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四大高僧
从正信三扳到五年出家菩萨的初级阶段，其中设有干部人才的培训，以造就菩萨学处的干部人才。而在家菩萨下至结缘三皈的徒众，也都可以成为菩萨学处摄化的大众。菩萨学处的出家菩萨，要经过12年才出家，但终身作为在家菩萨也适宜，因为在实行上，都是六度四摄，好实行瑜伽戒法。这是以信众和僧众共同组织菩萨学处，制定僧伽制度，是为太虚的晚年定信论。
太虚的革新僧制历时多年，其设想屡经更易，从《整理僧伽制度论》的80万僧众数，到《僧制今论》的20万，再至《建僧大纲》的4万而2万，直到最后缩减为一座道场以创立“菩萨学处”。由此可见，一方面他改革僧制的重心在于对僧团人数力求减少，重质量不重数量，为伪存真;也在于偏重信众，以建立菩萨学处扩大社会青年信仰三宝，达到“人成即佛成”的人生佛教为终极目的。另一方面，因叠经波折，屡有变更，也足见建立新型僧制有多么的困难!
虽然，从《整理僧伽制度论》到《菩萨学处》是应机改建，有所不同，但弘扬佛法，首重建僧。其理想的建僧大业，始终未能实现，反而招来不少的毁誉。但太虚的志向未尝少必，因为他的变革的赣皆从佛教根本信念流出，而非其它，故而能逆流向上，精进不懈。太虚的革新僧制的实践证明，佛教的存在与发展，必须应时代的需要，同时又应考虑到当时佛教的实际状况进行操作，否则，无论是超前还是滞后，其具体的实践活动都将难以奏效，这是留给后人的有益的经验教训。
印光大师(1861～1941)
印光大师，讳圣量，字印光。别号常惭愧僧，近代著名的净土宗高僧，为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俗姓赵，名绍伊，字子任。陕西合阳陈村人，幼时聪慧，随兄熟读儒书，颇以孔孟之道为自任。受韩愈、欧阳修等大儒辟佛思想的影响而批判佛教。至十五岁后，数年之间因病所困，偶读佛经，始悟前非，乃洗心革面，回心向佛。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师二十一岁，往投终南山五台莲华铜寺，礼道纯和尚剃度出家。次年受具足戒于陕西兴安双溪寺印海律师座下。
印光大师生来便有眼疾，几近失明，后于湖北莲华寺帮忙晾宋体晒经书时，得读残本《龙舒净土文》，而知念佛往生净土法门即是当生成就、了脱生死之要道。因为眼疾，乃悟县为苦本。感悟到若要离苦得乐，势必专修念伟法门为是，即于闲时。专念佛号，纵是忙于事务，也心不离佛，后眼疾痊愈，由此深信念佛功德不可思议。而自行化他，一以净土为归，便肇始于此。
印光大师修净土，久而弥笃。光绪十二年(1886)二十六岁时，慕名北京怀柔红螺山资福寺为净土专修道场。便往亲近善知识，取继承东晋庐山东林寺慧远大师创导的净宗遗风之意，自号专修念佛法门，使得净业大进。除此之外，师于红螺山历任上客堂香灯、蔡元等职期间，深入经藏，研读大乘经教以为助行，与念伟之正行互补，得以圆成净业。
光绪十六年(1890)师转居北京龙泉寺、十七年(1891)住于国广寺。光绪十九年(1893)时，应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之请。护送藏经南下，后便常住法雨寺.师于寺中精勤修持，念佛不懈，深受大众敬重。众等便诚请大师讲法以利群机，师辞不过，乃为开讲《阿弥陀佛经便蒙钞》一座。嗣后，便谢绝众缘，于珠宝殿侧掩关修行，连闭两期，为时六年。于关房中自书”念佛待死”以自策励。出关后，曾出外住茅篷，未几，源如法雨寺居之。光绪三十年(1904)师四十岁时，因谛闲法师为浙江温州头陀寺迎请藏经，又为之助理一切，事毕师仍回法雨寺。师在此出家二十几年的光景里，始终韬晦，不喜结交，不好名闻利养，惟有用功不止，精进念佛，以期克果。其后近十年间亦复如是。全身心地念佛修行，终得念伟三昧。
