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十大观念的的读后感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假如说文字的发明和书写工具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的话，那么与此相关的“阅读”也具有极其深远的文化史意义。近年来，在国内外出现了一股关于“阅读史”的研究热潮，也许是其蕴涵的文化意义的一个印证。

深圳十大观念的的读后感

　　在这里，我们关注的重心，不是宽泛意义上的阅读发展史，而在于从大的历史脉络来把握“阅读与城市”的关系，尤其是揭示“读书被尊重”的历史动因以及深圳提出“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的当代文化意义。为此，我们约谈了南方朔先生。作为台湾著名的读书人和广受尊敬的知名书评家，南方朔先生在访谈中所带给我们的，既有世界阅读文化史的丰富知识和有趣信息，也有来自台湾地区独特的经验。而这些知识与经验，对于提升深圳乃至全国阅读文化的发展水平，无疑具有相当的参照价值。

　　应从更大历史脉络理解“阅读与城市”

　　杨立青(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是关于“阅读与城市”的关系，或者说阅读在城市文化中的位置。深圳提出的“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这个观念，首先基于“读书”在社会价值序列中处于较高的位置，否则“尊重”就无从谈起了。也就是说，读书本身至少有一段长长的被尊重的历史，那么，这种“读书被尊重”是如何被历史地建构起来的？

　　南方朔(本名王杏庆，台湾著名作家、诗人、时政评论家。曾任《新新闻》总主笔)：“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这是深圳所提出的漂亮口号。而这句话的确应从一个更大的历史脉络中来理解。

　　由人类的文明史来看，今天的人们已知道印刷术的发明，促使书的文明出现，文字文明不再由少数官僚或更多的教士阶级所垄断，乃是广泛文明的大跃升，文字所承载的知识开始民主化到了市民阶级身上。

　　由文字文明我们已知道，“仓颉造字，而天雨粟，鬼夜哭”，乃是因为有了文字，人类的思想即可透过文字而流传，老天的秘密已守不住，当然只好“天雨粟，鬼夜哭”了。但在文字文明之初，文字的权力只归少数人垄断，只有书籍出现，市民阶级形成，老百姓才可接近文字所承载的奥秘。因此文字本身就是一种权力。

　　因为文字是传承经验，定义人际关系，理解世界，使无序变有序，增加人类效用的载体，书的形成当然是现实上有用的东西。古代读书最初可以从事管理众人之事，进入官僚系统，近代读书则有益于扩大人与物的效用，富家立身，因此读书可以使人增加能力，而能力当然也是一种权力，它可以促进社会的'垂直流动。

　　当代法国学者费伯瑞和马汀在所著的《书的来到》里就指出，当欧洲印刷术发明、书籍出现之初，工匠阶级、文官阶级和律师等都读书，僧侣阶级则不读书，它所造成的乃是宗教改革，以及现代政府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出现，读书有用，读书使人有能力、有权力的结果已很明了。

　　再以促成工业革命的苏格兰启蒙运动而言，16世纪苏格兰倡导识字读书，男子识字率1720年已达55%，1750年则达75%，苏格兰成了欧洲第一个识字读书社会，而当时英国男子识字率只有53%而已，要到了1880年代才赶上。

　　由于苏格兰识字读书，18世纪美国的富兰克林访问苏格兰时，看到苏格兰城市景观与国民素质都叹为观止。苏格兰人由于喜欢读书，而且是极为深入地读，在人文社会的合理性以及对自然科学等都广泛好奇，因此苏格兰一流学术兴起，整个时代自然有创造力的天才云集，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发明蒸汽机的瓦特等无一不是苏格兰人，纵使苏格兰人移民外国，也都具有那种知识及创造传统。钢铁大王卡内基、电报电话大王贝尔也都是苏格兰人。识字读书有利于追求知识，从事创新，可以立家兴国，这已成了读书的现代意义。

　　而在中国，我最惊叹的，乃是福建与广东的读书经验了。福建在中国乃是极晚发展的地区，唐末中原大乱，闽地在东南一隅，由于它收容了大量从中原流亡出来的僧侣，而僧侣必须抄经，于是福建造纸开始发展，由造纸最后必然走向印书和读书，以及人民素质的提升。后来中原动乱结束，宋朝统一国家，在宋代中国文化史上，福建人遂独树一帜，大学问家赵冀、大词家柳永、大书法家蔡襄均为福建人。读书有利于一个地方人民文化素质的再造，福建即是最好的证明。宋朝之后的元朝，福建仍有那种气势，《马可·波罗游记》在提到福建时也都赞不绝口。

　　而广东也是中国的岭南边地，由于它在欧风东渐时居于前哨位置，所以在中国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举凡新书的翻译，新观念的引入，新的改革派读书阶级，广东都为其滥觞。读书是有利于一个社会改造的。而我认为像深圳这种中国发展的前沿都市，历史一定在默默中赋予某种读书的任务，有待深圳读书人去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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