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国学书苑
太史公书后世通称《史记》，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编写的中国一本纪传体通史。下面小编为大家整理推荐了史记国学书苑，欢迎大家前来参阅。
《史记》内容提要
《史记》系纪传体通史，一百三十卷，西汉司马迁著，约成书于西汉武帝征和年间。“史记”一词，东汉之前乃一切史书之统称，后始为司马迁史书之专称，原书最初被称作《太史公书》，到东汉桓帝才改称为《史记》。此书体例为纪传体之滥觞，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以纪和列传为主体，故名纪传体，记载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征和三年三千年的历史。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原始察终，见盛观衰”。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博学多闻， 遍游名山大川，曾从当时著名学者孔安国学过《尚书》等，其父司马谈立志要写一部全面系统的史书，无奈生年有限，遗命司马迁完成。元封三年，迁为太史令，主管文史资料和天文历法，五年后，着手撰写《史记》。然世事难测，天汉二年，汉将李陵投降匈奴，迁向武帝表示应客观评价李陵功过，因而身陷囹圄，惨遭宫刑。这不仅是肉体上的摧残，更是精神上的凌辱，司马迁不堪此冤，甚至想离开人世，但想到自己的史书“草创未就”，不甘心半途而废，权衡之后，决心忍辱苟活也要完成自己的事业，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史记》的写作，直至临终才搁笔。
以个人力量编写纵贯中国整个上古时代的通史，几千年来，无出其右者。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而以人格的魅力作为抑扬的标准。例如对于失败者项羽，司马迁赋予了种种悲剧英雄人格力量，写项羽之神勇，诸侯将“莫敢仰视”，写虞姬项羽之别，悲歌和应，更是千古离别之冠，赚尽诗人才子笔墨，荡尽失意之人哀肠。这使《史记》不仅成为史书之典范，也是不朽的文学名著，鲁迅先生赞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整部《史记》，帝王将相无数，英雄豪杰无数，鸿儒硕学无数，司马迁“想见其为人”的，唯有孔子与屈原，司马迁欣赏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气魄;屈原的遭遇，与己身之遭遇同病相怜，其恢宏之辞章，也为司马迁所向往，融入历史的写作中，使其成为一幅瑰丽雄浑、荡气回肠、悲天悯人的历史画卷。
《史记》原为完帙，但在流传过程中却有残缺。《汉书·司马迁传》云《史记》“而十篇缺，有录无书”。元帝、成帝时，褚少孙补作的部分，均冠有“褚先生曰”字样，颇易区别。今本《史记》一百三十篇亦非全出自司马迁之手，但绝大部分是司马迁的手笔，基本上保留了《史记》的原貌。现存《史记》有三家注，即南朝刘宋裴骃的《集解》、唐司马贞的《索隐》和张守节的《正义》。三家注原先各自单行，自北宋始将三家注散列在正文下合为一编。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有点校本。今据百衲本整理。
《史记》作品介绍
《史记》(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与后来的《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三国志》(陈寿)合称“前四史”。
史记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壁”
史记(司马迁编写的中国纪传体通史)
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取自《谍记》、《五帝系谍》、《尚书 》、《秦记》、《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司马兵法》、《春秋历谱谍》、《春秋 (史书)》、《国语》、《离骚》、《天问》、《招魂》、《哀郢》等;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史记》本书目录
卷一 五帝本纪第一
卷二 夏本纪第二
卷三 殷本纪第三
卷四 周本纪第四
卷五 秦本纪第五
卷六 秦始皇本纪第六
卷七 项羽本纪第七
卷八 高祖本纪第八
卷九 吕太后本纪第九
卷十 孝文本纪第十
卷十一 孝景本纪第十一
卷十二 孝武本纪第十二
卷十三 三代世表第一
卷十四 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卷十五 六国年表第三
卷十六 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卷十七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
卷十八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卷十九 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
卷二十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卷二十一 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卷二十二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卷二十三 礼书第一
卷二十四 乐书第二
卷二十五 律书第三
卷二十六 历书第四
卷二十七 天官书第五
卷二十八 封禅书第六
卷二十九 河渠书第七
卷三十 平准书第八
卷三十一 吴太伯世家第一
卷三十二 齐太公世家第二
卷三十三 鲁周公世家第三
卷三十四 燕召公世家第四
卷三十五 管蔡世家第五
卷三十六 陈杞世家第六
卷三十七 卫康叔世家第七
卷三十八 宋微子世家第八
卷三十九 晋世家第九
卷四十 楚世家第十
卷四十一 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
卷四十二 郑世家第十二
卷四十三 赵世家第十三
卷四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卷四十五 韩世家第十五
