铁面无私。

　　移任瀛州知州，各州用公家的钱进行贸易，每年累计亏损十多万，包拯上奏全部罢除。因为儿子去世，包拯请求在方便的州郡任职，做扬州知州，又移任庐州5升为刑部郎中。因为保荐官员有失而获罪，被降为兵部员外郎、池州知州。

　　官复原职，移任江宁府知府，朝廷召任权知开封府，升为右司郎中。包拯在朝廷为人刚毅，贵成宦官为之收敛，听说过包拯的人都很怕他。人们把包拯笑比黄河水清了，儿童妇女也知道他的大名，喊他为“包待制”。京城称他说：“关节不到，有阎王爷包老。”以前的制度规定，凡是告状不得直接到官署庭下。包拯打开官府正门，使告状的人能够直接到他面前陈述是非曲直，使胥吏不敢欺骗长官。朝中官员和势家望族私筑园林楼榭，侵占了惠民河，因而使河道堵塞不通，正逢京城发大水，包拯于是将那些园林楼谢全部毁掉。有人拿着地券虚报自己的田地数，包拯都严格地加以检验，上奏弹劾弄虚作假的人。

　　宋嘉佑六年（1061），他官至枢密副使，次年五月病逝，“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大街小巷都可听得到。”朝廷赠官吏部上书，有“奏仪”十五卷传于世。

　　人物生平

　　早年至孝

　　包拯生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于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考中进士，被授任为大理评事，出任建昌县（今江西永修）知县。因父母年迈，包拯请求在合肥附近就职，遂改授和州（今安徽和县）监税，父母又不想让他离开，包拯就辞去官职，回家赡养父母。几年之后，他的父母相继去世，包拯在双亲的墓旁筑起草庐，直到守丧期满，还是徘徊犹豫、不忍离去，同乡父老多次前来劝慰勉励。直到景祐四年（1037年）包拯才赴京听选，获授天长（今属安徽）知县。

　　历职有绩

　　庆历元年（1041年），包拯调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府。端州出产砚台，此前的知府趁着进贡大都敛取是贡数几十倍的砚台，来赠送给当朝权贵。包拯命令制造的砚台仅仅满足贡数，他在任满一年没拿一方砚台回家。

　　庆历三年（1043年），入京任殿中丞。后经御史中丞王拱辰举荐，于十一月被任命为监察御史里行，改任监察御史。

　　包拯又曾经建议说：“国家每年向契丹交纳财物（岁币），不是抵御戎人的计策，应该操练军队、挑选将领，致力于充实边境守备。”又请求重视门下封还驳正的制度，以及废黜贪官污吏不得做官，选择郡守县宰，推行考核试用补任恩荫子弟的方法。当时各道转运加按察使，他们上奏弹劾官吏大多指摘细小过失，注重苛刻严察相互标榜，官吏自觉不安，包拯因此请求免去按察使。

　　庆历五年（1045年）八月，包拯担任契丹正旦使，出使辽朝，完成了使命。回朝后，包拯根据自己在辽朝的观察，上疏建议朝廷挑选“素习边事”的将领守边，并重视代州（今山西忻州代县）的将领选择，以应对边境突发的情况。此后历任三司户部判官，于庆历六年（1046年）六月左右出京任京东路（治今河南商丘）转运使。

　　包拯小像（宋濂书传）

　　庆历七年（1047年）四月，改任尚书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陕西转运使。

　　庆历八年（1048年）五月二日，包拯调任河北路（治今河北大名）转运使，六月二十二日，入朝任三司户部副使。秦陇斜谷务所的造船木材，一概向百姓征收索取；又七个州交纳河桥竹索的赋税，一般有几十万，包拯都奏请加以废除。辽朝在邻近边塞地区集结军队，边境州郡渐加戒备，命令包拯去河北调发军粮。包拯说：“漳河地区肥沃的土壤，百姓不能耕种，邢、沼、赵三州农田一万五千顷，一概用来牧马，请求把这些全都分给百姓。”听从他的意见。解州盐法规定使百姓困竭，包拯前去加以经营管理，请求一概与商贩流通交换。

　　皇祐二年（1050年），包拯被授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他多次论述斥责权贵得宠大臣，请求免去一切由内廷施予的曲意恩赐。又依次递上唐魏徵的三条奏疏，希望放在座位右侧，作为借鉴。又上言天子应当明于听取采纳，分辨朋党，爱惜人才，不坚持先入为主的说辞，一共七件事；请求废除苛刻不宽厚的做法，抑制侥幸投机得官，正刑法明禁令，戒除兴建劳作，禁丘妖言妄说。朝廷大多加以施行。当时，张贵妃（温成皇后）的伯父张尧佐被任命为淮康军（治今河南汝南）节度使、群牧制置使、宣徽南院使、景灵宫使，右司谏张择行、唐介与包拯一起奏论此事，认为应追夺对张尧佐的任命，或者选择宣徽、节度中的一个授予。最终，张尧佐辞去了宣徽使、景灵宫使之职。

