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人物形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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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中人物形象分析

　　《史记》，二十四史之一，最初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史记中人物形象分析，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史记中人物形象分析

　　史记中人物形象分析

　　《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它为我们展现了一道丰富多彩的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这些人物形象有许多是具有非凡的感染力，感染力最强的又是悲剧英雄人物。如，《项羽本纪》中的项羽，他在历史上起过一定作用的英雄豪杰，也曾经显赫一时，最终由于自身的某些错误而结局悲惨。《史记》中的人物能写得如此成功，一是注意刻画细节，此外《史记》特别注意人物形象的统一性，常常把一些不宜在本传写的材料安排到别的篇章中，这就使《史记》中人物形象的个性特征更加鲜明了。司马迁在描写这些人物的同时溶入了他深挚的爱憎感情的，带有一种强烈的主观色彩，也是《史记》文章充满激情的最重要的原因。

　　《项羽本纪》中项羽的人物形象是：他虽然英勇善战，骄横残暴，但又有着他优柔寡断的一面，耳跟软容易相信别人，刚愎自用，同时还有高傲的一面，他爱面子，要的是尊严，缺少政治头脑，没有远见，没有进步的政治思想，他是站在复仇的角度上去反秦的，所以在推翻秦王朝以后，并没有进步的政治主张，同时，项羽有是一个破坏有余，建设不足的人，他不知道反省，知道灭亡时，仍然怨天尤人。太史公评曰：“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为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他听了曹无伤的告密，马上大怒，要出兵刘邦，因为他冒犯了自己的尊严；而严伯一对他说刘邦的好话，他又允许“善待”刘邦。项羽自持兵力强大，骄傲轻敌，没戒心，在刘邦委曲求全时不下狠心，不听劝告，终于放他回去。也因为项羽出身名门比刘邦更讲信誉，给了刘邦可乘之机，而项羽的最大弱点又是缺乏战略，刚愎自用，虽然称雄一时，但最终给刘邦灭了而失去天下。与项羽这个人物形象相比教而言，《史记》中刘邦人物形象是市井之徒，贪财好色，在攻取咸阳之后，却“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想收买人心而夺天下，错误的采取“距关，毋内诸侯”的策略，导致与项羽冲突。但在张良的诘问下又能承认错误，接受意见，面对有用的人就巴结，面对劲敌就机智的办法解决，不是硬拼。司马迁在《史记》中本着不虚美，不隐恶的原则，对本朝的开过皇帝刘邦无赖嘴脸，以及狡诈精明，能审时度势，能屈能伸做全面表现，使人物形象十分丰满。

　　《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较鲜明三大特点。它以大量的个人传记组合成一部宏伟的历史，其中写得比较成功、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等等，就有近百个。这些人物来自社会的各种阶层，从事各不相同的活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命运。从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有刚烈的英雄，有无耻的小人，共同组成了一条丰富多采的人物画廊。这些人物又各有较鲜明的个性。就算身份和经历相似的人物，也并不相互混淆。在描写人物一生的过程中，司马迁特别注重表现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如写那些建功立业的大人物，常写他们在卑贱时如何受人轻视的情形；而写那些不得善终的大人物，又常写他们在得志时是如何地不可一世的情形。前者如刘邦、韩信、苏秦，后者如项羽、李斯、田横。又在这变化过程中，充分暴露出当时人的诸如势利、报复心之类普遍的弱点。如刘邦微贱时嫂子不给他饭吃，父亲也不喜欢他，成功之后刘邦不肯忘记把他们嘲弄一番。这些命运变化和恩怨相报的故事，最能够表现人与环境、地位的关系，揭示出人性的复杂性，使其形象更加丰满。在叙述时多采用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在最后表现出自己的看法，为充分叙述提供广阔空间。而在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在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活动中的对比，寄托叙述者的感情倾向。在《史记》中的《项羽本纪》里，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来写这个失败的英雄，即赞扬项羽勇猛无比，摧毁秦皇朝暴力统治的功绩和精神；也指责他沽名钓誉，头脑庸俗，胸无大志；批评他以粗豪自恃，无比残暴。所有这些都是通过项羽本人的事迹来表现的。在本传里，司马迁没有发议论，但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于叙事之中又是有显明的表示的

　　司马迁在《史记》中塑造历史人物时也非常注重运用历史环境来刻画人物，

　　他最善于从历史人物陈迹旧事材料中略取数事，甚至一二事，就恰到好处地概见其人。如在《项羽本纪》中写到的：项氏世世为楚将，封於项，故姓项氏。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於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学。背景材料写出了项羽自小就胸怀大志，心比天高却浮躁自负,为表现项羽个性提供了资料和宽泛的角度,也为后来项羽落败的下场埋下了伏笔。又如垓下之战中对项羽的描写，垓下之战一段描写的是项羽的失败，在这一段中，司马迁仍然对项羽报有爱惜之情。突出项羽的英雄气概，同时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项羽的爱戴，同时对项羽的怨天尤人也充分的表现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有各的风貌，各有各的性格，他们身上还表现出许多带有普遍性的东西，是知恩图报，以德报德，士为知己者死，为报答知遇之恩而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即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并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某些共性。这是《史记》在刻画人物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最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史记》简介

