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采购流程管理制度15篇

12月14日，2017第一财经金融峰会在北京召开。当下，从消费、投资、生产能力与产业组织形式，生产要素的相对优势，经济风险的积累和化解等方面看，我国经济发展都已进入新常态。在这种背景下，作为重要手段的金融业发展应怎样适应经济新常态，成为业内人士热议的焦点。

[热门]采购流程管理制度15篇

从宏观层面来看，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国刚认为，降低实体经济的投资成本是金融创新最根本的方向。在场嘉宾对此观点也表示赞同。

银监会副主席阎庆民表示，必须正确理解和适应金融的新常态：“金融是服务于经济的。经济的新常态下，金融业发展的外在条件、内在的环境发生深刻的变化。经济的新常态也推出了金融的新常态。”也就是说，金融业要逐步回归到适度的增长，要与经济增速适度放缓的状况相匹配。

阎庆民还强调，目前金融的一些变化还是值得肯定的，首先，金融结构与生态发展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尤其是在业务机构、投向上的分布更加均衡；其次，与经济增长的动力改变相呼应，金融业创新激发的活力显著增强，新常态下创新驱动成为决定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创新改革市场的活力，是推动金融业发展的动力。下一步，在服务实体经济这一核心基础之上，将秉

持“调结构、稳增长、控风险”的原则，通过引入民间资本、完善产品服务体系、推进金融技术创新等方面，建立健全的普惠型金融系统。

针对银行业的改革问题，银监会特邀顾问杨凯生认为，简单放开存贷比指标并不能有效解决融资难问题。从国际情况来看，目前美国、荷兰、比利时、阿联酋等国家以及香港地区，都把贷存比作为对银行风险的监测指标。从银行内部机制来看，存贷比事实上要求银行重视自身的资本水平。“有多大资本，办多大银行”，这是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所需要的。所以他认为，破解融资难问题，还要从资本充足率下手。同银行业在新常态下迎来巨大挑战一样，作为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险行业的发展与变革也引来大家的关注。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表示：“从2012年以来，我们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措施，扩大投资范围，简化投资比例，降低投资门槛，支持创新，转变监管方式，推行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的注册制，极大地激发了市场内在活力，提高了市场配置效率和弹性，改善了投资的效益。”在他看来，保险资产管理业通过业务的创新，参与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运行，发挥长期资金独特的优势，为资本市场的平稳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也为实体经济和民生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未来，整个行业将会在思想理念、政策制度、体制机制、管理模式、业务多元化方面积极推进。

对于未来金融改革的走向，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认为，应当加快改变监管分立的状况，清理银行体系中的各种正面、负面清单，让市场真正起到有效作用。

除了上述传统金融机构的改革之外，在场专家认为，近一年来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也是金融业步入新常态的一个体现。蚂蚁金服集团副总裁韩歆毅、百度百付宝总经理章政华从不同角度谈到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巨大发展以及其给整个金融行业带来的新发展机遇。作为比较早介入互联网金融的投资人，IDG资本金融服务业务负责人兰希对此也表示赞同，并指出未来互联网金融在资产端、流量端、金融服务、虚拟货币等领域都会有更多的发展，PE、VC也将在大数据、风控、征信方面持续关注。不过，行业的发展也并不是完美无缺，你我贷副总裁刘瑶谈到，同质化较为严重、创新不足，是P2P行业甚至是互联网金融领域的一大问题。在她看来，未来应当从渠道上的创新，或者说是简单的互联网加金融，转向对金融产品实质的创新，才能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从与会嘉宾的观点来看，在经济步入新常态的阶段，无论是传统金融还是新兴金融形式，都应当正确定义自己、定义行业、定义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在变革和创新中寻求一条正确的道路，在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也为自身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金融业适应新常态 [篇2]