　　皇祐四年（1052年）三月，外任河北都转运使，加龙图阁直学士。曾经提议太平无事时把军队调到内地，没有答复。至此时，请求：“解除河北驻守军队，把他们分布在黄河以南的兖、郸、齐、濮、曹、济各郡，如果有紧急情况，没有误时的忧虑。如果说驻守军队不能立刻削减，请求训练民兵，稍加供给干粮，每年的费用，不到驻守军队一个月的开支，一个州的赋税，那么供给的人数就多了。”没有答复。数月后，转任高阳关（今河北高阳东）路安抚使。同年七月，调知瀛州，各州用官府的钱做买卖，年累计亏负十多万，都上奏加以除去。因丧子请求任政务清简的州郡任职，遂改知扬州，又转知庐州，并加刑部郎中。

　　权知开封

　　至和二年（1055年）十二月，包拯因担保推荐官员失误获罪，贬官兵部员外郎、知池州（今安徽池州）。

　　嘉祐元年（1056年）八月，复职刑部郎中、知江宁府。同年十二月，被召任权知开封府，迁升右司郎中。

　　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升为右谏议大夫、权任御史中丞。包拯上奏说：“太子的位置空缺已经很久了，天下人都为此感到担忧，陛下这么长久地不作出决定，是为什么呢？”仁宗问他说：“你认为立谁为好呢？”包拯回答道：“臣下无能，还没有考虑，臣请求早立太子，是为宗庙万世之大计着想的。陛下问臣想立谁，这是怀疑臣。臣已是六十岁的人了，又没有儿子，并不是为自己和后代邀宠考虑的啊！”仁宗听了大为高兴，说：“这件事还要慢慢商议。”他请求裁减内侍，减少不必要的费用，按条文督促各路监司尽忠职守，御史府可以自己举荐所属官员，减少官吏一年的休假日期，这些建议都得以施行。七月，以权御史中丞职领转运使、提点刑狱考课院。

　　蹊田夺牛

　　包拯画像

　　嘉祐四年（1059年），时任三司使的张方平由于买土豪的财产，被包拯上章将其弹劾免官；由宋祁接任，包拯又弹劾他；宋祁被免后，就由包拯以枢密直学士之职暂任三司使。对此，欧阳修说：“包拯是所谓牵牛踩踏了田而夺了人家的牛（蹊田夺牛），处罚已经很重了，可他又贪图肥缺来做那个职务，不也是过分了吗？”包拯因此待在家里，以躲避代理三司使的任命，仁宗不许。许久后，包拯才出府任职。

　　嘉祐六年（1061年）三月，升任给事中，正式担任三司使。数日后，拜枢密副使。不久，调任礼部侍郎，但他推辞不受。

　　溘然长逝

　　嘉祐七年（1062年）五月，包拯在枢密院视事时，突然得病。同月二十四日（7月3日），包拯病逝，终年六十四岁。仁宗亲临吊唁，并为其辍朝一日。追赠礼部尚书，谥号“孝肃”。

　　为政

　　包拯以廉洁著称，他执法严峻，不畏权贵。任监察御史及知谏院时，为肃正纲纪，惩处贪官赃吏，他弹劾贩卖私盐以牟取暴利的淮南转运按察使张可久、役使兵士为自己织造一千六百余匹驼毛缎子的汾州（今山西汾阳）知州任弁及监守自盗的仁宗亲信太监阎士良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弹劾王逵。王逵曾数任转运使，巧立名目盘剥百姓钱物。激起民变后，又派兵捕捉，滥用酷刑，惨遭其杀害者不计其数，因而民愤极大。但王逵与宰相陈执中、贾昌朝关系密切，又得宋仁宗青睐，故有恃无恐。为此，包拯连续七次上章弹劾，最后一次更直接指责仁宗说：“今乃不恤人言，固用酷吏，于一王逵则幸矣，如一路不幸何！”其言激切刚直，朝野震动，舆论汹汹，朝廷终于罢免了王逵。

　　此外，包拯还弹劾过宰相宋庠、舒王赵元祐的女婿郭承祐和仁宗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等人。任御史中丞时，包拯又先后弹劾利用职权贱买富民邸舍的张方平及“在蜀燕饮过度”的宋祁，使朝廷罢免二人的三司使之职。由于包拯敢于弹劾权幸，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包弹”的谚语，世人凡见官吏“有玷缺者，必曰：‘有包弹矣。’‘包弹’之语遂布天下”。

　　对于有才干有政绩者，包拯则能秉公力荐，如杨纮、王鼎、王绰三人皆为范仲淹提拔的人才，曾分别担任江南东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和转运判官，因任内严惩贪赃枉法的官吏而有“江东三虎”之称。后受守旧权臣的忌恶，被降任知州，不得再任转运使等“监司”官。包拯虽由守旧派人物王拱辰荐为御史，却不为政派所囿，极力主张复用三人，终于使杨纮、王鼎、王绰先后又被起用为荆湖南路转运使、河北路提点刑狱、江西路提点刑狱。