　　《史记》不仅是一部历史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文学史上，她突出的文学成就在于“寓论断于叙事”之中的人物描写与刻画。司马迁在写人时，又严格遵循着“实录”的原则。他笔下的人物，既是历史人物的真实，又具有撼动人心的艺术感染力。读《史记》，我们看到的不是木乃伊，也不是寺院庙宇里的泥塑像，而是跃动在各自“历史舞台”上有血有肉、有灵有感的活生生的人。且不论帝王将相、诸侯大臣，即或是其中的几个女性形象也很出色。女性，是人类永远不衰竭的话题。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女性历来处于从属的卑微地位。从《诗经》中的“赫赫宗周，褒拟灭之”开始，女性大多被定位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和倾国倾城的祸水。尤其在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更是造就了不少关于女性的历史谎言。但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女生的描写还是比较公正的。不论是《殷本纪》中“洗澡时因吞吃燕子蛋而生契的简狄，还是《周本纪》中外出见巨人脚印因心爱踩之而生弃的姜原，虽然有些离奇，但那是本着”契“和”弃“都是奉天意而诞生的这个意图而引用《诗经》上的传说罢了；不论是《周本纪》中“奔密康公”的三个女子，还是《吴太伯世家》中为争抢采摘桑叶而使楚吴相互攻杀的少女们；不论是《秦本纪》中释放三囚的文赢，还是《外戚世家》中的后妃和妃殡们……总之，司马迁对她们的评价还是比较公平的。尽管对她们的描写着墨不多，且大多是只述其事而不记名，但在这众多的女性中却有几个个性鲜明、令人难以忘怀的女性形象。

　　平民女性，指出身于平民的女性，其中包括帝王、诸侯、大臣家为人作奴仆杂役者，和没有封地的小官的女儿。《史记》平民人数不多，约有25人。因平民女性和政治事件关联较少（医官女儿缇萦除外），不宜按政治分类。按个性精神风貌可划分为小市民妇媪、高义母、孝顺女等。太史公塑造的平民女性个性突出，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一、小市民妇媪形象分析

　　《史记》中有很多小市民特色的平民女性。她们为《史记》人物画廊增添了许多滑稽和幽默的亮色。所谓小市民特色，从《史记》人物看，比较倾向于指势利、实利、虚伪、狭隘自私的一类市民风格。《史记》涉及的小市民妇媪很多，有王媪、武负、刘邦嫂、淮阴亭长妻、苏秦嫂等。

　　著名的势利人物是苏秦嫂。苏秦落魄而归，其嫂挖苦嘲笑；苏秦衣锦还乡，富贵而来，嫂子恭敬侍侯，不敢仰视。当苏秦打趣地问她为何前倨而后躬时，嫂子回答：“见季子位高金多也。”话语单纯、直率、粗俗得可爱。俗话说：丑到极点就是美。苏秦嫂可谓美。

　　还有一种势利是小气中带着实利。以刘邦嫂、淮阴亭长妻为代表。当刘邦未发迹时，游手好闲，时常带人来大嫂家吃饭。时间一长，大嫂就不耐烦了。当刘邦再次带人来时，大嫂用勺子故意将锅底刮得啵啵响，刘邦只得走开。他记恨大嫂，后来当了皇帝，故意不为大嫂的儿子封侯，经太公请求，才特意封为羹颉侯。无独有偶，淮阴亭长妻对前来白吃饭的韩信颇不耐烦，故意一大早就吃饭。当韩信赶来，锅里已经没有饭了。刘邦嫂和亭长妻的小心眼举动，充满了山野村妇的朴实可笑。这种实利的乡土女性，太史公写得素朴可爱。

　　刘邦故里小酒店主王媪和武负的势利，则透出一股趋炎附势的世故气息。

　　（刘邦）“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

　　王媪和武负是两个小酒店主。太史公虽然写刘邦为真龙附体而生，但决然不会相信刘邦当真是真龙天子转世。但太史公用一本正经的语言，不经意间揭穿了刘邦自己刻意编织的神话。武负、王媪“见”刘邦头上“常有龙，怪之。”奇怪的方式当然就是大呼小叫，逢人便说。刘邦为真龙天子的神话便广为传播，于是“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也就是说，自从“见怪”以来，高祖每次喝酒，都给武负、王媪酒酬数倍。两人年末虽“折券弃责”，实际上得到了很多好处。在这部小小的戏法里面，刘邦是个导演者，王媪武负二人便是演员。

