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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上礼与法
法治的希望就在于我们学会把一个人当作抽象的个体人看待。同时,当我们坚守自己的家园,明白自己的身份时,法治才是有根的。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白鹿原上礼与法，欢迎阅读与收藏。
白鹿原上礼与法
陈忠实先生呕心力作、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白鹿原》拍成电视剧播出,是许多人期盼已久的。一部《白鹿原》就是一部乡土社会从清朝末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裂变的苦难史,更是一部民族秘史。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民主共和观念开始在中国大地上传播。然而,乡土社会生活的原生态并没有随之消失。剧中,素有“仁义村”之称的陕西关中平原上的白鹿村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具有乡土社会治理的完整要素和结构:族长、祠堂、乡约、学堂。
族长是乡民的最高权威,要求德行好,办事公道,能为族人利益考虑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白鹿村的族长白嘉轩就是这样一个“腰杆挺得很直”的人物,在传统道德观下已近乎完美,令人敬畏。祠堂是供奉先祖、祈求先祖保佑、寻找身份归宿的地方,也是族人重大事项议决、执行族规家法、彰显族长权威的地方。白鹿村的祠堂就是这样一个神圣、神秘的地方。乡约就是族规家法,是传统儒家礼教的体现和载体。白鹿村的乡约对村民日常行为进行了详尽规范,要求所有村民都能烂熟于胸、严格遵守。学堂是传授子孙后代传统礼教、典籍的地方,是传递文化基因的地方。白鹿村的学堂设在祠堂的隔壁,去学堂必先经过祠堂,学堂与祠堂的功能息息相关、相辅相成。总之,在白鹿村,族长、祠堂、乡约、学堂四位一体,凝聚着世道人心,稳定着乡土秩序。
然而,千百年来的白鹿村秩序在“交农”事件、“围城”事件、国民革命、农民运动、国共分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年馑与瘟疫等一系列重大社会事件和自然灾难的影响和冲击下,虽顽强对抗但也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其变异的历程。其中最根本的挑战就是共产党人提出的“自由”“平等”观念。
概括地讲,传统乡土社会秩序的核心规范就是“礼”,具体表现为“孝道”和“妇道”。作为子女,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尽孝,子女的婚姻由父母决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宗接代是子女应尽的义务。作为女人,最基本的要求是遵守“妇道”,嫁人要明媒正娶,在夫家要相夫教子,从一而终,生为夫家人,死为夫家鬼。
通过“孝道”和“妇道”,传统社会形成了男女有别、长幼有序这样一种以身份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父权为最高权威的等级秩序。在《白鹿原》中,田小娥之所以不被族长接受,不能进入家谱,被当众施刑,并且死后还要被压在塔下,就在于她和黑娃的结合“不明不白”,是一个不遵守“妇道”的女人。这样的女人扰乱了人心,影响了整个村的生产力,成为了白鹿村的“祸害”。而作为鹿兆鹏之妻的鹿冷氏,任凭鹿兆鹏如何冷落她,也要坚守妇道。为了保持“妇道”,作为其父的冷先生,甚至不惜下重药使其变为哑巴。最后她上吊自杀以保全名节。对于传统价值观下的正反两个典型,共产党人却持相反的观点。鹿兆鹏、白灵肯定黑娃和田小娥的结合,赞赏这是“自由恋爱”,而把鹿冷氏看作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就孝道来说,电视剧中不断出现的子女给父亲洗脚的细节诠释着今天已经非常稀缺的孝道。然而,为了打破一个存在剥削、压迫的旧世界,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新世界,共产党人鹿兆鹏、白灵不惜与父亲反目、远走他乡,割舍了天伦之乐。如果说鹿兆鹏、白灵代表的是主动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和道路的共产党人,那么同样敢于冲破家族礼教枷锁的黑娃,代表的则是在党的影响下试图翻身作主的底层人。
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破”与“立”之间。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不应固守建立在自然经济和熟人社会之上的乡约礼治,而应注重以自由、平等、人权为价值核心的契约、法治。然而,在存在着熟人社会状态的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契约精神、法治精神又该如何落地生根?
