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随笔：有泪空流在春天

　　马年正月初三回老家拜亲访友，车子在新修的泾渗公路上驶过父母坟旁时，透过车窗我一眼就看见那满是干枯荒草的坟冢了，坟头一堆纸灰，一定是兄弟和侄子们大年三十烧的吧。这里是我父母长眠安息的家园，不知他们在那边过得还好吗，一丝悲凉伤感难免涌上心头。

散文随笔：有泪空流在春天

　　蛇年最后一天的夜幕降临，已没有多少吸引力的春晚快要开始了，妻子望着电视，却和远在千里之外值班的儿子说电话。我则拿上中午在街头买的一大包冥币和香烛，提了半瓶白酒走出家门，到小区外的河边护栏前，蹲在那里点燃香烛插到桔子上，一沓一沓给我逝去的父母亲及先祖们烧纸钱拜年，不远处也有三三两两和我一样的祭奠者。望着被寒风吹得忽闪忽闪的烛光和一张张被焚化的纸钱，我记忆的闸门不由被打开。

　　对我来说，六年前，即2008年的春节是很难忘掉的。腊月二十三那天，正是家家祭灶神的日子，我回到乡下老家，准备接父亲到县城来过年。往年这天，父亲都在他住的房间，把炉火架得旺旺的，桌子上摆放好文房四宝，裁好红绿纸，给前来讨要祭灶神的乡邻写“上天言善事，下凡呈吉祥”的小对条，有些人家还提早来要父亲写春联，父亲忙得不亦乐乎。可那次我回家看到门庭冷落，父亲一人躺在床上，床头边放着待服的药片。原来父亲已病倒三四天了，在家服药见效不大。和四弟商量后，我便叫车送父亲到县皇甫谧医院入院治疗。几天后，病情稍有好转，医生悄悄告诉我：父亲是旧病复发，癌细胞转移，生命大概只剩三个月左右的时间了。其实在四年多前父亲就被检查出肺部长了肿瘤，手术治疗后，恢复得还是非常好。后来竟能骑车去街上，在家也能干些轻微活儿，按照医生嘱咐，每年都要到唐都医院复查一次。手术之前，父亲的烟瘾大得出奇，有时每天两包也不够抽。手术之后，他不但彻底戒了烟，而且还闻不得一丝烟味儿。前季去西安复查，医生也没说什么，怎么半年之后就复发了呢？唉，这比魔鬼还可恶的癌细胞，人类什么时候才能将你降服？到腊月二十九这天，我跟医生说，三十早点用药，下午我要接父亲到家里去过年，正月初一、初二暂停两天，初三继续入院治疗。医生同意了。大年三十上午，我在病房陪着挂液体的父亲，忽然听得门外有不少人在走廊里说话。值班院长和医护人员陪着县上领导及卫生局负责人在媒体记者跟随下一齐涌入病房，原来是县上领导看望慰问值班的医护人员和住院病人。那一拨人离开后，父亲高兴的表情还仍然保留在脸上，刚才医院的值班院长给他介绍来者的身份时，由于人多，加之又要回答领导的问话，他没有一一记住来者都是些什么人，于是又问我了。中午时分，药液正好滴完。搀扶父亲下楼，打的回到家里，妻子和儿子忙端上饭菜，父亲像尝一样，各样只吃了两三口便放下了筷子，喝了汤便进到房间里上床躺下。儿子见爷爷这样，就跟了进去关上门，爷孙俩在里边聊起了天。我的心情非常沉重，妻子知道了医生给我说的话，也显得情绪低落，只是我的儿子尚且不知。下午饭时，父亲只吃了几个饺子和半个油饼，菜仍然没吃多少，一小杯红酒也只是抿了一小口还剩多半杯。饭后儿子打开电视，父亲边看电视边对他的孙子说，早晨县长领着人到医院看望他了，显得兴奋不已。儿子说，您有福啊。我在一旁听了，心里很是难受。大年三十在医院里被人看望这是福吗？