　　二、高义母形象分析

　　在平民女性里面，还有一组光辉感人的平民母亲形象，学术界称之为高义母。有春秋时期介子推母，战国吴起卒母、和秦末汉初的漂母。

　　首先是大义从子志的介子推母。介子推追随保护晋文公有功，晋文公论-功行赏，却忘了介子推。介子推心有怨言。《史记晋世家》记载了他们母子的一段对话：

　　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禄。”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隐，安用文之？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此乎？与女偕隐。”至死不复见。

　　俗话说，母以子贵。没有一个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富贵的。然而介子推母为了儿子高洁的志向，慨然提出入山隐居，直至烧死，也不肯出来见晋文公。正是因为有如此深明大义的母亲，才有介子推如此狷洁之士。

　　吴起卒母，战国魏文侯时人，军事家吴起士卒之母。吴起在为将带兵时，爱兵如子，与士兵同甘共苦。士兵争为其效命，万死不辞。吴起为一个皮肤生疽的士卒吮吸伤口。士兵的母亲听说了这件事，哭了起来。请看太史公的感人记载：

　　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於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别人以为：名将吴起为一个小小的士卒吮疽，这应该是士卒和其母的荣幸。为何卒母还要哭呢？卒母的回答让人感叹不已：“往年吴公为丈夫吮疽，结果丈夫拼命战死沙场。而今吴公又为儿子吮疽，不知儿子又将死于何方？！所以大哭。”对此，台湾蔡师信评论说：“卒母前有丧夫之痛，后有失子之忧，也都毫不怨尤，而连称‘吴公’两次，以示衷心尊崇，该多不易。”卒母深明大义，明白吴起爱兵是报国，而士卒拼死是报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吴起卒母能够从大义出发，忍痛割爱，夫死子继，可谓高义。

　　秦末漂母，慈善仁爱。当韩信面有饥色，钓于城下。漂母见而怜惜，一连几十天都来河边漂洗，次次给韩信带来饭食。韩信表示将重报。漂母却大怒：“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施之不图报，这就是朴素而真挚的平民女性。明钟惺对此评论说：“信喜而言报，母怒。此一怒，何其有品也。”漂母之怒，怒在韩信把她同一般施恩图报之人那样看待。何其高义和高洁的村媪、再者，或许漂母慧眼识人，看出韩信不是等闲之辈，便极力相助。漂母的关爱给了韩信极大的奋斗勇气，当韩信被封为楚王之时，最先想起的是回报漂母、后人记住了漂母的慧眼识人，和那份雪中送炭的温暖。当寒门士子怀才不遇，倍感孤独和苦闷时，禁不住怀念漂母。唐人崔国辅有一首专门吟咏漂母的五言排律近体诗《漂母岸》：

　　泗水入淮处，南边古岸存。秦时有漂母，于此饭王孙。王孙初未遇，寄食何足论。后为楚王来，黄金答母恩。事迹遗在此，空伤千载魂。茫茫水中渚，上有一孤墩。遥望不可到，苍苍烟树昏。几年崩冢色，每日落潮痕。古地多圮，时哉不敢言。向夕泪沾裳，遂宿芦洲村。

　　体现了一种对漂母的缅怀和怀才不遇的孤寂。李白更是大声直呼：“沙丘无漂母，谁肯饭王孙”他深念漂母，在《宿五松山下荀媼家》，《贈新平少年》《猛虎行》等七首诗中都用了漂母饭信的典故，呼唤一种温情和相知。漂母的形象已成了深邃识人、和智慧慈祥的母亲代名词。

　　三、贤明妻形象分析

　　平民女性中，司马迁还塑造了一位贤明睿智的妻子形象，那就是《管晏列传》中晏子御之妻。《史记》记载如下：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晏子御之妻是一位贤明的女性。首先，她有一双慧眼，能够从丈夫的驾车姿态表现能看出其浅薄和洋洋自得，能从晏子的谦卑平凡看出其志念深邃。其次，身为人妻，她能当机立断，请求离去，激夫励志上进。使丈夫不断自新，提升人格，从一个平凡的车夫成长为一名大夫。晏御之妻，其贤明胜过男儿。《史记》中这样的平民妻虽只此一人，但光彩夺目。

　　四、孝顺女形象分析

　　平民女性中，还有一个孝顺而勇敢的才女，就是缇萦。缇萦，汉文帝时太仓令淳于医之女，事迹见于《孝文本纪》和《扁鹊仓公列传》。文帝十三年五月，淳于医因行为不慎，触犯法律，按规要去长安处以肉刑。汉代肉刑断损肢体，轻者致残，重者会死。五个女儿在后边嘤嘤哭泣。太仓公将行，骂其女说：“生子不生男，有缓急非有益也！”小女缇萦自伤泣，于是随父到长安，上书汉文帝说：“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下诏废除肉刑。

