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转基因植物知识产权的法律分析论文

　　一、转基因植物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分析

浅谈转基因植物知识产权的法律分析论文

　　转基因技术的诞生意味着人们可以根据需要制造植物新品种，它掀起了农业生产方式的风暴，被人们称之为“第二次绿色革命”。

　　1996 年，转基因作物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商业化种植，自此，转基因技术凭借其显著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迅速席卷了全球。其中美国是生产和出口转基因产品的头号强国，截止到2011 年，美国已有6 900万公顷的农田种植了转基因作物，占耕地面积的43%。其转基因作物种类繁多，其中大豆、棉花、玉米和油菜等的种植比例都高达90% 以上。另外，包装食品中以转基因作物为原料的比例高达80%。与美国的大力推广所不同的是，欧盟却基于食品安全性的考虑，对此持谨慎保守态度，施行严格的法律制度管制转基因产品，并控制其区域内转基因植物的商业化种植规模。但是这并不排斥各国或地区对这样一个足以改变全球农业甚至经济发展状况的新兴生物技术的高度重视。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在各国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大。目前发达国家主导着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制定和实施。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不健全，跨国公司利用法律漏洞掠夺、剽窃其生物遗传资源并申请专利谋取利益的行为屡见不鲜。这不仅使发展中国家遭受了巨大经济损失，而且也使其无法以平等主体身份参与合理分享生物遗传资源开发中的利益。因此，及早建立完善的转基因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维护本国利益的必要举措。然而这并非易事，这是由转基因技术区别于传统工业技术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转基因生物材料含有遗传信息，具有生物活性，能够自我复制，这一独特性为转基因技术的知识产权带来了新问题; 二是转基因植物的研发源于对传统生物资源的利用，因此，转基因生物材料是否具有新颖性、其具体判断标准以及是否可以对这种植物新品种进行专利保护就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 三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享受国际知识产权的不对等状态，也增加了转基因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构建的复杂性。面对这些尖锐的问题，汲取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就显得尤为必要。

　　二、国外转基因植物知识产权保护比较

　　法律是对生物技术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的最有效途径。目前主要有3 个国际公约对转基因植物知识产权加以规定，即: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简称TRIPS 协议)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 简称UP-OV 公约) 、《生物多样性公约》( 简称CBD 公约) 。世界各国的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设计应当在这一框架要求下进行。

　　各国在履行国际条约义务的前提下，基于国情不同，转基因植物的法律保护制度也各不相同，其实际效果也大相径庭。尤其是欧盟和印度，作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典型代表，他们在转基因植物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的实践，得出了诸多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这为人们提供了有益借鉴。

　　( 一) 欧盟的转基因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欧盟作为当今世界区域性政治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组织，其转基因知识产权保护实践给我们提供了更多成功的经验。以英国为首的欧盟成员国内部，无论是民众还是政府对于转基因持审慎态度，因此欧盟对转基因产品的法律管制最为严格。欧盟将国际环境法中的“预防原则”应用到对转基因产品的法律管制上，即“当一项行为对人体健康或环境存在不利风险时，应采取措施进行预防，即使是未被科学证明的潜在威胁亦是如此”。这一做法为保护欧盟市场留下了余地。欧盟对转基因问题进行法律调整的一个突出特色就是，欧盟两个层次的立法规定了非常严格的“转基因食品追踪制度”，这一制度使得转基因食品在整个生产和流通环节的动向都有据可查。此外，还设有严苛的转基因标签制度: 它要求只要食品中的转基因成分高于0. 9% 就应当贴标签注明成分比例，除非在技术上无法避免将转基因成分混入食品中或者上述情况是纯粹偶然造成的; 只有当食品或材料中转基因含量低于0. 5%时，且“欧盟食品安全局”确认不存在风险又未上市销售的情况下才允许不贴标签。

