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新解
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称作“儒者”?下面就这个问题，小编和大家一起来看看。
按照孔子的“儒行”标准，配得上这个称号的人不多。佛陀要求他的弟子智信智愿智行，可达到这个标准的又有几人呢?成佛不易，成儒也难。但是，一种理论形成之后，结果往往如此：开创者全面而深刻，信奉者难以企及，只能在某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佛门当中，一般的行者，只要发菩提心、智求佛道、救度众生，就可以称为菩萨(具有大道心的众生);若有人奉行儒教，在立言、立行或立德方面有所建树，也应该被视为“儒者”——具有儒家思想道德的人。不然，孔子和佛陀就成了孤家寡人。
沿着传统的路径，我们看到，孔子之后，“儒者”主要有三种形态：立言派，如曾参孟轲董仲舒朱熹等人;立行派，如诸葛亮王猛房杜赵普刘基康梁等人;立德派，如颜渊王祥等人——这只是相对的划分，中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
立言派对孔子的理论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他们既有选择地发展了它，又“修正”了它：曾参是圣人之“一体”(不是“全体”)，一辈子专门研究“孝”，创作了《孝经》。但如果孝不是出于天性而是出于理论自觉，那它八成是水货。孟轲从根本上理解和继承了孔子思想的精髓：社会责任感，却把这一切归结为“性善”。董仲舒违反孔子“盖阙如”的原则，拿“天变”吓唬当权者，让“儒术”离迷信越来越近。朱熹的“理学”将“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他完全不明白，孔子的学说本来就是处理这个世界的“人欲”问题的，其基本宗旨就是将各个阶层和个体之间的“人欲”亦即物质的精神的利益协调起来，达到“中庸”状态。朱熹的“修正”，就像向一锅汤里投进几只苍蝇。
关于立行派，一个常见的疑问是：这些人也是“儒者”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对比一下两汉前后的知识精英，看看他们的思想基础有什么变化。不难发现：汉代以前(包括西汉前期)的知识精英，除了伊尹周公孔子孟子等人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以天下为己任”，其他如姜尚老子孙子商鞅张良韩信等人，都是以“争鸣”的形式存在着，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
比方说姜尚，他是一个军事家，另外还可以说是重商主义的鼻祖。老子主张无为和“小国寡民”。孙子关注的是战争艺术本身。商鞅为历史找到了出路——郡县制，这里有伟大的智慧，却没有道德考虑。张良跟着刘邦干的动机是反秦，“为韩报仇”。韩信呢，频繁地跳槽，只想找个好老板，待遇高一点。萧何陈平等人作为典型的“布衣之相”，当初靠上刘邦只是为了“附骥尾”混个好前程。叔孙通是第一个拿“儒术”换钱的“知时变”的人。主父偃发明的“推恩法”对巩固中央集权具有决定性意义，却是一个秉持“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信念的赌徒(桓温后来以一句“若不流芳百世就当遗臭万年”的名言成为主父偃的“知音”)。对这些人来说，证实自我价值是最重要的，所谓“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至于“天下”和“民”如何，那是相当次要的事情，有人脑袋里甚至根本就没这根弦。
到了西汉末期，情况发生了变化：接受了一百多年居于“独尊”地位的儒术的教育，知识精英们的灵魂已被陶铸成型，从此再也无法彻底“退转”。邓禹与萧何，角色完全相同，萧何想的是“虎变”，邓禹想的就是“天下”和“民”了。简言之，知识精英们寻到了“正觉”，有了灵魂。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发仁爱心，求经济道，自觉在此岸为“众生”营造一个“小康”水平的乐土。后来者如荀彧、诸葛亮、王猛、高颎、房玄龄、杜如晦、李靖、赵普、王安石、岳飞、许衡、刘基、于谦、王守仁、张居正、曾国藩、康梁，等等等等，他们表面上时法时道、时隐时佛，有的甚至已经公开拥抱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但在其灵魂深处，又有谁不是按照孔子的教导行事呢?鲁迅先生在论及魏晋名流饮酒服药时曾说：那些故意损坏礼教的人其实是太相信礼教了。这难道不是他本人的曲折自述吗?《鲁迅批判》说鲁迅“彻头彻尾是近代西洋科学精神下的一个信徒和传播者”，完全忽略了问题的本质。
立行者很多，只能选取有代表性的几个加以分析。我们选取荀彧诸葛亮王猛，他们都处在礼教沉沦的乱世，分别代表雏形始现的士族庶族和“寒流”知识精英，看他们是如何践行儒教的。
荀彧“少有才名”，是当世名流。他“见汉室崩乱，每怀匡佐之意”。听说曹操雄才大略，就投奔了他。以兖州为根据地、挟天子以令诸侯，都是荀彧出的点子。他是曹操的参谋长。有人说，荀彧父祖皆为汉臣，却投靠曹操，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样的馊主意，不忠不孝，根本算不上“儒者”。其实曹操当初是一个深受儒术熏陶的“有志青年”，为平定董卓之乱“毁家纾难”，比“皇叔”他们还“忠”得多。荀彧要“匡振汉朝”，不投奔有本事的曹操，投奔其他人什么用呢?此外，人们只看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给曹操带来的利益，却没看到它为曹操带来的抑制：无论你假借天子的名义捞了多少好处，你终究还要面对这块试金石——怎么处理天子。你要做“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齐桓公吗?那当然好，荀彧当初就是这样寄望于曹操的;你要废汉自立吗?那么，“篡逆”之名就无论如何也洗不掉，王莽董卓的命运就可能降临。简单地说，天子这种人放在身边，你忠，就是正资产，不忠，就是负资产。汉献帝这个烫手山芋，是拿着好还是不拿好，“令诸侯”能否“令”得动，曹操当时可能真的没想明白，就落入荀彧这个“套”。事实上，不但刘备孙权这些老油子不听嚷嚷，就是袁绍袁术这帮很二的人，也对曹操从天子那里讨来(也许是要挟来)的“令”不屑一顾，反而说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孙权刘备没挟天子，不也一样成功割据一方吗?到后来，尽管孙皓那么残暴刘禅那么愚笨，也没人欺负他们的孤儿寡母，相反，还出了不少忠臣——这都是曹操求之不得的。可见曹操并未“挟”来多少好处。很多人怀疑荀彧暮年自杀是“曲终奏雅”，这是因为没看清他下的“套”。司马光就意识到了，他相信荀彧的初衷是先给天子找个窝安顿下来，不用到处流浪，然后借曹操之手削平群雄，“匡振汉朝”。其实荀彧的家世、教养、名望，都撇不开一个“儒”字，他是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作为有灵魂的儒者。但作为一只“鸟”，他到底还是择错了“树”。“树”也会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