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故乡都在消逝散文

　　先讲个笑话。

　　一人号啕大哭，问究竟，答：把钱借给一个朋友，谁知他拿去整容了。

　　在《城市的世界》中，作者安东尼·奥罗姆说了一件事：帕特丽夏和儿时的邻居惊闻老房子即将拆除。立即动身，千里迢迢去看一眼曾生活的地方。他感叹道：“对我们这些局外人而言，那房子不过是一种有形的物体罢了，但对于他们，却是人生的一部分。”

　　这样的心急。这样的驰往和刻不容缓，我深有体会。

　　现代拆迁的效率太可怕了，灰飞烟灭即一夜之间。来不及探亲，来不及告别，来不及救出一件遗物。对一位孝子来说，不能送终的遗憾，会让他失声痛哭。

　　1976年后，新一代唐山人对故乡几乎完全失忆。几年前，一位美国摄影家把1972年偶经此地时拍摄的照片送来展出，全唐山沸腾了，睹物思情，许多老人泣不成声。因为丧失了家的原址，30年来，百万唐山人虽同有一个忌日，却无私人意义的祭奠地点。对亡灵的召唤，一直是十字路口一堆堆凌乱的纸灰。

　　一代人的祭习，一代人的乡愁。

　　比地震更可怕的，是一场叫“现代化改造”的人工手术。一次城市研讨会上，有建设部官员愤愤地说：中国，正变成由一千个雷同城市组成的国家。

　　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只能指认和珍藏一个故乡，且故乡信息又是各自独立、不可混淆的，那么，面对千篇一律、形同神似的一千个城市，我们还有使用“故乡”一词的勇气和依据吗？我们还有抒情的可能和心灵基础吗？

　　是的，一千座镜像被打碎了，碾成粉，又从同一副模具里脱胎出来，此即“日新月异”“翻天覆地”下的中国城市新族。它们不再是一个个、一座座，而是身穿统一制服的克隆军团，是一个时代的集体分泌物。

　　每个故乡都在沦陷，每个故乡都因整容而毁容。

　　“故乡”，不仅仅是个地址和空间，它是有容颜和记忆能量、有年轮和光阴故事的`，它需要视觉凭证，需要岁月依据，需要细节支撑，哪怕蛛丝马迹。哪怕一井一石一树……否则，一个游子何以与眼前的景象相认？何以肯定此即梦牵魂绕的旧影？此即替自己收藏童年、见证青春的地方？

　　当眼前事物与记忆完全不符。当往事的青苔被抹干净，当没有一样东西提醒你曾与之耳鬓厮磨、朝夕相处……它还能让你激动吗？还有人生地点的意义吗？

　　那不过是个供地图使用、供言谈消费的地址而已。就像北京的车站名，你若以为它们都代表“地点”并试图消费其实体。即大错特错了，“公主坟”其实无坟，“九棵树”其实无树，“苹果园”其实无园，“隆福寺”其实无寺……

　　地址是死的，地点是活的。地址仅仅被用以指示与寻找，地点则用来生活和体验。

　　安东尼·奥罗姆是美国社会学家，他有个重大发现：现代城市太偏爱“空间”却漠视“地点”。在他看来，地点是个正在消失的概念，但它担负着“定义我们生存状态”的使命。“地点是人类活动最重要、最基本的发生地。没有地点，人类就不存在。”

　　其实，“故乡”的全部含义，都将落实在“地点”和它养育的内容上。简言之，“故乡”的文化任务，即演示“一方水土一方人”之逻辑，即探究一个人的身世和成长，即追溯他那些重要的生命特征和精神基因之来源、之出处。若抛开此任务，“故乡”将虚脱成一记空词、一朵谎花。

　　当一位长辈说自个儿是北京人时，脑海里浮动的一定是由老胡同、四合院、五月槐花、前门吆喝、六必居酱菜、月盛斋羊肉、小肠陈卤煮、王致和臭豆腐……组合成的整套记忆。或者说，是京城喂养出的那套热气腾腾的生活体系和价值观。而今天，当一个青年自称北京人时，他指的一定是户籍和身份证.联想的也不外乎“房屋”“产权”“住址”等信息。

　　前者在深情地表白故乡，把身世和生涯融化在了“北京”这一地点里。后者声称的乃制度身份、法定资格和证书持有权，不含感情元素和精神成分。

　　其实，任何更新太快和丧失边界的事物，都是可怕的，都有失去本位的危险，都是对“地点”的伤害。像今天的北京、上海、广州。一个人再把它唤作“故乡”，恐怕已有启齿之羞——

　　一方面，大城欲望制造的无边无际，使得任何人都只能消费其极小一部分，没人能再从整体上把握和介入它，没人再能如数家珍地描述和盘点它，没人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老人”。

　　另一方面，由于它极不稳定.容颜时时变幻，布局任意涂改。无相对牢固和永久的元素供人体味.一切皆暂时、偶然，沉淀不下故事——于是你记不住它，产生不了依赖和深厚情怀。总之，它不再承载光阴的纪念性，不再对你的成长记忆负责，不再有记录你身世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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