　　具体到知识产权法，欧盟以UPOV 公约为样本制定了植物新品种专门法，即在专利法之外制定特别法，这种保护模式对转基因植物及育种者的权利实现了完整有效的保护。首先，在欧盟，转基因植物本身不得申请获取专利，植物品种不受专利权的保护。《欧洲专利公约》( 简称EPC) 第53 条b 款规定: “动植物品种和制造植物的生物学方法不能申请获得专利”。这为欧洲专利局拒绝接受对植物本身的专利请求提供了法律依据。其次，近年来欧盟的态度出现松动，在司法实践中逐渐认可对植物新品种给予专利保护。美国强大的专利制度和转基因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但使欧盟遭受巨大的压力，也令他们意识到转基因市场的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因此，欧盟对转基因植物新品种的专门保护模式近年来发生了重大改变。现在欧洲专利局在司法实践中的操作标准是，只要植物新品种符合授予专利的相关条件，就可以授予专利。由此可见，尽管欧盟严格限定了转基因植物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但随着其商业化种植在全球的迅速扩展，欧盟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一直在不断调整变通以适应发展的需要。再次，欧盟在UPOV 公约框架下，所制定的转基因植物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着重强化了商业育种者的利益。这是欧盟作为国际知识产权体系的主要利益分享者在制度选择上的必然举措。1998 年7 月欧洲议会与欧洲联盟理事会通过的《生物技术发明法律保护的指令》中第23C 的法律规定集中体现了这一偏好，它放宽了欧盟对于转基因技术可专利性的范围，规定包括通过转基因生物技术性手段生产的生物材料，植物或动物，微生物学或其他技术都可以申请专利。尽管如此，相对于美国的大胆尝试，欧盟对事关转基因的问题都显示出更多的审慎。尤其值得我们借鉴的是，欧盟一以贯之地强调对转基因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进行严格界定的做法，对妥善处理转基因植物育种者与农民权之间的矛盾具有重要作用。实践证明，欧盟的这一做法是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总起来说，欧盟对转基因植物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态度上存在两面性: 一是出于对安全性的担忧，欧盟对其内部涉及转基因食品及其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亦步亦趋，格外谨慎; 二是作为现有知识产权规则体系的主要受益者，为了追逐利益，欧盟又要求强化对商业育种者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近年来，欧盟开始在司法实践中授予植物新品种专利的做法就说明了这一价值取向。但不可否认的是，欧盟的这种做法，无论对于其生物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对于农民权的维护还是作为现有知识产权规则体系受益者本身而言，都尽可能的实现了各方利益的平衡和最大化。

　　( 二) 印度的转基因植物知识产权保护

　　印度的实践带给我们更多失败的教训，其战略选择和制度安排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具有参考意义。出于保护本国农业目的，印度政府在加入TRIPS协议之前对于农业领域的专利是采取谨慎和严格限制态度的。但是随着印度加入TRIPS，为了符合TRIPS协议的要求，印度通过了1999 年、2002 年和2005 年3个修正案，修改后的专利法完全推翻了先前的态度和政策，追随着西方国家随波逐流。

　　印度转基因植物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规范如下。

　　第一，印度转基因植物知识产权保护模式是在UPOV 公约框架之外制定专门的法律。即在专利法之外专门制定了《植物品种和农民权益保护法》( 简称PPVFR) ，其内容以1978 年版本的UPOV 公约为样本，另外还加入了额外条款，以保护公营育种机构与农民的利益。单纯从立法目的来看，印度力求形成一个兼顾育种者利益与农民权利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但结合印度的本国国情及其转基因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来看，并没有实现其立法初衷。

　　第二，印度专利法是对TRIPS 协议无限妥协的产物。在印度，真正调整转基因植物知识产权的法律规范是印度专利法。依据1970 年印度专利法规定，该法限制农业和食品产品的专利性，但这些限制直接与TRIPS 协议的第27 条相冲突。因为TRIPS 协议第27. 1 条规定，任何技术领域的发明，无论方法还是产品，都应能被授予专利。由于印度签署了使TRIPS 协议生效的马拉喀什协议，因此不得不修改1970 年印度专利法以与TRIPS 相一致。修改后的印度专利法极大地增强了专利权人的权利，所有食品、农用化学品和药品都能够被授予专利。例如1970 年印度专利法第3( i) 条禁止就任何药用的、外科的、治疗性的、预防性或者其他对人类的处置授予专利，也禁止对动物或者植物的使其免受病害或提高其本身或产品经济价值的类似处置授予专利。但自2003 年第二个修正案生效后，任何处置植物的方法都可以被授予专利。

　　此外，印度还授予了专利权人更强的权利。根据TRIPS 协议第28. 1 条规定，禁止第三人未经专利权人同意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专利产品或者为这些目的而进口的行为。当专利权人的权利在注册国以外无法行使时，专利权人有权阻止含有专利因素的产品的进口。印度专利法据此进行了修改以符合TRIPS的规定，然而，这种修改却是毫无保留的完全与TRIPS一致，甚至几乎跟TRIPS 第28 条一字不差。对于微生物的专利性问题，印度专利法第3( j) 条几乎逐字逐句的照搬了TRIPS 协议第27. 3( b) 条的措辞，禁止动植物专利，但是却明确允许微生物专利。此外，非本质上是生物技术的方法也可以被授予专利。规定微生物可以被授予专利的做法为植物基因物质甚至是种子和植物品种提供专利创造了机会。