　　夜幕降临。我拿了早就买好的香裱、冥币之类的和儿子到外边的马路边去烧。这次，我心里不仅想着我那早逝的母亲，还有对父亲病情的担忧。回到家里，我们和父亲一起看春晚，这期间父亲的电话不时响起，都是兄弟子侄和外甥女们的新年祝福和问候。每接一个电话，父亲都显得兴奋，都要告诉他们早晨县长带领很多人到医院看望了他。大约九点多，父亲要进去休息。我忽然灵机一动，从柜子里拿出钱包，将里边3000元全部拿了出来，对父亲说，今晚你就把这些钱装在身上。父亲理解我的意思，笑着将这些钱装在了衬衣口袋，这期间妻子用我的手机拍了一段视频。

　　父亲脱了外衣躺下，我走出房间，想着医生的话，心里像灌了铅，眼睛也噙满泪水。在我们乡下有这样的说法：人有三魂七魄，在年三十晚间，有一魂一魄都要离开人身去到阴司城报到，核实自己的阳寿。如果阳寿还有，则在生死簿上减去一岁，在正月初七（俗称“人七”）这天放魂魄回来。于是就有了“人七”傍晚家家户户都要给家庭成员叫魂的习俗。如果一个人的阳寿在下一年里满期，那么这一魂魄就被留下不再回来。凡去世的人不管在新年那天走，他的那一魂魄早在上一年的除夕夜走后就不再回附自身。所以，大凡年纪大、体弱病重者，家里人多半会在除夕夜给他们穿戴好，整夜不脱，以防他们来年命赴黄泉，免得那魂魄穿戴不整。基于此，我就让父亲将那些钱装上。

　　正月初三，别人家还在推杯换盏、沉浸在新年的喜庆之中，我的父亲又回到冷清清的医院，到正月初六这天，父亲执意要出院回老家，任凭我和亲友咋劝，向来随和的他就是不听。最后，我只好按他的意思办了出院，在傍晚时分送他回到老家。这时他才对我说，“人七”到了，不管咋说也得回家啊。父亲心里完全明白自己的病，是拖不了多久了，第二天他把我们召集到一起安排自己的后事，要我们在他去世后简单办理丧事，将他和我的母亲葬在一起，不要念经发文行礼去铺排。他退休后经常被人家请去当礼宾，穿长袍戴礼帽，作文行礼。他对这一套早就厌烦了，以至后来有人请他，他以有病为由推脱。基于此，我们便提议给他提前过70大寿。时间定在了农历正月十七日。其实父亲的生日在农历九月十七，我们知道是等不到那一天了。棺木已定做，一切准备就绪，正月十七那天，来了不少亲朋好友，一起为父亲迎放鸿木并祝贺七十华诞。电视台播音员宣读了县长的题词和县教育局、文广局等单位主要领导的题词“为人师表，劳苦功高”；“父贤子孝，邻里和睦”。父亲的同事、县政府督学边烨先生和几个单位领导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看到儿孙满堂，亲友满座，父亲激动得热泪盈眶，在答谢时泪水还是流了下来。在这前后十几天内，父亲的饮食基本恢复到这次病前的状况，精神状态也就好了许多，不时和前来的客人说这说那。也就是这么十多天后，父亲再次躺倒起不来了，我们心里都明白，都焦虑不安。四弟要我和他送父亲到西安找教授，看再有无办法。这时的父亲已数日不进饮食，哪能禁得起这么远路折腾？我给他们说没必要了，哪知四弟犯了火爆脾气，非去不可。为了免去是非和淘气，老父亲就这样叫我们给折腾到了西安。当天，我看父亲精神状态极差，就在医院对面的旅馆住下来，一人看护父亲，一人跑医院。当年为父亲做手术的教授要我去找回五年前的病历。医院档案室不是一般资料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地下室的档案室里找到。教授看过后，把父亲的情况一问，要我们马上回去，一刻都不敢耽过。我当即给老家的朋友打电话，要他务必在第二天上午到西安接我们回家。那天傍晚，我自作主张，请了旅馆附近一家诊所的人员，求他给父亲输些能量，就是两个500ml的瓶子，一个盐水加维C、一个葡萄糖，那个家伙竟要了我们480元，人在难中，谁会计较钱多少。那天晚上，我们没合一眼，半夜三点，液体滴完，我又给家里拨打了电话。那个夜晚，是我有生以来最长的一个夜晚。我又怕又恨，怕的是父亲万一回不去了，我将抱撼终身；恨的是四弟这么无知和偏激，既害人又害己。终于熬到了天亮，上午十点接我们的车来了，我们将父亲抬到车上，司机一路狂奔，下午两点，车子驶到了距老家7公里的西屯，我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了下来。刚进家门，父亲自己一使劲就虚脱了，我们左右扶着，看他额头的汗珠，脸色黄透，他说不行了。我们把他抬放到床上，一面又叫镇上医生抢救，总算平稳了下来。在兰州的三弟听到这个情况，拿回4瓶白蛋白，又跑了趟西安，买回了标满字母的药品，一起给父亲用上，就这样持续了二十多天，农历二月二十九日上午八点半，父亲还是走了，走到了他69岁的人生终点站。每年的春天，我们都是有泪空白流。

