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卫电影的写意性分析
王家卫的影片不同于类型商业片，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而是以自己的方式执着表达对都市的理解，作品抓住东方人含蓄蕴藉的审美心理，渗透着传统艺术中诗画境一体的唯美气质。在镜头的运用上，导演不仅着力于镜头内部的光线色彩和角度，更执着于镜头组接后的整体意境营造。
“写意性”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据汉《说文解字》，“(写)由‘冖’和‘寫’组成，‘冖’乃交复深屋”，“寫”乃“鹤”也，鹤居深屋与鸟困牢笼无二，自当出之而后快，以抒怀抱。这便是从字面理解“写”的原始意思。“写”，通常与“心”与“情”有关，《小雅》曰:“我心写兮，抒写其心也”。《玉篇》:“写，尽也，除也”。古人又曰：“盖写形不难，写心唯难”，又“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所以全神气也”(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故，但凡宣泄、倾吐皆曰“写”，故，做画写字皆曰“写”，写之为快。“意”《说文》“志也，察言而知意也，从心。”即一个内心所想所欲者，无论志、性、情皆属意的范畴，情致、意趣、意想、情感等。写意即艺术家表达、宣泄内心的情趣、思想、志趣、感情等[1]。写意性基于中国传统儒道释思想，在作品中通过形的描绘达到人心灵与精神上的共鸣和满足，成为中国艺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王家卫生于上海，5岁移居香港，学美术出身。其电影不同于类型商业片，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而是以自己的方式执着表达对都市的理解，作品抓住东方人含蓄蕴藉的审美心理，渗透着传统艺术中诗画境一体的唯美气质。在镜头的运用上，导演不仅着力于镜头内部的光线色彩和角度，更执着于镜头组接后的整体意境营造。本文试图从王家卫的镜头语言出发，来挖掘其作品写意性的表达技巧。
一、空镜头
空镜头在电影中常有介绍环境背景、转换时间空间、抒发人物情绪、推进故事情节、调节影片节奏等功能。在中国传统理论中，向来讲究情景交融，寓情于景，借景生情。好的艺术作品，无论是诗词歌赋，还是绘画建筑，均讲究“景”的运用。唐代王昌龄在《诗格》里便提出，“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清初画家笪重光在《画筌》中有言曰：“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2] 可见空镜并不“空”，其特殊的虚境神韵和实境镜头交相扶持，构成妙不可言的美学意境。王家卫在作品中亦长于用空镜头抒情，构建吻合整个影片思想的意境。
与后期作品相比，处女作《旺角卡门》具有明显的传统影片的叙事特点，但在影片细节与侧重点上，可以看出，导演倾向于对情感的表达，兄弟之情与爱情。因此在影片大量打斗场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别处另一种空镜头，平静的大屿山、宁静的海港、悠闲的小镇生活。当镜头表现九龙时，我们看到多为内景，或灯红酒绿的酒吧，或烟雾缭绕的茶馆，镜头短而快，给我们一种不安全感;当镜头转到大屿山，画面多为外景，自然光拍摄，宁静而悠闲，即便是深夜静静泊在码头的轮船，也让我们有一种静谧归宿的感觉。显然这些空镜头不仅仅用于转场，或交待环境，而在于情境上形成一种对比，表现出一种希望，于整个影片而言，构成一种意境，动与静，无常与无奈，渴望与现实。小人物的挣扎与憧憬在空镜头中被不动声色地展现。