卷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卷四十八 陈涉世家第十八
卷四十九 外戚世家第十九
卷五十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卷五十一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卷五十二 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卷五十三 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卷五十四 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卷五十六 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卷五十七 绛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卷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卷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卷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
卷六十一 伯夷列传第一
卷六十二 管晏列传第二
卷六十三 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卷六十四 司马穰苴列传第四
卷六十五 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卷六十六 伍子胥列传第六
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卷六十八 商君列传第八
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第九
卷七十 张仪列传第十
卷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传第十一
卷七十二 穰侯列传第十二
卷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卷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卷七十五 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卷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卷七十七 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卷七十八 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卷七十九 范睢蔡泽列传第十九
卷八十 乐毅列传第二十
卷八十一 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
卷八十二 田单列传第二十二
卷八十三 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
卷八十四 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卷八十五 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卷八十六 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卷八十七 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卷八十八 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卷八十九 张耳陈馀列传第二十九
卷九十 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
卷九十一 黥布列传第三十一
卷九十二 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卷九十三 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
卷九十四 田儋列传第三十四
卷九十五 樊郦滕灌列传第三十五
卷九十六 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
卷九十七 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卷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
卷九十九 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卷一百 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
卷一百一 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
卷一百二 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
卷一百三 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
卷一百四 田叔列传第四十四
卷一百五 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
卷一百六 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卷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传第四十七
卷一百八 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
卷一百九 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卷一百十 匈奴列传第五十
卷一百一十一 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卷一百一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
卷一百一十三 南越列传第五十三
