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舜钦《题花山寺壁》诗词

　　【原文】

苏舜钦《题花山寺壁》诗词

　　寺里山因花得名，繁英不见草纵横。

　　栽培剪伐须勤力，花易凋零草易生。

　　【赏析】

　　从标题看，这首

　　是记游之作。记游诗可以写景状物，也可以因景生发，别有寄托，内容是不可限止的。如果说唐人的记游诗多强调图形绘影，情寓景中，宋人的记游诗多注重借景生发，述志明理。那么，这首诗则正是符合后一特点的。

　　“寺里”一联，两句各写一种景观。前一句虚出，后一句实录，构成形象鲜明的对比。但二者所写的对象又是同一的，这样就把花山寺“名”与“实”相离的现状突出了。生活中名实不符的事常有之，但诗人所见所写的情况也实在太刺眼，这就使人读了这两句诗后不能不激动，激动的同时也必然要想：寺名是因为寺里山中有花才得，而眼前却无花可赏，必然会引起人们思索玩味的兴趣，于是，作为一首诗的“发人深思"的艺术目的，也就自然实现了。作者当然是有着自己的答案的。他显然深信命名之谬，寺里和山中本来是确实有花的，之所以“繁英不见草纵横”，是因为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说，“花易凋零草易生”，这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古原草》)，正是有感于它的旺盛的生命力。俗语说：“有心栽花花不发”，也正是对种花不易的真实感叹。无疑，从主观上说，是“栽培剪伐”不“勤力”，助长了草势的疯狂，而且从诗人对这两句次序的安排上看，显然是特别强调人的主观原因的。草本无罪，剪伐不力则是无可推卸的责任。

　　不过，诗人在作出这一结论的时候，情感色彩却并不十分强硬，因为诗没有说“为何剪伐不尽力”，而是既讲到对草要“剪伐”，又讲到对花要“栽培”，中间加一个“须"字，就把他对剪伐不力的愤懑，变为必须要剪伐的规劝，因此，惋惜大于愤慨，警告少于劝诫的这种感情色彩，就表明了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是遵循着传统的“明劝诫，著升沉”(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和“美刺"的美学思想和原则的。

　　这是结合诗人具体的经历和思想所作出的思想内容上的理解。但是，由于这首诗毕竟是从自然景观的描写而来，从社会生活的现象而来，所以这首诗的思想内容，又不仅限于社会政治方面。尽管也可以把诗中的“花”理解为贤臣，“草”，理解为奸佞，因而说诗的题旨是对革新除弊的企望。因此，从这方面来看，这首诗就不是一般的政治诗，而是对生活中某一方面的经验进行了深刻总结的具有相当的哲理的醒世诗。

　　曾国荃是大学士曾国潘的九弟，是湘军的主要将领之一，在镇压太平军之际，建立了诸多功勋，深受其兄曾国潘的重用。一直以来，围绕在曾国荃身上有这样一个说法，那就是曾国荃家财不计其数，无论是围攻安庆，还是围困天京，在城破之际，曾国荃都抢掠了诸多金银。甚至在清廷要求他交还的时候，都拒不交还，最终其兄替其请辞。而跟随在他一路大军的军士，每个人都比其他军队里的富有。

　　曾国荃所得金银细软、稀世珍宝盈筐满箱，难计其数，其贪婪残暴之名于是遍闻天下。民间流传曾国荃的.吉字营湘军掳掠的金银如海、财货如山，一时间，长江上成百上千艘舟船，满载这些财宝驶向湖南。在城市被洗劫一空后，为了消赃隐罪，他还纵兵放火烧房，使天京城顿成一片火海，破坏极为严重。

　　这些故事说的有理有据，让人想不信服都难，那么曾国荃是否真的如此胆大包天?他到底贪了有多少钱财呢?

　　严格算来，曾国荃的家财，根部比不上同一时代的其他官员。所谓曾国荃财产，在战争每破一城，便将城内财产洗劫一空，“于此中获资数千万”的说法是错误不可信的。

　　曾国荃晚年过的极为穷困，要是真有财产数千万，再怎么挥霍都不会沦落到后来那种生活。吃饭都成问题，举债无数，以致他后来一直感叹辞官过早，否则还能凭当官还一些债务。他在写给自己兄长，以及自己的子侄亲友的信中，多次提到自己的穷困。

　　同治九年十一月初二日写给曾国潘的信：“弟向未留剩活钱而用度日繁，亦渐有涸竭之意。”

　　同治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写给曾国潘的信：“住乡应酬亦大，明春有权住省城之意，借以省款客酒饭轿钱。”

　　光绪元年五月初七日给曾纪泽写信：“千辛万苦，乃得此处，虽撙节用之也，年可省出八千两完账。”

　　光绪元年五月十三日：“八年闲居……负欠如海。”

　　光绪元年光绪元年十五日给曾纪泽、曾纪鸿兄弟写信说：“邓小山先生昔在此住六个月之久，亦为省钱与应酬起见，可见英雄所见自古相同。”

　　光绪元年光绪元年二十三日：“惟晓亭所欠之项，陆续要取偿，余所欠各处之项，自当相其缓急先后，次第以完之耳。”

　　光绪二年六月初六日他在回复曾纪泽的信中谈起了经验：“乞退不可太早，亦不能不想做官完账，此中全丈有机缘，否则不敢冒昧率尔径行，且熟思定妥再详复信与侄也。”

　　若真有一笔大家产，如何会到这种地步呢?不仅如此，赵烈文所见也可证明。

　　赵烈文是曾国藩身边的一个核心幕僚。是曾国藩特地派给曾国荃的，专门为曾国荃出谋划策。攻陷天京前后，赵烈文是见证者。他一部《能静居日记》被史学家称为信史，里面记载有此战情况。在他的日记中有湘军杀人的，有各类暴行的，但是就是没有曾国荃贪财的记载，假如有，他是会毫不犹豫地记录下来的。所以小编可以说，曾国荃不是民间传说那般，了多少财产。

　　曾国荃的军事才能，世所共见。论治军，他采用“重赏重罚”的方法，打仗勇敢的重赏，不听话的战场退缩的重罚，且管理下属不拘小节，让当兵的也能捞点实惠，所以当兵的都愿意跟着他打仗。而且他为人英勇大气，很对将士胃口，时人称之为“九帅”。论打仗，曾国潘被围困时，是他带领军队解救。后又攻破安庆、天京等重要城市，为清廷镇压太平天国出力甚多。

　　军事才能不错，但是他的政治才能就有待商榷了。曾国潘“少年奇气，倜傥不群。”，再加上没遇上过大挫折，因此他极为骄傲。脾气暴躁，在与其他湘军将领及地方官员的交往中，刚愎骄傲，物议纷纷。在给曾国潘的谕令中，朝廷曾隐晦批评曾国荃：“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他能在政治上走那么远，全靠圆滑的长兄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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