民国纪年(1912)，师年五十有二，高鹤年居士取大师文稿数篇，刊入上海《佛学丛报》，署名常惭。读者虽不知为谁，而文章中所显义理己足以引发见闻者生信念佛。延至民国六年1918)，徐蔚如、周盂由诸居士得读大师文稿，甚感希有难得。于是一再搜集印光大师的文稿，题为《印光法师文钞》而刊行之。徐蔚如居士于文钞之跋中赞言：大法陵夷，于今为极，不图当世尚有具正知正见如师者，续佛慧命，于是乎在!其后数年间，复为增广大师文稿，由中华书局印行，名为《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大师的文钞，正如徐氏跋中所言：无一语无来历，深人显出，妙契时机，诚末法中应病良药。不单是在佛理上精辟入理，，就是一般世俗道理，亦即兼而融会，凡是能使闻者改恶修善，生信念佛者，不据一格为众宣扬法要。义理深契众机，且文法典雅，是以凡闻大师名者，人人必争请奉读师之文钞。因此之故，大师威名扬于环宇，渴望归依大师门下之善信人等，日益增多。有登门造访请求慈悲摄受者，有亲写书信乞赐法名者。一时间，做大师的归依弟子蔚然成风。前后二十余年来，皈依大师座下的信徒，无法统计、进而言之，受大师之教，而依教奉行，吃素念佛，精修净业，得以往生西方净土者，亦难枚举。由此可见大师身传言教之功行实不可思议。
大师一生勤俭无私，信众之供养，悉皆代为广种福田，或用于流通经籍，或用以救济饥贫。而其自奉，食唯充饥，不求适口;衣取御寒，厌弃华丽。有供养珍美衣食，推却不过者，，转手即送他人。大多数的普通物品，咸皆交至库房，与大家共享，决不自用。大师先后在上海、苏州创办弘社。二十余年来;所印的佛书计有百十种之多，其数不下四、五百万册。佛像亦有百万余帧之多，教之内外，普受法益者甚众。民国十一年，(1923)师六十二岁时，江苏义务教育会成立，议请省府下令征用寺产作为学校，佛教界为之哗然。大师为保教护寺故，不遗余力地为之奔走呼吁，终得以扭转危机。同年，应定海知事陶在东之请，物色讲师，至监狱讲道，乃推智德法师应聘。并令其宣讲《安士全书》等关于因果报应、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之佛理。充分体现大师之无缘慈悲，普化众生之本怀。后更自任江苏监狱感化会名誉会长。这种名誉是大师为利益苦难众生乐意所得。基于此回，陶在东与会稽道尹黄涵之，将大师之道行事迹呈报政府，得以题赐悟彻圆明之匾额一方，资送普陀，香花供养，极盛一时，僧俗人等，深为欣羡。师则置若罔闻。人虚空楼阁，自无盛德，惭愧不己，荣从何来?其后，数年间常往来江苏、浙江、上海一带，为众开示念佛法要，因果事见闻者如潮，法缘盛极一时。
民国十九年(1931)二月师住苏州，于报国寺掩关，课余则修订四大名山山志。掩关期间，灵岩山妙真和尚叩关请示，将灵岩山寺立为十方专修净业道场。师即为之定下有关规约章程。前后三、四年来，大师倾心指导，以使灵岩净土道场成就模样。在大师之威德感召下，经以妙真和尚为首的灵岩诸师的努力结果，遂使灵岩道风日益振兴，而后更发展成为仅次于红螺山资福寺的净土宗著名专修道场。民国十六年冬(1938)，师七十七岁，因时势所逼，顺应妙真和尚之请，移锡灵岩山寺安居。由于大师年事己高，上山方满三年，却台世归西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