海外投融资，“向左还是向右”？

须符合证券市场的基本规律

新常态下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逻辑也要达成符合证券市场的基本规律的共识。

通过资本市场解决企业“融资难”的思路是对资本市场功能的一个误解。一般企业“融资难”主要是指风险较高的中小企业从银行获取信贷作为短期营运资金很困难。资本市场是一个长期投融资市场，一般是比较成熟的公司确定了更长期的发展机会和战略，寻求上市借助资本市场作为长期发展的融资平台，实现更长期发展战略。企业的短期营运资金依靠资本市场融资绝对是一个严重的期限错配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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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中小企业上市解决“贷款贵”是一个错误认识。在成熟市场上，企业一般会首先在债市融资，上市融资是其次的选择。原因之一是,债市的融资成本低于上市的股权融资成本。上市股权融资实际上是公司与股东建立了一个长期的契约关系，这个关系是建立在公司的信用基础上。今天公司借助投资人的资金经营发展，未来只要不破产不退市，公司都要为股东的利益最大化、为给股东创造回报努力。所以公司上市除了发行上市阶段的费用以外，未来每年监管披露要求的相关支出，特别是对股东长期的分红回报，总量是大大超过债权融资成本的。国内资本市场长期以来没有分红的文化，更缺乏“契约精神”，所以除了一次性的手续费，发行上市变成不用还钱的“圈钱”活动，不仅是低成本简直是无本万利。为了解决“融资贵”而推动企业上市对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非常不利。如果企业认为上市是“便宜”的融资，实际上就是做好了上市“圈钱”不准备给回报的打算，这样发行上市对培养企业的契约精神，对企业未来注重主营业务的经营发展，相信也不会有实质性的作用。

不应推动太多的“交易产品”创新

新常态金融创新需要达成不应推动太多的“交易产品”创新的共识。

据报道，证券市场缺乏投资工具，推出更多交易性的投资工具可能是近期创新的一个重点。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概念误区，如何定义“投资”工具。只有交易价值没有实际价值的“金融工具”是“投资”工具还是“投机”工具？如果要增加国内市场的“投资”机会，培育大量的“优质”上市公司，使不论经济处于周期增长的哪个阶段，都有可供选择的具有“投资”价值的，满足不同风险偏好的股票或者证券投资组合，这才是风险最可控、投资机会可不断创造的创新发展思路。而且大量衍生工具推出分流资金,并不利于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向实体企业配置资源的投资活动。对脱离实体经济太远的“钱生钱”的伪创新产品，包括纯粹放大资金的杠杆性-交易产品，还是不要大开绿灯为妙。

适应新常态经济特点的金融创新还需要达成很多方面的共识。比如，金融服务应该有利于推动以包容和分享为特征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而不是仅仅有利于少数人财产性资产的增长；金融创新应该有利于发展证券市场最基本的“三公”市场秩序的制度性建设和完善，推动依法治市等等。

金融业适应新常态 [篇3]

改革与宏观经济政策再定位之间的互动、金融调整与改革之间的相互作用、宏观政策调整与金融调整的互动，可能使中国金融发展呈现出更复杂的阶段性特征，从而使中国金融步入“预期重构”时代。

我国开始步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金融业出现新情况、新问题，我们需要直面挑战，分析新情况的成因和特征，对中国金融战略政策进行再定位，寻找到适合“新常态”的解决之道。

中国已经告别以高增长、高投资、高出口、高污染与高能耗为特征的“旧常态”，开始步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某种程度上，这种“新常态”对金融领域的影响比实体领域更为强烈、更为复杂，使金融业出现大量新情况、新问题，金融政策也需要直面这些挑战，并寻找到适合“新常态”的解决之道。

首先，对经济“新常态”下一些正在出现的挑战不应回避。与实体经济相对低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金融业在前期政策刺激下出现了快速扩张。与此同时，金融对于实体经济的渗透性却在弱化，在宏观流动性充裕的同时，微观流动性却处于紧张状态。

在总量快速扩张的同时，金融结构也发生重大变革。在新的金融产品和融资模式作用下，我国整体债务率、杠杆率攀升，系统性风险上扬。金融服务于社会创新、产业升级以及生产消费的能力下降。