　　可以说，印度专利法修正案完全照搬了TRIPS 协议的内容。而且在某些本可以选择保护本国利益的问题上，几乎完全放弃了这一权益。比如TRIPS 协议并未定义“本质上是生物技术的方法”和“微生物”这两个术语。因此，WTO 成员国可以选择通过限缩定义术语的方式来限制专利的范围。巴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专利法规定不允许对植物和动物的全部或者部分授予专利，除了转基因微生物。根据这一规定，只有转基因微生物才具有创新性，可以被授予专利，其他的植物和动物是不允许被授予专利的。巴西的这种做法体现了其对本国农业物种的保护。对比之下，印度政府本可以选择限缩定义“微生物”这一术语来同时保护印度农民和农业部门，很遗憾印度却没有这样做。由此可见，印度政府并未利用TRIPS 协议提供的灵活性来限制生命形式的专利范围。

　　第三，印度照搬TRIPS 协议，却忽视了本国农民利益的保护。自2005 年以来，印度专利办公室允许对DNA 序列、基因、基因改造生物以及培养转基因植物的方法授予专利，这一做法确认和强化了植物品种及专利申请人的专利权。但现实国情是印度授予专利的绝大部分都由跨国公司掌握，跨国公司在转基因植物研究和专利取得方面具有绝对性的优势，因此，这种做法极可能会危及印度本国的科学研究和农作物新品种的长远发展。印度在强化专利申请人专利权的同时，却忽视了对本国农民利益的特殊保护。在TRIPS 协议之前，印度政府每年向农民提供种子和其他农业用品的补助，比如化肥和农药。随着TRIPS 的到来，印度农民不仅无法再继续获得补贴，而且不得不花费更多用来购买专利农业用品甚至是种子。由于跨国生物技术公司在印度形成了专利垄断，农民往往处于被动弱势地位。比如要购买专利种子就必须购买相同公司生产的除草剂，还要给公司监督农田的权利。虽然转基因植物可以提高产量，但对农药的依赖性越来越强，这无疑也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很多贫困的印度农民根本无力再购买这些药品，甚至出现了极端的情况——这种经济压力诱发一大批负债累累的印度农民自杀。这些问题导致近年来印度社会对转基因食品、转基因植物的强烈抵制。比如在靠近瑞什克士的高佛地区，为了反抗粮食作物被单一栽培逐步取代，农民开创了Beej Bachao Andolan——拯救种子运动。在印度卡纳塔克邦，甚至出现了农民烧毁孟山都公司的棉花试验田的情况。近年来，印度也开展了一系列民间运动来对抗跨国公司的垄断行为，比如组建了9 种基金会等。

　　第四，印度转基因植物的单一种植加速了跨国公司的垄断，破坏了生物资源多样性。转基因植物的商业化种植使农业的单一种植趋势日益明显，这种单一种植又强化了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也正是因为经济集中、专利和知识产权以及基因工程这三方面的因素，跨国公司对食物链第一环节转基因种子的垄断被加强化了，这就使得形势对农民极为严峻。此外，转基因植物的商业化种植导致粮食种植过分单一化，这严重破坏了生物多样性和本地的粮食文化。在印度，典型的家庭式园圃甚至可以同时种植100 种不同的作物。但随着转基因植物的商业化种植，这种生物多样性和饮食文化的多样性遭到了极端破坏。

　　第五，印度转基因植物知识产权保护不力，跨国公司基因剽窃情况严重。在印度，跨国生物公司将当地植物遗传资源，用转基因技术进行培育，以此申请获得专利权，再高价卖给农民谋取暴利的例子不胜枚举。巴斯马提香米的剽窃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而且诸如此类的生物资源剽窃案例还有很多，比如胡椒、姜、芥子、姜黄的专利。由于印度专利法照搬TRIPS 协议，导致对植物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薄弱，这种赤裸裸的生物资源剽窃行为往往得不到有效遏制，不仅使印度农民的利益严重受损，也给农业带来了巨大冲击。

　　印度的案例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即使是面对条约义务和国际压力，毫不保留的照搬TRIPS 协议，忽视本国国情的做法都是绝不可取的，印度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失败的教训警醒人们，法律制度的设计必须坚定的立足本国国情，以维护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为唯一出发点。另外，转基因作物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不仅关系到一国的经济利益，它还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和整个社会稳定的全局，因此必须以格外谨慎的态度，认真分析其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避免重蹈覆辙。