　　缇萦上书，陈述肉刑之过，甘愿入官府当婢女，替父赎罪，求让父亲能有改过自新的机会。情、理俱在，感动孝文，从而使肉刑废除，父刑得免，并为一朝百姓造福。缇萦可谓一位急智勇敢的孝顺才女。正如太史公所称赞：“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后宁。”

　　司马迁还塑造了一批极有个性平民女子：卓文君夜奔相如，大胆当炉卖酒，可谓勇敢叛逆；聂荣为了扬弟大名，义奔韩市辨认聂政，铿锵有力，高呼苍天，悲恸而死，可谓勇敢刚烈。

　　太史公还怀着赞叹和敬意，记载了两位能干的女性商业家。四川寡妇清，经营祖传丹砂矿业，得秦始皇尊重，为其筑女怀清台，礼抗万乘，名显天下，被太史公称为素封。妇人陈君夫，以相马闻名天下，可称女中伯乐。

　　太史公还满怀同情，记载了为贵族做杂役而饱受压榨的女性，如汉济北王府中侍者韩女，和高级技工女子竖。女子竖是汉济北王买来的高级技工，被剥削压榨，日夜辛苦劳作，最后累得吐血而死。

　　除了以上贵族、平民两大类外，还有的女性充满神秘色彩，所以归入他类女性，共有三人：白帝子母，黑夜田野哭子。西王母，周缪王见之而“乐之忘归”，应该是一个长生不老的美貌妇人，而到了司马相如的笔下，西王母已“皬然白首”而穴处，是一个能够使唤三足乌的白发老妇。素女，神秘而幽怨。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素女鼓瑟，音悲而幽怨，太帝不忍闻，禁令停止，素女不听，太帝将其瑟断为二十五弦。后世李商隐的《无题》诗，就以素女之幽怨和叛逆而起题：“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总之，《史记》中的女性形象，贵族女性形象复杂多变，平民女性个性突出，充满了社会生活气息，可以说是《史记》伟大而成就的一部分。

　　史记特点

　　特点：《史记》人物形象的共性是多方面的，一是知恩图报，以德报德。苏秦之于宗族、朋友，刘邦之于萧何，陈平之于魏无知，韩信之于漂母、亭长，王陵之于张苍，都是受人之惠而报人之恩。二是以牙还牙，以怨报怨。这是和知恩图报、以德报德相对应的一种行为，伍子胥之于楚平王，李广之于霸陵尉、主父偃之于昆弟宾客，采取的都是这种做法。

　　事迹：如在《项羽本纪》中主要突出项羽的喑呜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而与这一主要特征相矛盾的其他方面，则放在别人传记中补充叙述，既突出主导的性格特征，又免得顾此失彼，达到了性格的完整化。它以历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为史书编撰的主线，各种体例分工明确，其中，“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占全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是以写人物为中心来记载历史。

　　鉴赏

　　叙事艺术

　　史记独特的叙事艺术，非常注重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更深层次的探究，综合前代的各种史书，成一家之言，纵向以十二本纪和十表为代表，叙写了西汉中期以前的各个历史时代，横向以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为代表，统摄各个阶层、各个民族、各个领域和行业，形成纵横交错的舒适结构。

　　另外，《史记》的章法、句式、用词都有很多独到之处，别出心裁，不循常规，以其新异和多变而产生独特的效果。

　　《项羽本纪》是《史记》中最重要、最精彩的篇章之一，从历史上说，具体记录了楚汉相争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从文学上说，本文是中国散文中最早的以人物为中心的叙事艺术杰作，文中描绘的一幅幅惊心动魄的战争画卷，塑造的项羽经典的悲剧英雄形象，对后世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人物编排名实兼顾，以类相从。《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即：同样一件事涉及好几个人物时，在一处详叙，在别处就略而不叙，有时以“语在某某事中”标出。这不仅避免了重复，对于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也有作用。

　　人物刻画

　　一、注重语言，细节描写

　　《廉颇蔺相如列传》蔺相如所讲的“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用人物自己的个性化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是作者司马迁提炼的，最能表现蔺相如思想境界的内在美的精粹语言，是蔺相如精神品质的升华，是他一切行为思想基础，是全篇中最关重要的一名话。司马迁为了突出这句话，先写廉颇的骄横以与蔺相如的忍让映衬。但没有交代蔺相如这么做的动机，作一跌宕，从而引出舍人的规谏，以舍人的狭窄心胸反衬蔺相如的坦荡襟怀，又作一跌宕；蔺相如的答话，先将廉颇与秦王比较，引出舍人“不若也”的回答，又一宕；接着指出连秦王都不怕，何畏廉将军？又一宕；接着分析赵国的安全系“吾两人”，不能两虎相斗，又一宕；几经腾挪跌宕，作了许多铺垫，到最紧要最醒目的地方，才点出“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这句话来，这确实是画龙点睛之笔。这个睛一“点”，蔺相如的高大形象就如同巍巍的泰山一般在读者面前耸立起来了。

