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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的历史价值与文学价值

时间:2021-06-23 13:55:20 历史文学 我要投稿

《资治通鉴》的历史价值与文学价值

  历史价值

《资治通鉴》的历史价值与文学价值

  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300万字的纪传体体史书《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共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历史,历经19年编辑完成。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2年,他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实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清代学者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这部书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北宋时代,在中唐以来长期混战之后,实现了国家统一,恢复和发展了社会经济,繁荣了学术文化;同时,内政多弊,御戎不力,“积贫积弱”,局势不稳。这是一个有生气的时代,又是一个很苦闷的时代,是个前进的时代,又是个软弱的时代。当时,君主将相,志士仁人,平民百姓,多在考虑如何生活,寻找出路。于是,有主张以“柔道”治天下,说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有立志改革,而实行变法的;有生活困苦,被逼铤而走险,起义造反的。掌握文化知识的人们,特别是历史学家,如欧阳修、司马光、范祖禹等,往往面对现实而回顾历史,企图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借鉴历史,为了有助于治国安邦,更好地解决现实矛盾。其中,司马光主编《通鉴》的目的最突出,最具代表性。它是由“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而得名。

  《资治通鉴》是一部集体编写的历史巨著,主编是司马光,协修是刘恕、刘攽和范祖禹,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司马光原欲定名为《通志》,神宗即位后,把《通志》改名为《资治通鉴》,意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止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共1362年的历史,分为294卷,共计300多万字;另外《目录》30卷,《考异》30卷。编成这部巨著共花了19年的时间。司马光是为了巩固当时的封建政权,才编写《资治通鉴》,这就决定了此书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史。他把历史上的君主,根据他们的才能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乱亡五类。《资治通鉴》都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谴责,以为后世君主的鉴戒。《资治通鉴》还有许多很有价值的关于军事、经济、文化、学术思想、史学等方面的历史记载。《资治通鉴》所搜集的材料十分丰富,据估计,《资治通鉴》所引之书多达300多种。《资治通鉴》是我国一部极为重要的编年史,不仅为封建统治阶级提供了统治经验,同时也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全书体例严谨,前后脉络分明,语言文字也极为简练。这些对后世史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文学价值

  《资治通鉴》既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在这部巨著中,作者运用敏锐深刻的观察力和匠心独具的艺术手法,不仅形象生动地展现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而且成功地塑造了大量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

  中国古代史学著作。北宋司马光撰。全书294卷,另有《目录》30卷,《考异》30卷。《通鉴》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共1362年的历史。

  司马光曾患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因欲撮取其要,撰纪传体史。初成《通志》8卷,起战国至秦二世,表进于朝,引起宋英宗的重视。治平三年,诏置书局于崇文院,继续编纂。宋神宗即位,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并序以奖之。元丰七年书成。

  《通鉴》由司马光总其大成,协修者有刘恕、刘攽、范祖禹3人。刘恕博闻强记,自《史记》以下诸史,旁及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对《通鉴》的讨论编次,用力最多。刘攽于汉史、范祖禹于唐史,都有专深的研究。他们分工合作,各自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后,由司马光修改润色,写成定稿。其中是非予夺,一出于光。

  《通鉴》征引史料极为丰富,除十七史外,所引杂史诸书达数百种。书中叙事,往往一事用数种材料写成。遇年月、事迹有歧异处,均加考订,并注明斟酌取舍的原因,以为《考异》。《通鉴》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尤以《隋纪》、《唐纪》、《五代纪》史料价值最高。

  《通鉴》因司马光一人精心定稿,统一修辞,故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且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于叙事外,还选录了前人的史论97篇,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写了史论118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历史观点。对历史上有关图谶、占卜、佛道等宗教迷信,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是史学思想的重要进步。

  《通鉴》成书后,元丰八年,范祖禹、司马康、黄庭坚、张舜民等奉命重行校定,元祐元年校定完毕,送往杭州雕版,元祐七年刊印行世。今元祐本已不可见。南宋高宗绍兴二年有余姚重刻本,亦多残缺。中华书局据清胡克家翻刻的元刊本,加以标点校勘,重新出版,是《通鉴》最好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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