　　三、域外转基因植物知识产权保护的启示

　　第一，理性对待转基因食品，科学评估其安全性。至今为止，尚未有科学界公认的证据证明其有害人体健康。但由于转基因食品的潜在影响具有隔时性特点，因此，对于转基因植物的产业化必须秉持谨慎客观的态度。转基因并非洪水猛兽，它为提高世界粮食产量和品质，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短缺问题带来了契机。欧盟的经验告诉我们，可以采用相对严格的转基因食品追踪制度以及标签制度。尤其是欧盟确认了消费者有知情权和选择权，在标签要求方面应全面公布转基因食品的信息，让公众自由享受选择权，这种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第二，法律制度的设计要符合本国国情并紧随现实发展的需要。欧盟和印度的转基因植物知识产权法律制度都不约而同的采用了以特别法保护的模式，但实际效果却相差巨大。欧盟最初对植物品种的保护，只能适用特别法。但是随着转基因植物的商业化种植取得巨大成功，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近年来欧盟适时进行了变通，即扩大解释了专利法中“植物品种”的概念，以使转基因植物获得专利法保护。但应当指出的是，欧盟对植物品种的保护仍然只能直接适用特别法，而不是专利法。欧盟的这种做法对于同样采用特别法模式保护转基因植物的中国来说，是很有参考意义的。而且欧盟的实践表明，法律要服务于社会，其内容设定就必须紧随国家发展的现实需要。同样，尽管印度的做法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也同样意识到转基因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只是遗憾的是印度对法律的变通调整竟最终演变成为对TRIPS 协议的'全盘照搬。

　　第三，发挥专利法的保护作用。相对于欧盟和印度采用的植物新品种特别法保护方式来说，专利法保护的力度更大也更有效。欧盟近些年来已经开始由特别法保护向专利法保护方式过渡，这也是未来转基因植物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方向。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甚至已经成为各国在国际经济领域角逐的重要战略手段。美国就是个典型的例子，美国完善的转基因植物专利制度，为其占领转基因技术领域的科技制高点以及抢占国际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后盾。美国是转基因植物商业化的最主要推动者，也是转基因产业发展的最主要受益者，其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和战略意义不可估量。也正是因为如此，欧盟才在态度上逐渐发生了转变，通过扩大解释的办法对转基因植物予以专利保护。由此可见，扩大专利保护的客体范围，尤其是使转基因植物获得专利法保护，对于鼓励科技创新，促进转基因产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可以选择这样的制度设计，即一方面强化对转基因植物的专利权保护，规定转基因植物可以授予专利权，另一方面，可以加入对育种者权利给予更严格保护的UPOV 公约1991 年文本，这样就形成了专利权和植物新品种权的双重保护，从而提高其整体保护力度，以便使我国能够尽快通过完善的专利法律制度将生物技术转化成为实实在在的产业优势，为保护本国农业发展和抢占国际市场奠定基础。

　　第四，保护本国生物遗传资源并兼顾维护农民利益是转基因植物知识产权法律建设的关键问题。虽然欧盟成员国与印度分别属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他们的农业生产和转基因技术水平各不相同，但都凸显出这一问题的关键性。印度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它的实践经验警示人们，妥善处理商业育种者的知识产权与农民权之间的利益冲突，不仅是一国转基因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重点，还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在法律制度设计上应当在鼓励科技创新的同时又要保护好本国生物遗传资源，维护好农民及本地人的利益，建立一套既完备高效又能够兼顾各方主体权益的公平公正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具体到制度设计上，对我国来说，必须强化对境内生物遗传资源的主权意识和保护手段，比如应当建立生物遗传资源登记制度，严格知识产权审批制度。在对转基因植物申请专利保护的申请文件中应当要求作者披露其获得遗传资源的来源。对于以非法方式获取生物遗传资源并申请专利保护的行为不但要坚决制止，还可以规定严格的惩罚制度，比如可以制定申请人黑名单制度。对于处理育种者与农民的利益冲突问题，各国强化育种者的排他性独占权的做法已经逐渐趋同，但是出于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需要，法律规范仍应作出必要限制，比如在涉及私人的非商业活动、试验性活动以及培育其他新品种活动等方面，育种者不享有排他权。另外，涉及农民权保护问题，法律理应保护农民的留种权，但对“农民”的范围设定却不宜过大，以避免损及育种者的专利权。比如可以规定，只有个体的农民和单独农户才能成为留种免责的主体。

　　第五，与国际知识产权规则接轨。完备科学的知识产权法律规范是加强转基因知识产权保护的基础。当前，各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已经逐渐趋同并向国际化发展。因此，我国应当借鉴那些成功且先进的国际规则，与国际接轨，保持法律制度的先进性。但必须指出的是，不必为了追赶潮流而加入某些国际条约。对于国际条约，不能盲目盲从，要秉持审慎的态度决定是否加入以及加入后如何灵活的平衡履行条约义务与维护本国利益二者之间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实现二者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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