　　在《高祖本纪》、《项羽本纪》里，司马迁用了许多细节语言来刻画人物，这些语言很具有个性。例如项羽见到秦始皇南巡时脱口说出：“彼可取而代也。”在刘邦道歉时说“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足见其粗豪率直的性格，而刘邦观秦始皇喟然太息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话说的委婉曲折，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写出他虽气象不凡，但宽宏而有大度的性格。范增在鸿门宴上召项庄舞剑刺沛公时说：“……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后来当刘邦脱逃时又说：“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表现了他老谋深算的性格。

　　二、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特写相结合，突出人物形象。

　　在《史记》中，司马迁刻画人物，更多的采用了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的写法。比如项羽杀卿子冠军宋义一节，这是发生在起义军内部的一场斗争，这场战争关系到反秦斗争的成败。宋义作为起义军的将领在关键时刻却不去救赵，理由冠冕堂皇，实际上是苟且偷安，甚至另有图谋。作为次将的项羽看穿了他的意图，当机立断，斩杀宋义，夺取军权，扭转了局势。在司马迁的笔下，项羽表现了他的卓识和果断，表现了他关怀百姓士卒的胸襟、肩负国家安危重任的志气。又有“项羽最得意之战”——巨鹿之战，项羽破釜沉舟引兵渡河，“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所向披靡，无坚不摧。再看看诸侯军的反应，“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这一仗，写出了项羽不畏强敌的精神、无比旺盛的斗志，莫敢纵兵、人人惴恐的诸侯军，更是衬托出了他的英雄气概。

　　三、运用对比映衬的方法

　　《史记》中的《李将军列传》描写李广就是用的这种写作手法。司马迁为了突出李广带兵特点，附带写了程不识带兵的作风。李广带兵的特点是宽缓简易“行无部伍行阵”，“莫府省约文书籍事”，近乎无为而治。程不识带兵却非常严谨，“正部曲行伍营阵”，“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乃是一丝不苟。在程不识的映衬下，红花绿叶，李广带兵的特点就格外显眼、突出。宽缓与严谨只是治军的作风不同，是时汉边郡李广、程不识皆为名将。然匈奴畏李广之略。“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从匈奴和士卒的反映中，流露出作者的倾向性，读者对李广的敬慕之情也不觉油然而生。在《李将军列传》中，要写李广毫不相干的程不识就是为了衬托李广。

　　写李广的不幸遭遇，司马迁又是把李蔡与李广对比：“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其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李蔡是李广的从弟，才能在下品之中，以九品论人属第八等，没有什么能耐，可他青云直上，官运亨通，爵封乐安侯，官一直做到宰相。而李广为抗击匈奴，驰骋疆场四十余年，身经七十余战，立下过许多汗马功劳，连匈奴人也敬畏而称之为“汉之飞将军”。可是这样一位名将却“不得爵邑，”甚至还受到诬陷，终于被迫自刎。两相对比之下，李广的可悲命运就具体写出来了，当时用人制度，奖惩制度的不合理也深刻揭露出来了。

　　四、在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

　　司马迁生动具体的写出了人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再现出紧张多变的场面，人物置身于其中，将各自的个性发挥到了极致。如《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作者选择表面平静，实际杀机四伏的鸿门场面，让众多人物在明争暗斗和彼此映衬中展示出了各自鲜明的个性。刘邦的圆滑奸诈，项羽的率直寡谋，张良的深谋从容，范增的偏狭与急躁，樊哙的粗犷豪放，项伯的善良与愚昧，传神尽相，如在眼前。

　　《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司马迁将“完璧归赵”、“渑池之会”中紧张的场面与尖锐的矛盾冲突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在秦王的大殿上，面对秦王意欲毁约的状况，蔺相如随机应变、足智多谋，在面对面的斗争中计谋百出，将主动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渑池之会上，秦王借着国力强大，肆意侮辱赵王，蔺相如寸步不让，严辞厉色，为维护国家尊严，置生死于度外。面对廉颇的步步紧逼，蔺相如隐忍退让，这一点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充分表现了蔺相如炽热的爱国情怀，不怕牺牲，甘受委屈，豁达大度，能为常人所不敢为、不愿为的品格高尚、机警多智的形象。

　　五、互见法的运用。

　　司马迁写《史记》，既要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又要保持人物性格的完整，保持历史的真实，在安排材料上他采用了“互见法”。背景事件人物基本相同，材料几乎交织在一起，司马迁按描写人物的需要，或详或略，或补或删，描写人物各具性格，记述史实则互相补足，这就是“互见法”。

　　如《魏公子列传》，主要是表现信陵君的“仁而下士”，但信陵君并不是时时都能坚持做到这一点。魏相魏齐曾将范雎一顿暴打，后来范雎做了秦相，要报仇，魏齐无藏身之所。赵相虞卿为了救魏齐，解去相印与魏齐一起投靠信陵君。但信陵君畏惧秦国，未及时接见他们，结果魏齐“怒而自刎”。如果将这件事写进《魏公子列传》里，必然会对信陵君的形象造成损害。因此，司马迁将它写进了《范雎蔡泽传》中。这样，既突出了信陵君的性格特点，又不损害人物性格的完整性，保持了历史的真实性，真正做到了“不溢美”，也“不隐恶”。