　　包拯在经“庆历新政”之后，也提过一些改革建议。如主张严格选拔官员，裁汰冗杂，对年满七十岁者应强令致仕，以解决冗官问题。他还主张停止招募士兵，拣斥老弱，以解决冗兵问题，同时应选练精兵强将，训练义勇，以充实边备，防御契丹。他向仁宗建议：“不必分文武之异，限高卑之差，在其人如何耳。必当考以应敌制胜之略，询以安边御众之宜”，然后“擢而用之”。他向仁宗条陈《七事》，建言应当“明听纳，辨朋党，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说”，又奏请“去刻薄，抑侥幸，正刑明禁，戒兴作，禁妖妄”，因其所言恳切，且合情合理，切中时弊，故多为朝廷所采纳。包拯还特意奏上《进魏郑公三疏札子》，希望仁宗能以唐太宗善纳魏徵之谏的故事为龟鉴。

　　任地方官时，包拯也善于体察民情，兴利除弊，因而颇有政绩。任京东转运使时，他曾巡察各地访问贫困冶铁户，并据实情申报转运司，豁免了这些户所欠的官铁，同时又鼓励有能力者开炉冶铁，发展生产。

　　权知开封府时，包拯疏浚惠民河。惠民河也称蔡河，原自东京至通许（今属河南），直达淮河。后为了水运之便，又自新郑引闵水汇入，使之流量大增。时惠民河常涨水为患，大水时“门关折，坏官私庐舍数万区，城中系栰渡人”。包拯查知河水泛滥的原因乃“中官世族筑园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遂毅然下令，将所有跨河修建的楼台、花园、水榭全部拆毁，使河水得以畅通。有些权贵持伪增步数的地券与包拯相争，包拯皆通过实地测量、验证，揭示其伪，并上朝劾奏，要求严惩。

　　任三司使期间，包拯改变了过去的一些做法，以前，凡是各种封藏于仓库供皇帝用的物品，都从各地科派，造成百姓困难。包拯特此设立市场，公私实行公平买卖，此后百姓不再受到侵扰。原来司里吏员欠下金钱布匹，大多受到监禁，其中有些人往往逃走，就连带拘禁了他们的妻子儿女，像这一类情形的包拯都释放了他们。

　　执法

　　包拯尤为人称道的是其断讼执法的明敏正直。出知天长县时，包拯遇到一件棘手的案子。某日有一农人至县衙，状告歹徒割去其家耕牛的舌头，请求捉拿罪犯。割去牛舌并无财利可图，故包拯推断此事必属怨家的报复行为，于是命农人宰牛卖肉以引罪犯上钩。宋代宰杀耕牛是犯法的，不出包拯所料，割牛舌者见牛主杀牛，欲加其罪，果然前往县衙首告，遂自投罗网，疑案立破。

　　包拯执法之刚正不阿在其出知庐州时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庐州是包拯的家乡，任知州时，他的亲朋故旧多以为可得其庇护，干了不少仗势欺人，甚至扰乱官府的不法之事。包拯决心大义灭亲，以示警戒。时恰有一从舅犯法，包拯不以近亲为忌，在公堂上将其依法责挞一顿，自此以后，亲旧皆屏息收敛，再不敢胡作非为。

　　权知开封府时，包拯整顿吏风，改革诉讼制度。开封府旧制，凡往告状者，必须先将状纸交给守门的府吏，再由府吏转呈，是否审理，何时审理，则由府吏通知。由于诉讼者不能面见长官，府吏往往借此敲诈勒索，营私舞弊，而有冤屈者常因送不起钱财而告状无门。包拯革除此弊，大开正门，使告状者可直接至公堂见官纳状，自陈冤屈，于是审案也更能公正合理。

　　东京多皇亲国戚、达官显贵，素以难以治理著称，而包拯“立朝刚毅”，凡以私人关系请托者，一概拒绝，因而将东京治理得“令行禁止”。也正因他执法严峻，不徇私情，“威名震动都下”，在他以天章阁待制职任知谏院时，弹劾权贵，“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

　　包拯

　　包拯的严于律己，廉洁著称也是十分突出的。二十三岁时，包拯受到出知庐州的刘筠嘉许，声名大盛，家乡有一豪富之家曾邀请他赴宴叙谈，一位李姓同学欣然欲往，而包拯却严肃地说：“彼富人也，吾徒异日或守乡郡，今妄与之交，岂不为他日累乎。”可见他为官前即确立了从政不徇私情的志向。

　　端州以产砚著名，端砚历来是文人士大夫寻觅的珍品，包拯出知端州时不仅革除了诸前任在“贡砚”数额之外，加征数十倍，以饱私囊和贿赂权贵的流弊，而且任满离去时“不持一砚归”。1973年，合肥清理包拯墓时，在包拯及其子孙墓中仅发现一方普通砚台而无端砚，也足证史载之确。

　　包拯曾力申“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他不仅如此说，而且还躬身力行并教之于后代。订立了《家训》。将《家训》镌刻于石碑，竖立于堂屋东壁，以昭示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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