从电视剧《白鹿原》里可以看到,自由、平等并非我们传统文化里的东西,它与传统的家族礼治是相冲突的。二者冲突的根本在于,自由、平等、人权、法治的起点和基点是剥去一切身份和血缘关系的抽象的个体人(包括法人),其社会关系的基调是一种横向的平权关系。只有以这样的人和社会关系为前提,才可能存在市场、契约和法治。而家族礼治的起点和基点则是一个具有家族或集体身份的人,每个人基于其在家族或集体中的身份而进行交往,其社会关系的基调是一种纵向的隶属关系。法律面前讲人人平等,但家族里讲人人平等却是不适宜的;家族里人与人之间也不会大谈自由和人权,更多强调的是身份和责任。
也许,法治的希望就在于我们学会把一个人当作抽象的个体人看待。同时,当我们坚守自己的家园,明白自己的身份时,法治才是有根的。内涵了自由与身份的“白鹿原”终将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白鹿原上礼与法
小说家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作于1990年代初，曾获“茅盾文学奖”，乃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长篇小说。《白鹿原》的故事与传统儒家文化的关系不浅。尤其书中主角“朱先生”，原型即为清末关中大儒牛兆濂；由族长“白嘉轩”引入、白鹿村人人诵读的《乡约》，原是北宋关学代表吕氏兄弟的老物件。这方面，陈忠实创作手记《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卞寿堂专著《〈白鹿原〉文学原型考释》，已经说得很清楚。
《白鹿原》因为与近世中国人普遍的儒家生活方式建立了广泛联系，从而能越出关中，在南北各地产生共鸣。耕读传家，勤俭自足，孝悌忠信，以祠堂为神圣空间，以书院为智慧之所，乃至聚族而居、小农生产，等等，无不是明清以迄民国时期全国性的图景。一言以蔽之，即儒家礼教背景下的中国近世乡土社会。到了白鹿村的新世代（白孝文、鹿兆鹏、黑娃一代），或留守，或投身此起彼伏的革命，以及最后书院之废弃，朱先生之被剖棺，则是对礼教式微、传统文化遭难的一个内涵相当完整的叙事，同样反映了全国同步的真实历史。《白鹿原》卷首作者自白之语，“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确未虚发。
儒家关学殿军牛兆濂，关中民间传颂的“牛才子”，白嘉轩口中“白鹿原最好的一个先生”，所保守的文化传统具体说是程朱理学，即由北宋五子开拓，闽中朱子集成的道学。《白鹿原》里，朱先生谈理论的时候不多，经常跟弟子讲的话是“学为好人”，又说：“读书原为修身，正己才能正人正世；不修身不正己而去正人正世者，无一不是欺世盗名。”此类说辞，是正统的道学之教。清末，今文经学骤兴，急于用世，假设把朱先生设定为今文经学之儒如康有为，而非道学牛兆濂，说的话就会大不一样。
近世儒门诸派系，崇礼教莫过于道学；关中礼教土壤深厚，离不开学人对道学的超常坚守。自北宋张载开山，关学就重礼。眉县张载以礼立教，究心于周孔礼学之因革。蓝田吕大钧创《乡约》，兄弟四人推行于乡。他们与宋儒司马光、二程，直到朱子定《家礼》、增损《吕氏乡约》等，共同完成了儒家从贵族之礼到庶民之礼的制订和试行，从而才有了后世浸润全社会的“封建礼教”。《白鹿原》里的宗族、祠堂、族谱、家训、乡约、书院、义塾等一系列东西，渊源在此。
《白鹿原》的伟大之处便在于，20世纪以来被批倒的“礼教”在小说里得到正面观照。评论家雷达指出：“《白鹿原》的思想意蕴要用最简括的话来说，就是正面观照中华文化精神和这种文化培养的人格，进而探究民族的文化命运和历史命运。”（雷达《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陈忠实发现了白嘉轩这样一个人作为中华文化的正统人格代表。同时，陈忠实寻求价值中立的叙事，呈现一个个自然自在、遵循自身逻辑的中国人，由善恶自现，因此旧式精英代表朱先生、白嘉轩，其正面人格形象具有充足的说服力，没有强加的痕迹。写坏人、怪人容易，写正统的好人难，而陈忠实却写活了好人、正人白嘉轩；挑剔的现代读者可能不喜欢白嘉轩，却不能不敬重他。被打倒近百年的“封建家长”，重新站了起来，并且大气凛然。这是陈忠实的独到之处，奠定了《白鹿原》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白鹿原》甚至对儒家的礼教伦常思想有补益之功。小说大篇幅表现了白嘉轩和他的长工鹿三的关系，而雇佣关系是儒家过去的三纲五伦不讲的，却是近世社会不能忽略、现代社会极为重要的一种固定人际关系。作为地主财东，白嘉轩仁义，不仅绝不欠薪，还处处为工人着想，与鹿三一张桌子吃饭，让女儿认作干爹；作为工人，鹿三本分尽职：“这是一个自尊自信的长工，以自己诚实的劳动取得白家两代主人的信任。”白嘉轩和鹿三之间平等的、兄弟般的情谊，颠覆了20世纪把“封建”雇佣关系当作剥削乃至奴役关系的主流书写，在具有影响力的文艺作品中，陈忠实也许又是第一人。白嘉轩之善待雇工，合乎他的做人哲学和性情，是其内在仁义道德的自然发用；本分的鹿三同样如此，没有上过学，情感笨拙，但足够忠厚。在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之外，陈忠实以他对历史和现实生活生产秩序的老到观察，留下了或许可以称为第六伦的雇—佣有义（或劳—资有义）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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