如何认识上述金融领域出现的新情况并逐步加以解决？

首先，这些新情况不仅与经济基本面变化和结构转型有关，也与前期政策有关。例如地方融资平台发展、地方债务攀升、中央银行负债膨胀以及银行表外业务发展都与危机救助中的货币政策密切相关。因此，上述新情况既具有一定趋势性特征，同时还具有阶段性特征。

其次，中国金融的“新常态”还没有完全展现出来，未来实体经济的变化将通过很多渠道对金融基本面产生影响。一是受潜在增长速度下滑和资金边际产出水平下降影响，中国经济处于经济增速的换挡期，这决定了中国金融必然要步入各类租金和金融价格的换挡期，利率自然水平将出现调整。这将带来金融盈利模式的变化，并导致目前利率政策的调整。二是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将使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风险溢价关系发生变化。因此，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金融的风险结构、投资组合模式都将发生根本性变化。三是外部不平衡的大幅度逆转，使传统的货币发行机制及传递机制发生调整，要求货币当局在流动性管理方式上做出调整。四是前期政策遗留问题的处理，要求货币投放常态化、资源配置市场化，这将使前期金融资产快速膨胀的动力源受到抑制，金融业将在调整中步入“中速增长期”。五是改革与宏观经济政策再定位之间的互动、金融调整与改革之间的相互作用、宏观政策调整与金融调整的互动，可能使中国金融发展呈现出更复杂的阶段性特征，从而使中国金融步入“预期重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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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要求中国金融战略政策进行再定位，以应对新的战略任务。一是金融政策要服务于以“预调”和“微调”为主导的新宏观调控模式，避免强刺激。货币金融政策目标要从危机管理转向“调结构、促改革”，根据目前经济波动和风险性质来定位金融政策，以超越“旧常态”下需求导向的凯恩斯主义范式，和无为而治的新古典主义范式，将新结构主义和改革理念融入到金融政策之中。二是坚持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结构优化调整，通过“定向投放”、降低融资成本等措施，使金融能够服务于创新、新兴产业发展，避免金融“剥削”实体经济利润和金融资源“空转套利”等现象。三是金融战略必须坚持改革发展导向，在去杆杠、去泡沫和回归实体经济过程中保持自身健康发展。因此，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资本项目的有序开放、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多主体金融市场开放、非标资产的标准化和阳光化、地方债务与土地财政融资体系改革以及存款保险制度都应在未来有序可控地推出。四是在密切监控局部风险、时点风险基础上，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以防止局部风险向全局性风险演化，时点风险演化为系统性风险。因此，在中国去泡沫和去杠杆的进程中，货币政策应当与宏观审慎监管相配合，不宜过度扩张，也不宜过度收缩。流动性管理以及结构性管理工具需相机进行创新。五是鉴于“新常态”时期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各种传统金融政策传递路径受到冲击，因此大规模创新各种政策工具，相机进行结构性和总量调整尤为重要。

金融业适应新常态 [篇4]

近期，著名经济学家于学军推出《全球视角—中国宏观经济解析》第5版，在业内引起很大反响，好评如潮。

于学军，1958年出生，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历任深圳人民银行副行长、深圳银监局局长、江苏银监局局长，现任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长期从事经济金融工作，实践经验丰富，对宏观经济、金融理论持续研究30余年，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独到观点。出版《全球视角：中国宏观经济解析（第四版）》、《从渐进到突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货币和信用周期考察（第三版）》、《金融实践中的理论思考—特区、创新、借鉴、形势》等多部著作，发表论文、调研报告150余篇。

当前，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已经告别以高增长、高投资、高出口、高污染与高能耗为特征的“旧常态”，开始步入经济增长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新常态”。其核心特征至少有四：一是中高速，以7-8%的经济增长率为新的正常水平；二是优结构，以优化产业、地区和收入分配结构为新的核心任务；三是新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型为创新驱动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四是多挑战，以应对房地产、影子银行、能源危机、国际经济与货币冲突等复杂性风险为宏观调控的新挑战。可以预见，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加快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打好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持久战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方向。

