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逐客书原文及赏析

时间:2023-10-05 18:01:26 赏析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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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逐客书原文及赏析

谏逐客书原文及赏析1

  【作品介绍】

  李斯的《谏逐客书》文章思路清晰,逻辑严密,论理透彻。所举大量的事实有效地证明了作者的观点。同时还运用了比喻、对比、排比、反问等多种修辞手法,使得文章有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有着不容置辩的说服力。无怪乎后人称赞“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

  【原文】

  谏逐客书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1)。昔穆公求士(2),西取由余于戎(3),东得百里奚于宛(4),迎蹇叔于宋(5),求丕豹、公孙支于晋(6)。此五人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7)。孝公用商鞅之法(8),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9),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10),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11);北收上郡(12);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13);东据成皋之险(14),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15),废穰侯,逐华阳(16),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17),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18),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19)。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20),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魏之女不充后宫,而骏马駃騠不实外厩(21),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22)、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23),而随俗雅化(24)、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甕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25),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26),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甕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

  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27)。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28)。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之无危,不可得也。

  选自中华书局排印本《史记》。

  【注释】

  (1)过:错。

  (2)穆公:春秋秦君,姓嬴,名任好,都雍(今陕西凤翔县)。在位三十九年。

  (3)由余:春秋晋人。入戎,戎王命出使秦国,为秦穆公所用。献策攻戎,开境千里,使穆公称霸。

  (4)百里奚:春秋楚人,字井伯,为虞大夫。虞亡,走宛,为楚人所执。秦穆公闻其名,以五羖(公羊)皮赎他,用为相。

  (5)蹇叔:春秋时人,居宋,穆公迎为大夫。穆公出兵袭郑,蹇叔谏阻,不听。秦军为晋军在殽地击败。

  (6)丕豹:春秋晋人,父丕郑为晋惠公所杀,因奔秦,穆公用为大夫。公孙支:秦人,游晋,后归秦,穆公用为大夫。荐孟明于穆公,为人所称。

  (7)并国二十:指用由余而攻占的西戎二十部落。

  (8)孝公:战国秦君,名渠梁。在位二十四年。商鞅:即公孙鞅,战国卫人,仕魏为中庶子。入秦,说孝公变法,为左庶长。定变法令,废井田,开阡陌,倡农战,使国富兵强。封于商,称商君。孝公死,为惠王所杀。

  (9)获楚魏之师:商鞅率兵攻魏,虏公子卬,大破魏军。魏献河西地于秦。商鞅获楚师事不详。

  (10)惠王:秦孝公子,名驷。用张仪为相,使司马错灭蜀,又夺取楚汉中地六百里,始称王,在位二十七年。 张仪:战国魏人,与苏秦同师鬼谷子,同为纵横家。苏秦主合纵,合六国拒秦。张仪相秦惠王,主连横,散六国合纵,使六国西向事秦。惠王卒,仪到魏为相卒。

  (11)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张仪与司马错争论,张仪主张取三川,司马错主张取蜀,惠王用司马错取蜀。当时张仪为相,故归功张仪。惠王死,武王立。命甘茂取宜阳,通三川,也归功张仪。三川,东周以伊水、洛水、黄河为三川。巴蜀,指今四川省。

  (12)北收上郡:惠王十年,魏献上郡(今陕西省北部)十五县。

  (13)南取汉中:惠王十三年,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汉中,今陕西南部。九夷:楚地的各种夷族。鄢郢:在今湖北宜城县。

  (14)成皋:在今河南汜水县。

  (15)昭王:战国秦武王弟,名稷。并西周,用范雎为相。范雎:参前《范雎说秦王》篇。

  (16)穰侯:魏冉,秦昭王母宣太后的异父同母弟。昭王即位,年少,宣太后用冉执政,封为穰侯。 华阳:芈戎,宣太后弟,封华阳君。华阳,在今陕西商县。

  (17)内:同纳。

  (18)昆山:即昆冈,出宝玉,在于阗(今属新疆)。随和之宝:相传春秋时随侯救了受伤的大蛇,后蛇于江中衔大珠以报,称随珠。春秋时楚人卞和得璞,剖璞得宝玉,琢为璧,称和璧。明月之珠:即夜光珠。

  (19)太阿:春秋时楚王命欧冶子、干将铸龙渊、太阿、工布三宝剑。纤离:良马名。翠凤:用翡翠羽毛作成凤形装饰的旗子。灵鼍(tuó驼)之鼓:用扬子鳄皮制成的鼓。

  (20)说:同“悦”。

  (21)駃騠(juétí决提):北狄良马。

  (22)下陈:犹后列。

  (23)宛珠之簪:用宛(今河南南阳县)地的珠来装饰的簪。簪,定发髻的长针。傅玑之珥:装有玑的耳饰。玑,不圆的珠。阿缟:东阿(在今山东)出产的丝织品。

  (24)随俗雅化:随着世俗使俗变为雅。

  (25)搏髀(bì闭):拍大腿以节歌。

  (26)郑卫桑间:《礼·乐记》:“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桑间,卫国濮水上的地名。以上指当时民间的音乐。韶虞武象:韶是虞舜时的音乐。武是周武王时的乐舞,故称武象。以上指当时的雅乐。

  (27)五帝:《史记·五帝本纪》以黄帝、顓顼、帝喾、尧、舜为五帝。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