　　六、个性化的语言，凸显人物风姿。

　　《高祖本纪》中，司马迁在刻画刘邦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较多的使用了语言描写的方法，用极富个性的语言，将刘邦的形象生动的展现读者面前。《高祖本纪》中有一段话，陈述自己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能“与天下同利”，并且善于用人。层叠排比，滔滔而下，显出刘邦在取得胜利之后的志得意满。张良、萧何与韩信，都是杰出的人物，俱能为刘邦所用，则刘邦之才之德，更出三人之上。刘邦表面谦逊，实际上很自负。

　　在《史记》的其他篇章里，司马迁也多次使用个性化的语言描写，将人物性格刻画的惟妙惟肖。

　　《史记》中的“纪”、“传”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散文，通过展示人物的活动而再现多彩的历史画面。本纪、世家、列传中的人物来自不同阶层，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市井细民，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所涉人物四千多个，重要人物数百名。《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有如此广大的覆盖面，和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及开阔的视野密不可分。司马迁本人“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报任安书》），希望借助于《史记》一书而扬名后世，实现立言不朽的人生追求。出于这种心态，司马迁对那些在历史上虽有卓越表现、终因无人奖掖而难以扬名的布衣平民怀有深切的同情，为他们鸣不平。司马迁清楚地看到，一个人知名度的高低，乃至他是否能够青史留名，固然和他本身的业绩有关，同时也和是否有人宣扬提携密不可分。在司马迁看来，战国四公子或凭借王者亲属的血缘优势，或身居卿相之位，有的是二者兼备，他们显名诸侯犹如顺风而呼，事半功倍。“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司马迁对儒墨等学派由于门户之见排斥这些出自平民的侠客而深感不公。司马迁在按照惯例为帝王将相立传的同时，也把许多下层人物写入书中，其中包括刺客、游侠、商人、方士等，使得《史记》所收的人物非常广泛，并且都刻画得栩栩如生。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具姿态，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不但不同类型的人物迥然有别，就是同一类型的人物，形象也罕有雷同。同是以好士闻名的贵公子，信陵君和其他三公子在人格上高下之别，而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也各有各的风貌。同为战国策士，苏秦主要是一位发奋者的形象，而张仪身上更多的却是狡诈权谋。张良、陈平同是刘邦的重要谋士，但司马迁笔下的张良令人莫测高深，带有几分神异；而陈平这位智囊却富有人情味，没有张良那种仙风道气。《史记》同类人物形象之间尚有如此明显的区别，不同类型人物形象之间更是形成巨大的反差，鲜明的对照，人物的个性在差异、区别中得到充分的显示。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能准确地把握表现对象的基本特征加以渲染，使许多人物形象的个性非常突出。《万石张叔列传》突出石奋祖孙三代的谨小慎微，唯命是从。《樊郦滕灌列传》写到夏侯婴时，主要叙述他对刘邦一家的精心呵护，他和刘邦家庭的特殊关系，多次提到他的太仆之职。《李将军列传》在描写李广时着意表现他高超的祖传射艺，他射匈奴射雕者、射白马将、射追击者、射猎、射石、射敌方裨将，百发百中，矢能饮羽。《史记》中的人物形象之所以各具风采，就在于司马迁充分地展示了他们的个性特征。

　　司马迁在表现人物的个性特征时，充分注意到他们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社会经历等各方面的因素，恰如其分给以表现，不但展现出人物的个性特征，而且对形成人物个性特征的原因也有或明或暗的显示，有时一开始就为人物性格的发展作了铺垫。萧何是刀笔吏出身，故能谨守管钥，因势奉法。陈平年青时贫而好学，所以始终有读书人的气质，见识高远，在皇帝面前对答如流；周勃最初从事杂艺，没有什么学问，执政之后就显露出知识的不足，在文帝面前陷入窘境。樊哙发迹前以屠狗为业，成为将军以后保留那种莽撞豪爽之气，他大块吃肉，大杯饮酒，对刘邦、项羽也敢于直言直语、大声大气。窦婴是一副老年失势的窘态，写田蚡则是少年得志的猖狂。总之，影响人物个性的许多重要因素，司马迁都充分注意到，《史记》中的人物都是按各自的方式说话行事，符合自己的年龄、身份和教养。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具风貌，各有性格，同时，他们身上还表现出许多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即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并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某些共性，这是《史记》在刻画人物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最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史记》人物形象的共性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知恩图报，以德报德。苏秦之于宗族、朋友，刘邦之于萧何，陈平之于魏无知，韩信之于漂母、亭长，王陵之于张苍，都是受人之惠而报人之恩。类似这样知恩图报的人物在《史记》中有一大批，他们百倍、千倍地报偿恩人，以表示自己不忘本、不负人。

