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与中国传统建筑的关系

　　一

　　在哥白尼死后三年，另一位天文学家布拉赫（1546——1601）诞生了。这位丹麦贵族的子弟，用私产建立了一座庞大的天文台。后来，他既证明了托勒斯地心说的不当，又证明了哥白尼日心说的不足，他徘徊在两个世界之中，一个死了，另一个却无力诞生。于是，他放弃传统的希腊黄道坐标，采用中国人沿用了数千年的赤道坐标。这种转变，被认为是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天文学的主要进步之一，也为现代天文学奠定了基础，而现代天文学是以他的助手德国人约翰。开普勒（1571——1630）发表“行星运转定律”为开端的。

　　令人费解的是，1674年第一批来华传教的欧洲精英，竟然在北京天文台建造了一座黄道经纬仪，以此做为对中国进行所谓科学启蒙的礼物。他们还告诉乾隆皇帝，宇宙是由许多以地球为中心的同心固体水晶球构成的，而中国学说（无限空间中漂浮着稀疏的天体）是荒谬的。传教士利玛窦写信给欧洲的同事，说中国人十分可笑，列举了许多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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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一个天（而不是十重），天上虚空无物（而不是固体），星辰在太空中运动（而不是固定在天穹上）。”

　　“他们不知空气为何物，我们认为有空气的存在（指各小水晶球之间），他们认为是太空。”

　　“他们增加金和木，略去空气，凑成金、木、水、火、土五行（不用四元素说），更荒谬的是，他们造出五行相生相克之说，显而易见，这是缺乏科学根据的，但由于是他们古代圣贤传下来的学说，竟无一人敢于反对。”

　　这批科学启蒙者，本意是暗示只有基督教国家才能产生先进的科技，其它国家都是愚昧的，西方文明优于其它文明。请注意，宗教（玄学）与科学从来就不是对立的。前者注重心灵感应，后者注重物质实证，其实精神和物质互相依存。但是他们对固有知识的偏见，妨碍了他们。佛经有“智障”一说，是讲妨碍自己认知的，正是自己固有的知识。这批欧洲精英们执著于固有认识，认为凡是符合我所知的就是科学，凡是不符合我所知的就是迷信！不料却示愚于众而不自知。

　　打个比喻，就像绍兴宋庄的阿Q出去走了一趟，他看不惯城里人：“他们将长凳称为条凳，而且烧鱼放糖，加以街道上观察女人走路所得的缺点，扭得也不好。”（鲁迅《阿Q正传》）

　　我们知道人类的认知，是有一连串“盲点”的，认知的局限性障碍也是按层次分布的，所以这件事在当时，并无人觉得可笑，大家都是一本正经对待。除非是天才，否则谁也无法超越历史阶段。当时，我们有着更多的愚昧之处，而他们有着更多的新兴资本主义暴发户的气焰，所以双方都有更多的自卑感和优越感。西医在刚入华时，很是瞧不起中医，洋人拿着《黄帝内经》问中国医生：左肝右肺怎么讲？西医解剖学将人体肝与肺的位置标明得非常清楚，所以西医觉得中医荒唐可笑，认为用这样的理论指导临床诊断，不是拿病人生命开玩笑吗？洋人这一批判，立刻就有中国人顿觉祖宗“丢脸”，抬不起头来。

　　其实，有什么可自卑的？《黄帝内经》讲左肝右肺，是按八卦图形来讲的，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医易相通，在后天八卦中，左边是震卦，为木，为肝，主条达；右边是兑卦，为金，主肃降。其实，只要深入一个层次，你就会相信：西医是医之“形”，中医是医之“神”。一个医生，无论你医术有多么高明，若不能在无形医学上、易学上有所涉猎，则一生医学成就，只能在有形医学上转圈子而已，要达到医学的最高境界，到最后必将是山、医、命、卜、相，五术俱备才能融会贯通。洋人不懂得这一点，这只能怪他们认知局限性障碍。

　　你想，一个在数千年前就能清晰阐明人体经络系统的民族，有什么可自卑的？让你自卑的是你对民族文化的无知，或傲慢和偏见！历史上这类被善意或恶意所误解的事情太多了，易学大家邵康节（1130——1200），教授易经40年，最后却被朱元璋钦定为“伪学”，彻底封杀，但如今，邵康节却成为易学领域的一代宗师。前苏联李森科批判摩尔根的基因学说，说它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伪科学”，但最后却证明他自己搞的是伪科学。

　　这就是“历史阶段盲点”，一旦超越了这个时间窗口，认知获得了突破，自然一切柳暗花明。如伽利略、哥白尼、孔家店、走资派等等，最终都被大家重新认识了。真理的认识需要一个坎坷曲折的过程。老子《道德经》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则大笑之。你看，处于不同层次的人，对道（规律）的认知竟是如此不同。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很多年轻人比较淡漠。总觉得那是老古董了陈旧了，还是外国的月亮圆。但据我所接触的外国朋友或者从海外归来的朋友，他们却觉得还是中国的月亮圆。目前，留学出去的和来中国留学的基本持平了，但来华的学生多数是冲着我们的国粹来的，而且集中在中医、气功、针灸、武术方面，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了我们的祖宗。