新的经济形态必须辅之以全新的政策体系，中国经济新常态无疑对宏观经济政策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当前政策来看，“新常态+动态区间管理+微刺激”构成了一套不同于传统政策的完整体系。“区间管理”将宏观调控的目标界定为一个“合理区间”，区间上限是防通胀，下限是稳增长，而且区间的上下限会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而动态变化。“区间管理”意味着政府不再将某一特定增速视为标杆（如“保八”），只在当经济偏离区间或者即将偏离区间，才需要刺激性政策。与之相对应，宏观调控政策从以前的“四万亿”和总量宽松等强刺激转向了“微刺激”。2017年上半年，gdp增速下跌到了7.4%，偏离了7.5%的下限，有突破7%底线的可能性。如果不出台刺激政策，脆弱的社会架构难以承受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滑。在此情形下，政府出台了数条被统称为“微刺激”政策。宏观调控希望借助于“微刺激”在稳增长的同时调结构，通过增加中西部铁路建设投资促进西部发展、缩小地区差距，通过棚户区改造改善贫穷家庭生活状况，通过定向降准扶持“三农”和小微企业以改善经济中的薄弱环节。

对于金融业而言，“新常态”对金融领域的影响比实体领域更为强烈、更为复杂，使得金融业出现大量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直面挑战，分析新情况的成因和特征，以便于对中国金融战略政策进行再定位，寻找到适合“新常态”的解决之道。

首先，对经济新常态下一些正在出现的挑战不应回避。与实体经济相对低迷形成鲜明对比，我国金融业在前期政策刺激下出现了快速扩张。与此同时，金融对于实体经济的渗透性却在弱化，在宏观流动性充裕的同时，微观流动性却处于紧张状态，存在着显著的资金市场割裂现象。在总量快速扩张的同时，金融结构也发生重大变革。在新的金融产品和融资模式作用下，我国整体债务率、杠杆率攀升，系统性风险上扬。金融服务于社会创新、产业升级以及生产消费的能力下降。

如何认识上述金融领域出现的新情况并逐步加以解决？

第三，中国经济“新常态”要求中国金融战略和政策体系进行再定位，以应对新的战略任务。一是货币金融政策要服务于以“预调”和“微调”为主导的新宏观调控模式，避免强刺激。货币金融政策目标要从危机管理转向“调结构、促改革”，根据目前经济波动和风险性质来定位金融政策，以超越“旧常态”下需求导向的凯恩斯主义范式，和无为而治的新古典主义范式，将新结构主义和改革理念融入到金融政策之中。二是坚持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结构优化调整，通过“定向投放”、降低融资成本等措施，使金融能够服务于创新、新兴产业发展，避免金融“剥削”实体经济利润和金融资源“空转套利”等现象。三是金融战略必须坚持改革发展导向，在去杆杠、去泡沫和回归实体经济过程中保持自身健康发展。因此，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资本项目的有序开放、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多主体金融市场开放、非标资产的标准化和阳光化、地方债务与土地财政融资体系改革以及存款保险制度都应在未来有序可控地推出。四是在密切监控局部风险、时点风险基础上，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以防止局部风险向全局性风险演化，时点风险演化为系统性风险。因此，在中国去泡沫和去杠杆的进程中，货币政策应当与宏观审慎监管相配合，不宜过度扩张，也不宜过度收缩。流动性管理以及结构性管理工具需相机进行创新。五是鉴于新常态时期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各种传统金融政策传递路径受到冲击，因此大规模创新各种政策工具，相机进行结构性和总量调整尤为重要。

整体上讲，中国经济“新常态”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特殊性等特征，因此，找到与此相匹配的中国金融新战略必将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需要来自金融理论与实务界的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而长期从事金融管理工作且在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方面颇具造诣的于学军先生，无疑是这一领域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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