卷一百一十四 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卷一百一十五 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卷一百一十六 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卷一百一十七 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卷一百一十八 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
卷一百一十九 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卷一百二十 汲郑列传第六十
卷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卷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卷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卷一百二十四 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卷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卷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卷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传第六十七
卷一百二十八 龟策列传第六十八
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叙事艺术
史记独特的叙事艺术，非常注重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更深层次的探究，综合前代的各种史书，成一家之言，纵向以十二本纪和十表为代表，叙写了西汉中期以前的各个历史时代，横向以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为代表，统摄各个阶层、各个民族、各个领域和行业，形成纵横交错的舒适结构。
另外，《史记》的章法、句式、用词都有很多独到之处，别出心裁，不循常规，以其新异和多变而产生独特的效果。
《项羽本纪》是《史记》中最重要、最精彩的篇章之一，从历史上说，具体记录了楚汉相争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从文学上说，本文是中国散文中最早的以人物为中心的叙事艺术杰作，文中描绘的一幅幅惊心动魄的战争画卷，塑造的项羽经典的悲剧英雄形象，对后世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人物编排名实兼顾，以类相从。《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即：同样一件事涉及好几个人物时，在一处详叙，在别处就略而不叙，有时以“语在某某事中”标出。这不仅避免了重复，对于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也有作用。
人物刻画
一、注重语言，细节描写
《廉颇蔺相如列传》蔺相如所讲的“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用人物自己的个性化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是作者司马迁提炼的，最能表现蔺相如思想境界的内在美的精粹语言，是蔺相如精神品质的升华，是他一切行为思想基础，是全篇中最关重要的一名话。司马迁为了突出这句话，先写廉颇的骄横以与蔺相如的忍让映衬。但没有交代蔺相如这么做的动机，作一跌宕，从而引出舍人的规谏，以舍人的狭窄心胸反衬蔺相如的坦荡襟怀，又作一跌宕；蔺相如的答话，先将廉颇与秦王比较，引出舍人“不若也”的回答，又一宕；接着指出连秦王都不怕，何畏廉将军？又一宕；接着分析赵国的安全系“吾两人”，不能两虎相斗，又一宕；几经腾挪跌宕，作了许多铺垫，到最紧要最醒目的地方，才点出“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这句话来，这确实是画龙点睛之笔。这个睛一“点”，蔺相如的高大形象就如同巍巍的泰山一般在读者面前耸立起来了。
在《高祖本纪》、《项羽本纪》里，司马迁用了许多细节语言来刻画人物，这些语言很具有个性。例如项羽见到秦始皇南巡时脱口说出：“彼可取而代也。”在刘邦道歉时说“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足见其粗豪率直的性格，而刘邦观秦始皇喟然太息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话说的委婉曲折，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写出他虽气象不凡，但宽宏而有大度的性格。范增在鸿门宴上召项庄舞剑刺沛公时说：“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后来当刘邦脱逃时又说：“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表现了他老谋深算的性格。
二、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特写相结合，突出人物形象。
在《史记》中，司马迁刻画人物，更多的采用了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的写法。比如项羽杀卿子冠军宋义一节，这是发生在起义军内部的一场斗争，这场战争关系到反秦斗争的成败。宋义作为起义军的将领在关键时刻却不去救赵，理由冠冕堂皇，实际上是苟且偷安，甚至另有图谋。作为次将的项羽看穿了他的`意图，当机立断，斩杀宋义，夺取军权，扭转了局势。在司马迁的笔下，项羽表现了他的卓识和果断，表现了他关怀百姓士卒的胸襟、肩负国家安危重任的志气。又有“项羽最得意之战”——巨鹿之战，项羽破釜沉舟引兵渡河，“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所向披靡，无坚不摧。再看看诸侯军的反应，“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这一仗，写出了项羽不畏强敌的精神、无比旺盛的斗志，莫敢纵兵、人人惴恐的诸侯军，更是衬托出了他的英雄气概。