　　二

　　记得高中时候，高考志愿填写“建筑与装潢设计专业”的我，特别喜爱中国建筑，好象有一种“说不清楚”的魅力，那种感觉，不像西洋建筑的尖顶那样直插苍天，而是环抱大地，自得其乐。西洋建筑透出崇高和伟岸，而中国建筑则体现着安详和宁静。这种精神上的安详和宁静，以及我们的祖先在建造房屋时所严格遵循的“原则和经验”：关怀人的健康，以人为本的宗旨，把“最有益于人的健康”做为建筑的核心，深深吸引着我。

　　我很幸运，能够直接聆听到建筑大师郝石林老师讲授中国古代建筑史，别的课程，我有时会逃课，而对中国古代建筑史，我却用10倍、20倍的时间去“啃”，遵照老师的要求，收集素材，阅读论著，整理笔记，书写心得，再请郝老师指导批评。记忆里最深刻的一件事，是郝老师有一次把我叫到他的家里单独向我讲他本人对当今建筑界的'看法，那是大二冬天的一个黄昏，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中国建筑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大家都不太熟悉，没有列入教材，当然也没有给同学们讲，可是这个内容肯定很重要……我们现有的教课书里，主要讲建筑的风格，技术成就，结构，施工，材料……但是你想一想，为什么中国住宅的大门多数都向南开？为什么北京四合院的大门总是开在东南角？为什么传统园林里的亭台楼阁一定建造在水池的南面，而接待性的主体建筑却布置在水面的北面？是气候、地理条件的限制？是文化、民俗？是功能使用需要，还是封建宗法制度的约束？……好象都是，又好象不全是。像这种无形而抽象的东西，我们的先辈、工匠竟然如此严格地遵守，为什么？”

　　“我们国家大学的建筑系讲课，总是围绕着建筑类型、风格、技术、材料来讲；而国际上占统治地位的西方建筑权威理论，也是过分重视建筑的技术性加艺术性。他们仅在建筑的“形”上做文章，很少想到建筑的“神”。那么，中国古代建筑的“神”是什么？由哪些内容组成？这是书本上包括当今主流建筑界从未谈及过的问题，大家都不太熟悉这一部分内容……”

　　“我们的祖先，几千年以来，从未间断在建筑领域内对健康和吉祥的追求。”

　　“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建筑活动实践中，积累了许多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又应用在后来的建筑实践活动中，反复推敲，精益求精，不断总结，不断提高。”

　　“我们的祖先所严格遵守的原则，是求得建筑空间与人的协调，使人住在里面如入自由王国。”

　　“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的财富，体现在各种文献以及传世的建筑实体中，剔除那些封建迷信色彩浓厚的等级、宗法礼制、鬼神和必须改造的歪风陋习，剩下的，就是祖先对居住环境（观察天象，俯视地理，推算凶吉）的长期探索中积累的一整套实践经验积累并融入易经的风水文化，闪烁着我们祖先智慧的光芒，它，就是中国传统建筑之“神”，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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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听得非常入神，脑子里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在飞快地盘旋，似乎跌进了浩瀚的海洋里，如痴如醉。这段经历在我心中铭刻了一辈子。自从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我一直在内心里继承老师夙愿，在装潢设计的工作实践中，从未间断对中国传统建筑之“神”的探索和追求，现已去世的郝石老师，在校期间曾给了我很多辅导和启发，本书的面世，是对恩师的最好纪念。

　　三

　　本书按五个层次说明风水技术在建宅、购房、装修、装潢设计行业中的应用：

　　一、用峦头、玄空理论指导建宅、买楼，协调好周围大环境。

　　二、用九星归藏法分析住宅的平面吉凶方位。

　　三、以吉凶方位为依据，对门、房、灶、卧、厕、窗进行布局，协调好室内小环境。

　　四、流年飞星吉凶方位及住宅风水调整。

　　五、“房屋病”的存在及其危害。

　　这五者从选宅，宅运盘，布局，调整、验例，逻辑上是环环相扣的。本书宗旨，不在于深奥晦涩的易学钻研，而是侧重于易经风水在房地产、装修、装潢设计行业领域的应用。如果读者通过本书，能引起对居住环境的重视，用风水精神指导建宅、购房、装修和装潢房屋，达到既美观又能给自己带来健康、吉祥的效果，将是笔者最大的欣慰。

　　本书最后附有择日表，对我们工作生活中遇到什么大事选取“良辰吉日”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用的是《天元乌兔经》，唐杨筠松撰。此为正宗之法，但鲜为人知。昔日杨公每用此择日，多获神效。今笔者偶尔于旧书滩获得此表，窃以为宝，不敢私藏，以供有缘的读者使用。至于灵不灵，试一下就知道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里当然也不会例外。

　　最后，回到本篇开头，有人想问，既然中国古人一直以赤道为坐标，那为什么现代人总爱讲“黄道吉日”呢？这是因为传教士汤若望编了一个《西洋新法历书》，于1645年，经顺治皇帝批准刊行全国，影响了整个清代及近代。这个黄道规定的吉日凶日所依据的，是希腊的天文体系，如果有人想批判一下，说“封建迷信”不准确，应该是“西洋迷信”才算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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