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劳动力优化问题
当然也会有例外的情况。根据去年盖洛普公司的报告，来自142个国家的13%的雇员表示他们全身心投入在工作中。然而，两倍之多的人表示他们“积极地不参与其中”——他们被动，潜意识里对他们的组织有敌意。报告表示：尽管大部分的工作人员只是简单地“拿着工资离开”。
拖延、逃避、懈怠和松弛都是为了逃避在雇佣劳动的框架内工作的方式。1911年，声名狼藉的弗雷德里克·W·泰勒，“科学管理”的创始人，将逃避工作称作“使得英国和美国的工人都受此折磨的最大罪恶。”他试图消除懈怠，在工时测定员和职工集体之间设定一个方针，一个永久的猫捉老鼠的游戏，以此他们会在工业计件工作系统中活得更长。
对于泰勒而言，劳动过程的透明化是提高效率的重要一步——这不仅是因为它让每个操作的优化成为可能，同时也因为它利用对“懈怠”的“自然的”倾向从工人集体中汲取力量，并将其交付于管理，或者用泰勒的话说：科学。
现在劳动过程利用新的方式变得不透明，泰勒曾经提及关于这个的“以怨报德”。
有件事可能会让泰勒感到吃惊，那就是懈怠并不永远是不满的产物，而是因为工作太少无法填补时间。对工作中的懈怠而言，最常见的理由是没有足够多的工作可做。服务行业提供一种新的类型的工作，在此类工作中出现故障，修复的时间很长，而且比装配线上的故障更难消除。
看顾着空空的花店的花商，在下午2点到3点之间做完了所有工作的物流经理以及负责意一项并不流行的'员工保险项目的银行职员，这些是与我交谈的员工中的几个例子，他们从来不积极追求减少工作。就像门登的公务员，他们提供他们所能提供的服务，但是当工作量逐渐减少时，他们也从不说出来。
很多人会说，这些工作量不足的人应该跟他们的老板说，但是这并不一定总是有效。我曾经和瑞典的一个银行职员交谈，他说他每天的工作量只需15分钟便能完成。他请他的老板给他更多工作量，可这无济于事，然后他告诉他的老板他很懒惰。他每天就会有更多的工作了吗?几乎没有。我和他交流的时候，他每天的工作时间为3个小时——这是法律所允许的工作日的最短工作时间。并且他的要求也只是让他多了15分钟的工作量。
人们普遍认为，总有很多工作留给那些想要做的人。但是这对吗?无论我们看向何方，技术正在取代人类劳动。自70年代以来，世界经合组织的国家生产力比以前翻了至少两倍。然而，没有任何的可视性的举措去减少工人在这一生产力已经提高的领域的工作时间。相反，民主党和共和党极力鼓吹“创造就业机会”的好处。创造就业的项目并没有完全失败，但是失业的事实仍然隐现。
还有，创造出来的工作往往缺乏可实现性。不由自主的懈怠可能首先被构想成是真正的幸福。“嘿，我不需要工作!”我的一个受访者回忆说。但是几年过去了，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可能会想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我采访了一位档案管理员在工作中写成自己的硕士论文;一位地铁票收集员在他小小的摊位中进行作曲。如果幸运的话，你或许也可以在拿着工资的同时完成这些事，但是这很难达到。我们的经济造成了收入和工作保障的不均衡，同时我们也要承认，这种不均衡还体现在工作动力和物质基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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