三、运用对比映衬的方法
《史记》中的《李将军列传》描写李广就是用的这种手法。司马迁为了突出李广带兵特点，附带写了程不识带兵的作风。李广带兵的特点是宽缓简易“行无部伍行阵”，“莫府省约文书籍事”，近乎无为而治。程不识带兵却非常严谨，“正部曲行伍营阵”，“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乃是一丝不苟。在程不识的映衬下，红花绿叶，李广带兵的特点就格外显眼、突出。宽缓与严谨只是治军的作风不同，是时汉边郡李广、程不识皆为名将。然匈奴畏李广之略。“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从匈奴和士卒的反映中，流露出作者的倾向性，读者对李广的敬慕之情也不觉油然而生。在《李将军列传》中，要写李广毫不相干的程不识就是为了衬托李广。
写李广的不幸遭遇，司马迁又是把李蔡与李广对比：“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其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李蔡是李广的从弟，才能在下品之中，以九品论人属第八等，没有什么能耐，可他青云直上，官运亨通，爵封乐安侯，官一直做到宰相。而李广为抗击匈奴，驰骋疆场四十余年，身经七十余战，立下过许多汗马功劳，连匈奴人也敬畏而称之为“汉之飞将军”。可是这样一位名将却“不得爵邑，”甚至还受到诬陷，终于被迫自刎。两相对比之下，李广的可悲命运就具体写出来了，当时用人制度，奖惩制度的不合理也深刻揭露出来了。
四、在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
司马迁生动具体的写出了人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再现出紧张多变的场面，人物置身于其中，将各自的个性发挥到了极致。如《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作者选择表面平静，实际杀机四伏的鸿门场面，让众多人物在明争暗斗和彼此映衬中展示出了各自鲜明的个性。刘邦的圆滑奸诈，项羽的率直寡谋，张良的深谋从容，范增的偏狭与急躁，樊哙的粗犷豪放，项伯的善良与愚昧，传神尽相，如在眼前。
《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司马迁将“完璧归赵”、“渑池之会”中紧张的场面与尖锐的矛盾冲突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在秦王的大殿上，面对秦王意欲毁约的状况，蔺相如随机应变、足智多谋，在面对面的斗争中计谋百出，将主动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渑池之会上，秦王借着国力强大，肆意侮辱赵王，蔺相如寸步不让，严辞厉色，为维护国家尊严，置生死于度外。面对廉颇的步步紧逼，蔺相如隐忍退让，这一点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充分表现了蔺相如炽热的爱国情怀，不怕牺牲，甘受委屈，豁达大度，能为常人所不敢为、不愿为的品格高尚、智勇兼备的形象。
五、互见法的运用。
司马迁写《史记》，既要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又要保持人物性格的完整，保持历史的真实，在安排材料上他采用了“互见法”。背景事件人物基本相同，材料几乎交织在一起，司马迁按描写人物的需要，或详或略，或补或删，描写人物各具性格，记述史实则互相补足，这就是“互见法”。
如《魏公子列传》，主要是表现信陵君的“仁而下士”，但信陵君并不是时时都能坚持做到这一点。魏相魏齐曾将范雎一顿暴打，后来范雎做了秦相，要报仇，魏齐无藏身之所。赵相虞卿为了救魏齐，解去相印与魏齐一起投靠信陵君。但信陵君畏惧秦国，未及时接见他们，结果魏齐“怒而自刎”。如果将这件事写进《魏公子列传》里，必然会对信陵君的形象造成损害。因此，司马迁将它写进了《范雎蔡泽传》中。这样，既突出了信陵君的性格特点，又不损害人物性格的完整性，保持了历史的真实性，真正做到了“不溢美”，也“不隐恶”。
六、个性化的语言，凸显人物风姿。
《高祖本纪》中，司马迁在刻画刘邦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较多的使用了语言描写的方法，用极富个性的语言，将刘邦的形象生动的展现读者面前。《高祖本纪》中有一段话，陈述自己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能“与天下同利”，并且善于用人。层叠排比，滔滔而下，显出刘邦在取得胜利之后的志得意满。张良、萧何与韩信，都是杰出的人物，俱能为刘邦所用，则刘邦之才之德，更出三人之上。刘邦表面谦逊，实际上很自负。
在《史记》的其他篇章里，司马迁也多次使用个性化的语言描写，将人物性格刻画的惟妙惟肖。
《史记》中的“纪”、“传”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散文，通过展示人物的活动而再现多彩的历史画面。本纪、世家、列传中的人物来自不同阶层，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市井细民，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所涉人物四千多个，重要人物数百名。《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有如此广大的覆盖面，和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及开阔的视野密不可分。司马迁本人“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报任安书》），希望借助于《史记》一书而扬名后世，实现立言不朽的人生追求。出于这种心态，司马迁对那些在历史上虽有卓越表现、终因无人奖掖而难以扬名的布衣平民怀有深切的同情，为他们鸣不平。司马迁清楚地看到，一个人知名度的高低，乃至他是否能够青史留名，固然和他本身的业绩有关，同时也和是否有人宣扬提携密不可分。在司马迁看来，战国四公子或凭借王者亲属的血缘优势，或身居卿相之位，有的是二者兼备，他们显名诸侯犹如顺风而呼，事半功倍。“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司马迁对儒墨等学派由于门户之见排斥这些出自平民的侠客而深感不公。