　　二是以牙还牙，以怨报怨。这是和知恩图报、以德报德相对应的一种行为，伍子胥之于楚平王，李广之于霸陵尉、主父偃之于昆弟宾客，采取的都是这种做法。

　　三是士为知己者死，为报答知遇之恩而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知恩图报的升华，是它的极端形式。司马迁在《刺客列传》和《报任安书》中两次提到“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他本人是赞成这一信条的。《刺客列传》中的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人都是为知己者死；《孟尝君列传》中的得粟者，《魏公子列传》中的侯嬴，《张耳陈余列传》中的贯高，也都是为知己者而死。《史记》人物形象还普遍存在宝贵还乡的想法，这是他们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史记》描写了许多人衣锦还乡的场面，苏秦、刘邦、司马相如、主父偃等人的传记都有这方面的记载。

　　《史记》中的人物既有鲜明的个性，又有普遍的共性，是共性与个性完美的结合。有许多人物所做的事情相近，但是怎样去做，却是各有选择，各有方式。同是衣锦还乡，韩信显得雍容大度，不计私仇，主父偃却心胸狭小，报复心极强。同是知恩图报，豫让、贯高先是忍辱负重，顽强地活下去，关键时刻又死得极其壮烈；而侯赢、田光等义士，却是痛快地以自杀相谢。人物的共性寓于鲜明的个性之中，二者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采用多维透视的方法，笔下人物显露多方面的性格特征，有血有肉，生动丰满。李斯这个人物，司马迁反复刻画他外似刚愎而内实游移的矛盾状态：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下，他想知难而退，却又贪恋富贵，下不了决心；在赵高废立之际，开始像是要以身殉国，经赵高劝之以利害，马上退缩妥协；对于秦二世的无道，本想犯颜直谏，一旦二世责问，立刻苟合求容。李斯的双重人格表现得非常充分，一个内心分裂的可悲形象跃然纸上。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一方面能把握他的基本特征，同时对其性格的次要方面也能给予充分的重视，多侧面地展现人物的精神风貌。

　　风格特征

　　深邃意蕴的叙事和生动鲜活的人物的描写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史记》形成一种雄深雅健的独特风格。《史记》也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悲剧人物，使全书具有浓郁的悲剧气氛，并富有传奇色彩。

　　《史记》的叙事写人都围绕“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宗旨，司马迁虽然也从琐碎的生活细事写起，但绝大多数的人物传记最终都在宏伟壮阔的画面中展开，有一系列历史上的大事穿插其间。司马迁不是一般地描述历史进程和人物的生平事迹，而是对历史规律和人物命运进行深刻的思考，透过表象去发掘本质，通过偶然性去把握必然规律。这就使得《史记》的人物传记既有宏伟的画面，又有深邃的意蕴，形成了雄深雅健的风格。

　　思想感情

　　司马迁善于把笔下的人物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加以表现，在叙述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展示个人命运偶然性中所体现的历史必然性。在《苏秦列传》和《张仪列传》中，司马迁对于战国诸侯间微妙复杂的利害关系反复和予以演示，以七国争雄为背景展开了广阔的画面。苏秦、张仪准确地把握了当时形势的特点，抓住了机遇，相继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成为当时的倾危之士。陈平年轻时就胸怀大志，足智多谋，适逢秦末动乱和楚汉相争，大显身手，屡献奇计。他设计离间项羽和范增，使楚霸王失去“亚父”这位谋士。荥阳被困，他令两千女子夜出东城门迷惑楚军，刘邦得以出西城门脱险。是他暗示刘邦封韩信为齐王以稳定形势，又是他建议刘邦的伪游云梦泽而借机擒韩信。刘邦在平城被匈奴围困七日，又是陈平出奇计化险为夷。陈平所献五计，无一不是关系到刘邦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天下的兴衰安危。陈平这位谋士的形象，也就在驾驭历史风云的过程中日益丰满。《史记》中的人物形形色色，或卑琐、或伟岸；有的先荣后辱，有的先辱后荣；有的事业成功，人生幸运，也有的虽然事业成功却命运悲惨。司马迁既把他们写成重大事件的导演、演员，又把他们写成重大事件的产儿，通过描写、叙述他们对时势、潮流的顺应与抗拒、对历史机遇的及时把握与失之交臂，以如椽巨笔勾勒出历史和人生的壮廓画面，点出其中蕴含的哲理。