　　回想起父亲的一生来，他给子女们的付出真是太多太多了，他把对子女们的关爱演绎得到了极致。他自己一生含辛茹苦，忍辱负重为的就是将我们都养育成人。在我九岁那年的暑假里，看父亲在门前那里戴着草帽，穿着背心挖土打胡基（土坯），额头的汗水不停往下掉。我在那里跑来跑去抓蝴蝶，差点被父亲抡起的?头撞上，吓得父亲大叫起来。他双手拄着?头，大声呵斥。从没受过父亲斥骂的我，也大声嚷道：你把我挖死了，权当没有我就是了。哪知这句话更激怒了父亲，气得他抡起?头将刚打好码摞起来还没晒干的几块胡基砸碎，带着哭腔说：你这话比要我的命还伤人呀！年幼无知，想不到一句顶撞的话竟然会使父亲如此伤心。因此，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如今我的儿子有时偶然也会对我的好言劝告来一句“不用你管”一样，叫人好不伤心啊！

　　还在我上初中时，家里每年都缺粮。周末，父亲从几十里外的学校回来，母亲首先诉说的就是家中粮食支撑不了几天，要父亲想办法，那时的粮食可不好找，即使有钱也买不到，因为粮食是国家的计划物资。晚上，父亲就跑去找生产队长，找粮干（那时在生产队专管粮食的人），好话说尽，屈辱受尽，一家七八口人每次只借得二、三十斤，有时还会空手而归。那几年，父亲在离家二十多里远的宅阳小学当校长，他和学校所在地的大队生产队干群关系好，特别是那个叫张正荣的生产队长，是个早年参加剿匪，在严寒中冻伤双脚，十个脚趾被截的伤残退伍军人，为人仗义。一天他听到父亲为家中无粮而发愁肠时，他便冒着风险，和会计、出纳商量后，将生产队里留的`贮备粮装了几袋，傍晚悄悄送到学校，以免其他社员看见。第二天早晨，父亲捎话要我拉架子车去拉粮食。听说父亲弄了不少粮食，我很是兴奋。请了半天假，借来队里一辆架子车，沿公路一路小跑，等到了父亲任教的学校时，满头大汗。父亲给我煮了两个荷包蛋、下了一碗扯面，吃饱喝好后，父亲和另一个老师将几袋粮抬到架子车上送我拉车回家。走在半路上歇息时，我忍不住想看看袋子里都装着什么粮。逐个解开袋子看，是小麦、玉米、糜子、高粱，两个只装了半袋子的是黑豆和荞麦。我真高兴，这下我们家就不愁没吃的了。