  (28)黔首:以黑巾裹头,指平民。业:立功业。赍(jī几):给。

  【白话翻译】

  臣听说官吏在议论赶走客卿,私下认为错了。从前穆公求取士子,西面在西戎那里得到由余,东面在宛地得到百里奚,从宋国迎接蹇叔,从晋国求得丕豹、公孙支。这五个人不生在秦国,穆公任用他们,并吞了二十个部落,得以在西戎称霸。孝公用商鞅变法,移风易俗,百姓富裕兴盛,国家因此富强。百姓乐于听命,诸侯国亲近服从。俘虏了楚魏的军队,开拓千里疆土,直到现在国家治理强盛。惠王用张仪的计划,攻取了三川的地方,向西并吞巴蜀;向北取得上郡;向南占有汉中,包举众多夷族,控制楚国国都鄢郢;向东占据成皋的险要地区,割据富腴的田地。于是解散了六国的合纵,使他们向西服属秦国,功效一直延续到今天。昭王得到范雎,废去了穰侯,赶走了华阳君,加强了王朝,杜塞了私家的弄权,侵占了诸侯国,使秦国建成了帝王大业。这四位君主,都依靠客卿的功劳。从此看来,客卿有什么对不起秦国啊?假使四位君主辞退客卿不接纳,疏远士子不任用,这是使得国家没有富裕的实际,秦国没有强大的声望。

  现在大王得到昆冈的宝玉,有宝贵的随珠和璧,挂着明月珠,佩着太阿剑,驾着纤离马,竖立着翠凤旗,架起了鼍皮鼓。这几样宝物,秦国一样都不生产,王上却喜欢它们,为什么?一定要秦国生产的然后可用,那末夜光璧不能装饰朝廷,牛角、象牙制的器物不能成为玩好,郑魏的美女不能充实后宫,駃騠好马不能充实宫外的马棚,江南的金锡不能用,西蜀的丹青不作为采色。用来装饰后宫、充实后列、娱乐心意满足耳目的,一定要秦国生产的然后可用,那末嵌着宛珠的簪子、配上珠玑的耳饰、东阿丝织的衣服、锦绣的修饰品都不能进用,而化俗为雅、艳丽美好的赵女也不立在旁边。敲着瓦甕瓦器、弹着筝、拍着大腿唱呜呜以满足视听的,是真正秦国的音乐。郑卫桑间的民间音乐、韶虞武象的朝廷乐舞,都是别国的音乐。现在抛弃击甕接近郑卫的音乐,不用弹筝而用韶虞的雅乐,这是为什么?要使情意酣畅于眼前以适合观赏罢了。

  现在录用人才却不这样,不问可不可用,不论是非,不是秦国人就去掉,是客卿就赶走,那末所看重的在于女色音乐珠宝玉器,所看轻的在于人民,这不是跨越海内、制服诸侯的方法。臣听说土地广大的粮多,国家大的人多,军队强盛的战士勇敢。因此泰山不推掉泥土,所以能够成就它的大;黄河和大海不摈弃细流,所以能够成就它的深广;王者不拒绝众民,所以能够宣扬他的德教。因此,土地不论四方,百姓不分国别,四季充实美好,鬼神来降福,这是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的原因。现在却抛弃人民来帮助敌国,辞退宾客去为诸侯建功立业,使得天下的士子后退而不敢向西,停步不进秦国,这就是所谓帮助寇盗兵器并且给与粮食啊。

  【赏析】

  《谏逐客书》是古代一篇优秀公文,是应用写作法定公文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该文能比较充分地体现公文的一些本质属性,正是这些公文本质属性形成了该文鲜明的特色。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 。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 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 ,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 。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 ,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 ,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再者《, 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

  东西不产在秦国而可以宝爱的多,士子不生在秦国而愿意效忠的多。现在赶走客卿来帮助敌国,减少百姓来加多敌国的力量,对内使自己虚弱,对外在诸侯国建立怨仇,要想国家没有危险,是不能得到的。

  (周振甫)

  【历史背景】

  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韩国派水工从郑国到秦国修建三百余里的渠道,以实施“疲秦计划”。后事泄被发现,秦王政听信宗室大臣的进言,认为来秦的客卿大抵都想游间于秦,就下令驱逐客卿。李斯也在被驱逐之列,尽管惶恐不安,但主动上书,写下千古流传的《谏逐客书》。其立意高深,始终围绕“大一统”的目标,正反论证,利害并举,说明用客卿强国的重要性。 更多文言文学习文章敬请关注“诗词网文言文阅读”的古文观止栏目。

  【前因后果】

  本篇见于《史记·李斯列传》。战国末年,韩国怕秦国出兵来攻,派水工郑国到秦国去,建议秦国在泾阳县西北开凿渠道,引泾水东流入洛水,称郑国渠,想用它来阻碍秦国向韩国进军。事情发觉后,秦宗室大臣提出逐客的主张,李斯也在被逐之中,他因此写了这封《谏逐客书》。

  刘勰《文心雕龙·论说》称:“李斯之止逐客”,“顺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当时赶走客卿的主张,已得到秦王同意。李斯反对赶走客卿,触犯秦王,所以称“批逆鳞”,却能“功成计合”,这跟“顺情入机,动言中务”有关。他开头提出“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把“逐客”说成是“吏议”,使秦皇容易听下去,这就是“顺情”。接下来历举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君任用客卿所收到的功效,这就“入机”,又以“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会怎样,作正反比较,逐客的错误就明显了。

  转到秦王,另起波澜。从秦王爱好的色乐珠玉都不产于秦,然后反复推论,归结到重色乐珠玉而轻人民,“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这就是“动言中务”,正点到秦王要称霸的雄心。接下来又从“地广者粟多”等联系到泰山、河海的比喻,再转到“弃黔首以资敌国”的错误,归结到“今逐客以资敌国”的危殆。这样波澜起伏,正是“飞文敏以济辞”(刘勰语),终于打动了秦王。

谏逐客书原文及赏析2

  原文: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邳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众,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借寇兵而赍盗粮”者也。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泰山一作:太山)

  赏析: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王的一个奏章。这件事是在秦王赢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与“却客不内”(虚笔)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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