　　《史记》中的悲剧人物有多种类型。按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而论，有些悲剧主人公身上体现的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这类悲剧人物是历史的先行者，行动具有超前性。尽管他们的主张是正确的，但由于当时条件还不成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的甚至付出生命。推行变法的吴起、商鞅，主张削籓的贾谊、晁错，都是这类悲剧英雄。还有一类悲剧人物尽管死得非常壮烈，但他们的悲剧性不是体现了无法实现的历史必然要求，而是他们相信旧制度的合理。田横兵败之后不愿意投降汉朝而自杀，其随从和东海五百义士也相继殉难，涌现出的是一个悲剧群体。从本质上看，田横所要维持的不过是诸侯称雄、列国割据的局面，早已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田横相信已经过时的制度仍然是合理的，并为之而奋斗拼搏，这就决定了他必然成为悲剧人物。《史记》中许多反抗中央朝廷的诸侯王，都属于这类相信旧制度合理性的悲剧人物。《史记》中的悲剧人物按其品格划分，又有完美型和缺失型两类。《赵世家》中为保护赵氏孤儿而付出巨大牺牲的义士公孙杵臼、程婴，《刺客列传》、《游侠列传》中的刺客游侠，都是具有高尚品格和献身精神的英雄，他们的所作所为几乎无可挑剔，是把身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是完美型的悲剧英雄。还有一些悲剧人物的品格存在明显的弱点，由这些弱点而导致的失误最终毁灭了自身。但由于他们终归是英雄，所以其毁灭也是悲剧性的。这类缺失型悲剧英雄以项羽为代表，他生前战功赫赫，死得慷慨壮烈，他的弱点也暴露得非常明显，自身没有意识到本身的缺欠。

　　司马迁的人生遭遇是不幸的，他的命运是悲剧性的，他为众多悲剧人物立传，寄寓自己深切的同情。他赞扬弃小义、雪大耻，名垂后世的伍子胥，塑造出一位烈丈夫形象。他笔下的虞卿、范雎、蔡泽、魏豹、彭越等人，或在穷愁中著书立说，或历经磨难而愈加坚强，或身被刑戮而自负其材，欲有所用。所述这些苦难的经历都带有悲剧性，其中暗含了自己的人生感慨。

　　司马迁在探讨人物悲剧的根源时，流露出对天意的怀疑，以及命运不可捉摸、难以把握之感。他在《伯夷列传》中慨叹“天道是邪，非邪！”在《外戚世家》中反复强调“人能弘道，无如命何”、“岂非命也哉！”对于像萧何、陈平那样的幸运儿，司马迁认为他们的人生偶然性中体现出历史的必然性，自身才能、对历史潮流的顺应使他们扮演英雄的角色，命运对于这些人来说不是难解的谜。而从那些悲剧人物身上，司马迁更多感受到的是历史和人生的不确定、不公平和难以理解。司马迁还通过为悲剧人物立传。揭示了异化造成的人性扭曲。吴起为了当上鲁国将军而杀妻，未为卿相而母死不归，名缰利锁把他变成一个刻暴少恩之人，最终也因此亡身，政治上的巨大功绩与人性的严重异化形成直接冲突。张耳、陈余早年为刎颈之交，后来却反目为仇，也是利欲把他们拆开。

　　《史记》富有传奇色彩。秦始皇晚年行迹，穿插许多怪异反常的事情，以及神灵的出没，用以预示秦帝国末日的到来。写汉高祖发迹，则用刘媪感蛟龙而生子，刘邦醉斩巨蛇等传说显示其灵异。除了荒诞不经的传说之外，《史记》所写的许多真人真事也带有传奇色彩。鲁仲连为人排患解难而无所取，超然远引，终身不复见，是一位奇士。《留侯世家》中的张良是位传奇人物，文中出现的商山四皓同样来得突兀，恍若神仙。《史记》中的许多故事都疏离常规，出乎人的意料之外，也富有传奇性。《外戚世家》中的薄夫人因遭冷落而大富大贵，窦姬本欲入赵王府而宦官误赐代王，她却阴错阳差成了皇后。这些宫廷故事也是表现人生命运的不可捉摸，但它酿成的不是悲剧，而是喜剧。《田单列传》的传主田单是一位智谋之士，这篇传记写了一系列的奇谋奇计，尤其是用火牛阵大破燕军一节，更是精彩绝妙。传记赞语又附奇士王蠋、奇女君王后的事迹，可谓奇上加奇。《史记》的传奇性还源于司马迁叙事写人的笔法。司马迁为文疏荡多变，忽起忽落，其来无端，其去无迹，起灭转接，令人莫测端倪。《伯夷列传》是为伯夷、叔齐作传，但却以议论开篇，又引许由、卞随、务光等人为伯夷、叔齐作陪衬，几乎使人不辨宾主。叙伯夷、叔齐事迹后，在议论中引出颜渊、盗跖，从正反两方面说开。结尾点题，指出砥行立名者必附青云之士才能流传后世。通篇意到笔随，纵横变化，烟云缭绕，扑朔迷离。《史记》的章法、句法、用词都有许多独特之处，别出心裁，不蹈故常，摇曳回荡，跌宕有致，以其新异和多变而产生传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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