自《阿飞正传》始，王家卫在每部作品中均会自觉运用带有含义的空镜头，辅助表现整个影片的意境。如《阿飞正传》中出现过两次的茂密热带椰林。如果说片头的空镜，伴随着片名的显现，能为我们提供一种情境，单纯地寓意着“阿飞”自由飞翔的空间;那么片尾，在旭仔临死前说到“无脚鸟”时，再次出现这一空镜，既是列车途经之景，也是主人公内心之景，更是主人公这一生所追求之景之境。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终于来到这片椰林的所在地，生母的所在地菲律宾;而他一生也始终在以他自己的方式叛逆地自在飞翔，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认识到“其实那鸟一开始就已经死了”，仿佛没有任何同伴的无足鸟，绝对的自由注定孤独。
此外，如《春光乍泄》中喧嚣澎湃的伊瓜苏大瀑布，不仅仅是主人公情感的宣泄，更倾诉着主人公百转千回后的孤独;《东邪西毒》里看似平静的海水，沙漠背后的沙漠;《蓝莓之夜》里疾驰而过的列车;《重庆森林》、《堕落天使》里高楼之间偶现的布满乌云的天空，都不仅仅用于普通转场，而与人物情感相结合构成深层次的意境。
二、长镜头
这里的长镜头特指相对于“短镜头”而言时较长的镜头。长镜头作为一种理论，20世纪50年代中期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产物，由法国电影理论家巴赞提出。他主张真实美学，提出电影应当用一个长的'镜头去拍摄事物的全过程，强调单个镜头自身的含义和表现力。就此而言，长镜头以其丰富的包容性，能够再现事件真实的现场气氛，具有不容置疑的写实性。而同时，在某些特定情境中，长镜头因其缓慢的节奏，也能产生抒情的艺术效果。在王家卫的影片中，长镜头的使用为数不少，在这种弱化故事性的影片中，导演显然借这种写实的手法，来演绎一种诗的情绪。
如《阿飞正传》里让人们津津乐道的结尾，梁朝伟在一个直不起身的小阁楼里对镜梳妆打扮，西装革履、关灯、出门，这是一个长达三分钟的长镜头。够写实，把主人公的神态、气质、房间的格局、摆设都淋漓尽致地照了出来，然而仅从写实的角度看，这个镜头放在结尾和影片内容貌似脱节，然而从写意的角度看，我们能自然感受到导演的用意。一个阿飞虽然倒下了，却还有千千万万个阿飞继续苟活在这个都市的各个角落里，人前他们光鲜四射，人后却注定孤独。理想与现实的不匹配，也许注定了“一开始就已经死亡”，然而谁又能说无足鸟没有高飞的权利?对于“无足鸟”的表现，影片中也多次用长镜头来抒写一种颓废、叛逆、孤独、自怜自爱的情绪。如房间里旭仔随着《Maria Elena》对镜跳舞，长达半分钟的镜头，并不意在以写实的手法来展现舞姿，而在于抒写一种叛逆无拘束的情绪，表现无足鸟陶醉于自己的世界自在自足的心理。再如，旭仔终于找到生母的家，然而生母却避而不见，旭仔毅然决然头也不回越走越远的71秒长镜头。背面跟拍，由常速到升格，由近景到中近景到远景，旭仔执拗地走在自己选择的路上，直到消失在路的尽头。这就是他的选择，他终于找到一生向往的椰林，然而找到却也不过如此，他注定继续飞翔，在这一缓慢的长镜头中，我们看不到主人公的表情，却能感受到千百种复杂的心绪。
在《花样年华》里，伴随着缓慢忧伤的弦乐，男女主人公两次在狭小的楼道擦肩而过，均使用半分钟的长镜头升格拍摄，这种艺术化的处理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主人公狭小压抑的生活环境，同时主人公的凄凉落寞，缘分的似有还无在缓慢的镜头中被不经意表现。影片中，当男女主人公在旅馆房间共同讨论创作时，可谓是他们最美好的时光，并利用镜像拍摄，营造如梦幻般的花样年华。这时导演用四个长镜头组接，分别以女主人公的四套旗袍切换，让我们感觉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在这组镜头中，并没有言语表现，主人公的甜蜜幸福，在缓慢的提琴音乐，平稳的镜头节奏中自然呈现。在影片末尾男主人公在吴哥窟倾诉秘密的戏中，导演运用的16个镜头中有8个为长镜头。同样是平稳的镜头节奏，忧伤的大提琴在低低倾诉，没有半句言语，我们看到的是阳光下饱经沧桑的吴哥窟，看到主人公对着墙壁上的洞说着什么，看到远处一个小和尚在看着这一切，这不禁让我们想起《断章》里的意境，“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在多年之后，一切都会成为一场梦，这世上除了吴哥窟样的古迹尚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又有什么是不变的呢?也许只有藏在记忆中的花样年华吧。