　　离父亲任教不远的一个山区村子叫桑园，这里背靠塬边，涧河从那里流过，村子里不仅有桑园，还有菜园、果园。那时节苹果是极少见的，偶尔只听人说起苹果，真没见过，更不用说吃过。在那少吃没喝的计划经济年代，能吃到的水果就是每年夏天才有的桃、杏以及秋天成熟而长在沟边的酸枣、杜梨了。那年后季开学不久，大概是1975年吧，父亲周末回家，绑在自行车货架上的黄色帆布包鼓鼓囊囊的，我急忙去解下来问是啥东西，父亲笑着要我猜，我猜不准便将包儿抱进屋里，奶奶蹒跚着走过来问我啥好东西，我说是“洋桃”，我不认得就随口胡乱取了个名儿。一时，姐姐、弟弟们都来了，母亲也收工回来了，奶奶小心翼翼把苹果放在盆子里，舀了一瓢凉水倒下去，胡乱搅了几下就捞出来，我们伸手接过还在流水的苹果吃起来，那香甜的味道至今仍忘不了，这些年来，我虽然吃了数不清且早已寻常不过的苹果了，什么秦冠、富士、乔纳金、国光、红星．．．．．．，那怕是来自青岛、烟台的，或者来自天水、静宁的，还是本乡本土出产的，但总没有那一种能比得上那时候吃的顶端有棱、红艳艳的香蕉苹果来。也就是从那时起，父亲基本上每周回家都会带一包苹果来。这样的时间每年都能持续将近两个月。于是，那些年我们一直盼望着秋天，等待着每年秋天父亲带回香甜的苹果。

　　教了一辈子书的父亲，在干好份内工作外，平生最大的爱好除了吸烟就是栽树。在原来旧窑庄的门前，栽了数百棵树木，好多都已被砍伐盖了房屋，有些还在，长得已有一人合抱那么粗了。砍伐过的地方，树根处又长出枝条，现今也有碗口那么粗壮。每到夏天，绿树浓荫，小鸟栖息，莺歌燕舞。林下种的药材牛子，每年也能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搬到原上房庄后，父母亲先是在院子周围栽树，然后又在不大的院内栽植果树、种菜养花，几年时间把个农家小院弄得跟公园一般。春天花艳，夏天浓荫，秋天果香，冬天则尽情享受收藏的果蔬和幸福。特别是每年夏天，我回到家里帮兄弟夏收，吃住在父母那儿，看到父亲在果树下支一张床，床头放一杯茶，打开收音机，躺在那里听单田芳的评书《隋唐英雄传》，听那过瘾的、挣破嗓子的秦腔《斩单童》、《三对面》；我和母亲则在房里闲聊天。望着父亲那笑眯眯的表情，我感到这就是父亲所说的“享福”吧。1994年父亲提前退休了。我每次回家，都能看到他在不停干这干那，一刻也不闲着。吸着廉价的烟，喝着极普通的茶，穿着极普通的衣服，种菜养花，听广播，帮母亲做饭，带孙子。这样的好日子也仅仅过了几年。2001年母亲忽然病逝，父亲从此形单影只，闷闷不乐。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愿离开老家，即使我或三弟亦或姐姐，不论哪个接去，他也呆不了几天就急着要回去。我们也就只有常回家看望他了。2003年，父亲被查出肺部肿瘤。手术后，父亲面对病魔威胁，尽管受了不少委屈，但仍没有失去热爱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当2008年的春天刚刚来到时，父亲却走了。说来也怪，父亲在院子里栽植的一棵最大的苹果树，那年春天也再没有发芽、开花结果，随父亲一起走了，每年仲夏就能盛开五颜六色的牡丹也从此不见了踪影，院落里顿失生机，显得荒凉和冷清。

　　父亲走了，永远走了，我们从此无家可回，只好流落在外。早在母亲去世后，我们就觉得家不完整了；父亲患重病后，更觉着这残缺的家怕是支撑不了多久。我们担心，我们害怕。可担心和害怕的那一天谁也无法阻挡的来了，这是怎样的悲伤和无可奈何啊！如今虽然老家还有兄弟一家，但没有父母亲的家总叫人感觉到像没有铺盖的土炕一样，潮湿冰冷、布满尘埃，谁还愿意脱了鞋袜上去呢？

　　如今，我们只好在每年的清明、农历十月初一回到长满蒿草的父母坟墓前上香燃化纸钱，一表哀思；再就是回到老屋看看，以期找回点什么，给流泪的心一个安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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