司马迁在按照惯例为帝王将相立传的同时，也把许多下层人物写入书中，其中包括刺客、游侠、商人、方士等，使得《史记》所收的人物非常广泛，并且都刻画得栩栩如生。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具姿态，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不但不同类型的人物迥然有别，就是同一类型的人物，形象也罕有雷同。同是以好士闻名的贵公子，信陵君和其他三公子在人格上高下之别，而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也各有各的风貌。同为战国策士，苏秦主要是一位发奋者的形象，而张仪身上更多的却是狡诈权谋。张良、陈平同是刘邦的重要谋士，但司马迁笔下的张良令人莫测高深，带有几分神异；而陈平这位智囊却富有人情味，没有张良那种仙风道气。《史记》同类人物形象之间尚有如此明显的区别，不同类型人物形象之间更是形成巨大的反差，鲜明的对照，人物的个性在差异、区别中得到充分的显示。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能准确地把握表现对象的基本特征加以渲染，使许多人物形象的个性非常突出。《万石张叔列传》突出石奋祖孙三代的谨小慎微，唯命是从。《樊郦滕灌列传》写到夏侯婴时，主要叙述他对刘邦一家的精心呵护，他和刘邦家庭的特殊关系，多次提到他的太仆之职。《李将军列传》在描写李广时着意表现他高超的祖传射艺，他射匈奴射雕者、射白马将、射追击者、射猎、射石、射敌方裨将，百发百中，矢能饮羽。《史记》中的人物形象之所以各具风采，就在于司马迁充分地展示了他们的个性特征。
司马迁在表现人物的个性特征时，充分注意到他们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社会经历等各方面的因素，恰如其分给以表现，不但展现出人物的个性特征，而且对形成人物个性特征的原因也有或明或暗的显示，有时一开始就为人物性格的发展作了铺垫。萧何是刀笔吏出身，故能谨守管钥，因势奉法。陈平年青时贫而好学，所以始终有读书人的气质，见识高远，在皇帝面前对答如流；周勃最初从事杂艺，没有什么学问，执政之后就显露出知识的不足，在文帝面前陷入窘境。樊哙发迹前以屠狗为业，成为将军以后保留那种莽撞豪爽之气，他大块吃肉，大杯饮酒，对刘邦、项羽也敢于直言直语、大声大气。窦婴是一副老年失势的窘态，写田蚡则是少年得志的猖狂。总之，影响人物个性的许多重要因素，司马迁都充分注意到，《史记》中的人物都是按各自的方式说话行事，符合自己的年龄、身份和教养。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具风貌，各有性格，同时，他们身上还表现出许多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即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并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某些共性，这是《史记》在刻画人物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最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史记》人物形象的共性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知恩图报，以德报德。苏秦之于宗族、朋友，刘邦之于萧何，陈平之于魏无知，韩信之于漂母、亭长，王陵之于张苍，都是受人之惠而报人之恩。类似这样知恩图报的人物在《史记》中有一大批，他们百倍、千倍地报偿恩人，以表示自己不忘本、不负人。
二是以牙还牙，以怨报怨。这是和知恩图报、以德报德相对应的一种行为，伍子胥之于楚平王，李广之于霸陵尉、主父偃之于昆弟宾客，采取的都是这种做法。
三是士为知己者死，为报答知遇之恩而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知恩图报的升华，是它的极端形式。司马迁在《刺客列传》和《报任安书》中两次提到“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他本人是赞成这一信条的。《刺客列传》中的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人都是为知己者死；《孟尝君列传》中的得粟者，《魏公子列传》中的侯嬴，《张耳陈余列传》中的贯高，也都是为知己者而死。《史记》人物形象还普遍存在宝贵还乡的想法，这是他们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史记》描写了许多人衣锦还乡的场面，苏秦、刘邦、司马相如、主父偃等人的传记都有这方面的记载。
《史记》中的人物既有鲜明的个性，又有普遍的共性，是共性与个性完美的结合。有许多人物所做的事情相近，但是怎样去做，却是各有选择，各有方式。同是衣锦还乡，韩信显得雍容大度，不计私仇，主父偃却心胸狭小，报复心极强。同是知恩图报，豫让、贯高先是忍辱负重，顽强地活下去，关键时刻又死得极其壮烈；而侯赢、田光等义士，却是痛快地以自杀相谢。人物的共性寓于鲜明的个性之中，二者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采用多维透视的方法，笔下人物显露多方面的性格特征，有血有肉，生动丰满。李斯这个人物，司马迁反复刻画他外似刚愎而内实游移的矛盾状态：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下，他想知难而退，却又贪恋富贵，下不了决心；在赵高废立之际，开始像是要以身殉国，经赵高劝之以利害，马上退缩妥协；对于秦二世的无道，本想犯颜直谏，一旦二世责问，立刻苟合求容。李斯的双重人格表现得非常充分，一个内心分裂的可悲形象跃然纸上。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一方面能把握他的基本特征，同时对其性格的次要方面也能给予充分的重视，多侧面地展现人物的精神风貌。
作者简介
司马迁（前145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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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国学书苑06-28
国学档案书苑0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