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的散文随笔

　　老家的后山有一片茶园，听说是集体生产的时候开辟的。茶梁上有几间土坯房，房顶是用瓦盖的，我们那儿农村的房子都这样。其中有一个大间是供销社用的，也就是一个小百货商店，小店经营了很多年，至今还记得店里那糖果、盐巴、煤油、香皂的味道。售货员是木林窝老书记的儿子，姓杜，很年轻，爱开玩笑。至于老书记，好像没见过，没得印象。有一次，远远地望着几个青年男女从供销社旁边的小房子出来，手里拿着饭盒，咚咚地敲，有说有笑。他们出来的那间小房子是集体劳动时蒸饭煮饭的地方。后来听说他们是知青。关于知青的记忆，也就是这么一块碎片了，就如废墟中躺着的那一块儿残破的瓦片。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做了什么，什么时候走的，也不知道了。

那些年的散文随笔

　　“办食堂”，只听父辈、老人们讲过，一句话，四个字“生活很苦”，稀饭照得见人影儿。

　　“生产队”，小的时候经历过，至今还有影像。我们生产队的队长姓谭。父亲高小毕业，写一手好字，是生产队的一个记分员。记得叔辈们在田间劳动的情景，大家有说有笑，父亲来了，手里拿着个垫着大作业本的文件夹子，跑来跑去给大家评工分。老屋的前面是一个大水田，冬天里蓄着水，不种别的，只种稻谷。夏天，秧苗长到半人高了。有一次，生产队里的一大群人集合劳动，在秧田排成排，每人手里拿一根夯秧棒，赤着脚，给秧田除草。那个时候稻谷种的是高杆。除草不用农药，靠脚把稻田里的杂草清除。这群人里有一个蒋姓老人，很瘦，劳动的时候总是唱着山歌，还时不时的讲一些荤话、笑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他的儿子也一样，遗传了他的细胞，只要有他们在，不论在哪里，哪里就会有笑声。还有一次，大家聚在木林窝后面的仓库外面，一起撕包谷的情景，之所以有印象，我想一定是那红红的玉米穗子吸引了那时玩耍的小孩吧。

　　分粮吃饭的事情，也还记得一些。大屋窖，是生产队里一个储粮的仓库。红薯挖后，分了苕，余下的会堆在仓库里，然后密封起来，用碳火烧上几天，可以储到第二年春天播种的时候。社员分粮的时候，都是在那里进行的。有一次，父亲背着分回来的麦子，装在母亲陪嫁的一个小红漆柜子里，装了半个柜子，装半柜子就算不错了。另一个小柜子，装的是晒干的薯片，薯片总是会和着大米和其它杂粮下锅，那时谷子分的少，薯片、蔬菜倒成了主粮。有的家里人口多，总是缺粮，很多在春天就没米吃了。过年吃顿白米饭，那算是很幸福的事情了。

　　“长乐公社”，是我们现在的乡原先的名字，小时候偶尔会去那里，是随父母到粮站交粮去的。收粮的景象，也还记得。收粮员验粮的时候，总是把麦子放在嘴里，咬一咬，如果不干，运气好的，叫你就地晒一晒就过了，运气不好的，如果还想交个好等级，还得使着劲儿背回去晒几个太阳再去重交。交公粮，不管自己家里有吃的、没吃的，都是必交的。还有跑到公社去的时候，是到公社里看电影，看电影是那些年大人小孩都向往的事情。看完电影回来的时候，有时天很黑。这山，那山的路上，老远地看着大家提着灯笼，点着火把深一脚浅一脚的往回走。如果公社里表演杂技、节目，听说了，偶尔也会去，跟谁去的，记不清了。“天上飞的是飞机，地上跑的是野鸡，竹林里藏的是竹鸡，天天挨打的是那筲箕……”，表演者这几句快板话儿，不知什么原因至今还记得。

　　那个时候的.计划生育政策搞得很严。谁家多生了小孩，就得罚款。有的家里想生男孩，结果却接连生了好几个女孩。怀上孩子的女人整天东躲西藏，计划生育工作组的人也没日没夜的穷追不放。有的甚至牵了人家的牲口，拿了人家的全部粮食和家当，说家里最后一贫如洗也毫不过分。不过“祸兮福之所倚”，后来有多女孩的家庭反而变得很好。

　　包产到户，具体是哪一年，记不清了。总之，那时大家都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了”。生产队分了田和地，大家积极性很高，各干各的，到了农忙季节，大家会互相帮助，抢收抢种。一年中最忙的时候应该是插秧和稻谷收割的时候。再后来，稻谷从高杆变成了抗倒伏的矮杆。高杆的秧苗很高。记得有一年稻谷快黄的时候，一场大风大雨，我们家秧田里的稻穗全折在田里了，还没收割就在田里发了芽。桂朝2号的米好吃，但产量低。到现在也只记得稻谷有这么个品种。那个时候，稻谷快收获的时候，等挖了田缺放了水，随便哪个稻田里，凡是有水的地方，差不多都能捉到鱼儿，到现在也能记得猫着腰在这田那田抓鱼的情景，还想起那种特别的鱼味儿。再后来，使用农药化肥，连个鱼虾也见不着了。

　　“供销社”、“知青”、“生产队”、“集体劳动”、“分粮吃饭”、“公社”、“交公粮”、“计划生育”、“包产到户”，都是那些年特有的现象。“看电影”、“稻田里捉鱼”，应该又是我们那个时候的童年。所有这些，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在今天，只能记忆，只能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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