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散文：不安的文学

　　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说：“流亡文学是一种表现出深刻不安的文学。”其论断无疑是精辟的。在此我想指明的是，“不安”并不仅仅是流亡文学的美感特征，而是一切真正的、优秀文学的基本品格。这种“不安”，在某些时候的表现，甚至是以“异端”的面目出现的。勃兰兑斯就曾指出：“……不过文学或许说应该是个特别领域，这里官样文章应当废止，陈规陋习应当抛弃，假面应当撕掉，可怕的真理应当讲出来。”文学一旦失去了这种将“可怕的真理”“讲出来”的“不安”的品格，就意味着文学本身的堕落与死亡。中西方文学史上，无数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证明这一点。

经典散文：不安的文学

　　也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对当代的文学作品、思潮、创作倾向等有较为深入的理解。林贤治在《序》一文中说：“写作的专业化促进了文学的发展，但也因此产生了异化。要使文学保持活力，除非作家在与大地的联系方面获得高度的自觉。文学革命往往发生在社会的转型期，不是没有因由的。由于周围的梗阻和痛楚加剧，对于作家来说，不可能不构成某种压力和刺激，为此，他们真诚地感知到了大地的存在。这时的文学，是富于生活实感的文学，是郁勃的文学，是突围的文学，力的文学。可是，当社会变动渐渐趋于平复时，寄生的、浮靡的、伶俐乖巧的作家就又随之滋生繁衍起来了。”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多为“寄生的”、“浮靡的”、“伶俐乖巧的”作家和作品。这并非全是某个人的过错，而与整个时代风潮相关。“平复”之后的社会，它的每一根神经都是慵懒、脆弱、经不起波动的，对于生活于其间的作家来说，“梗阻”与“痛楚”似乎遥不可及，“压力”和“刺激”更无从谈起。“不安”这一精神性要素，首先在作家的精神性构成中被剔除了，在其所创造的文学作品中自然无法存留。但这并不表明作家毫无责任。因为，无论任何一个时代，对于作家或文学而言，都不可能是真正的黄金时代。这是由文学本身的“不安”、“异端”等品质所决定的。因为在任何一个社会，哪怕是最民主的社会，也不可避免存在排斥异端的倾向。今天我们之所以说某个时代是文化的黄金时代，是因为那个时代作家集体努力抗争的结果。这样说，并非对作家与时代风潮之间的互动关系视而不见。那是另外的`问题。

　　一个真正的作家，必定是一个“不安”的作家。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他甚至是异端的。俄国流亡作家安·陀·西尼亚夫斯基指出：“文学自身，相对于统治者看事物的观点，就是一种异端思想（广义上的）。所有作家都是社会群体中的异端分子，他们想的都一样，或者，至少是一致的。所有作家都是叛逆者，都是败类，都是地球上不完全合法的人。因为他所思想所写违背于大多数人的意见。尽管违背的是文学上站住脚并已定型的风格，以及被认同的流派。”在这里，“违背大多数人的意见”，在某种程度上不仅是辨识一个人是否是一位作家的标志，甚至应该说，是每一位作家应该努力追求的境界。这是文学的本性所决定的。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文学，相对于其他的社会活动，并不具有特别的优势。比如，在对于社会现实的刻画方面，文学并不比社会学的描述方法更为精细和准确。文学所能提供的，是在一般人视野之外的真实，是隐藏在事物背后的心理的、人性的真实。人们的视野由此被大大地拓宽了。正如勃兰兑斯所指出的：“……因为一个国家有文学就是为了扩展它的视野，把它关于人生的理论用生活本身加以验证。”

　　由此可以说，使自己的作品具有令人“不安”的美感因素，是每一个有理想的作家所应该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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