除了用平稳悠缓的运动长镜头来表现情感外，王家卫另一种固定长镜头也在颇多影片中用到，也成为抒写人物情感的手段。如在《重庆森林》、《堕落天使》、《蓝莓之夜》等都市题材片中常用到的对打电话的表现。当着意渲染人物失意孤独沮丧时，对于打电话的表现，并不表现对方，甚至连对方的画外音也没有，我们看到的仅是主人公自己对着电话讲话，因此这种与其说是“对话”，不如说是宣泄情绪的独白，如《重庆森林》里失恋的金城武、《堕落天使》里失恋的杨采妮、《蓝莓之夜》里被抛弃的伊丽莎白，这种采用固定机位拍摄的长镜头，一方面写实，让我们看到主人公失恋后的异常表现;另一方面是写意，这些语无伦次的说话，让我们清楚地感受到主人公复杂糟糕的情绪;第三方面，固定机位，似乎成为一双眼睛，远远地冷漠地不动声色地注视着这个陌生人，或者是“在别人的故事里，留着自己的泪”，人与人间的情感不过如此，而这种情感也是王家卫在其作品中不断渗透的自己对都市的体验。
三、风格化特写镜头
在绘画理论中讲究“远取其势，近取其神”，这一点和电影画面是相通的。特写镜头以其视角小、景深小、景物成像尺寸大，能表现人物细微的情绪变化，它是“一种思想意识的全面显露，一种巨大的紧张心情，一种紊乱的思想，它是推镜头的自然结束”[3]，从而使观众在视觉和心理上受到强烈的感染。作为以表现情感为主的影片，特写镜头当然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王家卫对于特写的独到表现，使其镜头带上独有的写意色彩。具体可分为三种：
一为特殊道具的特写。任何一部影片少不了对道具的特写，当画面中出现特写物象时，我们能感觉到这个物象的重要，或接下来发生与之有关的事情。王家卫影片中同样出现某些道具的特写，而这种特写则往往和整个影片所要构建的意境密不可分。比如说《蓝莓之夜》开场，采用柔焦镜头拍摄的流着奶油的蓝莓派，伴随着忧郁的爵士调，让我们感觉到有种甜蜜滋扰着的忧伤。而这种情绪也是整个影片的基调，从各个角度特写蓝莓派，展现其甜蜜诱人，充分告诉我们不被选择，只是没有遇到适合的人。影片中的钥匙与门，也多次用到特写，同样引申了其深层的辩证含义，心门与打开心的钥匙。《花样年华》里对穿着旗袍的张曼玉背影立领脖子的特写，这样1分钟的特写，让我们感觉到这个传统女性被理性紧紧束缚着的灵魂，弱弱燃起的爱的火焰也被掐死在高高硬硬的立领里，千百种复杂的心绪也被藏在这个看似简单的背影里。另王家卫也常用一些道具，如时钟、灯、杯子等，都共同传达着整个影片所要传递的深层意蕴。
二为“隔”式特写。对另一些特写的表现，王家卫常常会通过设置一些遮挡物，以达到另一种意蕴的传递。如《东邪西毒》里，当表现慕容燕或欧阳锋特写时，常常会通过鸟笼的阴影打在人物脸上，以表现一种间杂着阴影的特写。这种效果一方面传达出人物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显现出人物内心的矛盾与分裂。因此我们同样可以发现，两人的对话并非注视着对方的交流，而是面对鸟笼的独白，传递出贯穿全片人与人之间孤独与隔膜的情绪。另外如《花样年华》、《阿飞正传》里，当表现人物内心痛苦挣扎时，会借助铁栅栏来表现特写，一方面是人物倚靠栅栏的自然举动，另一方面透过栅栏的脸会传递出内心无法逾越的狭小空间。此外，在《重庆森林》、《蓝莓之夜》等都市影片中，也常常会采用透过玻璃拍摄的特写，以表现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距离。
三为超广角式特写。王家卫的《堕落天使》几乎全部用广角镜头拍摄，广角镜头通过延展前景和后景之间的距离，能够夸张画面的纵深空间，用导演的话说，“香港太小了，这样可以显得大一些”。在该片中运用非常多的9.8mm超广角式特写，使前景人物夸张变形，后景更为开阔，以表现他们和这座城市之间的疏离。如对杀手2号李嘉欣、哑巴3号金城武及失恋者4号杨采妮的超广角特写，在镜头中，人物的面部表情扭曲，带有明显焦虑与不安全感，这种变形正象征着后工业化的都市环境对人类的异化。前景的失真与后景的疏离，加强了这个城市的冷漠感，这个城市孕育了他们，最后生硬地把他们抛弃。
王家卫的影片始终在表达一种情绪，传递导演对都市的理解，并用自己的方式尽可能地对这种感悟加以表现。在镜头语言的运用上，融入更多情感元素，使影片呈现出东方艺术的写意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