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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江吟》注释翻译赏析
在平时的学习、工作或生活中，许多人对一些广为流传的古诗都不陌生吧，汉魏以后的古诗一般以五七言为基调，押韵、转韵有一定法式。那么什么样的古诗才更具感染力呢？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暮江吟》注释翻译赏析，欢迎阅读与收藏。
暮江吟
一道残阳铺水中 ，半江瑟瑟半江红 。
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
词句注释
⑴暮江吟：黄昏时分在江边所作的诗。吟，古代诗歌的一种形式。
⑵残阳：快落山的太阳的光。也指晚霞。
⑶瑟瑟：原意为碧色珍宝，此处指碧绿色 。
⑷可怜：可爱。九月初三：农历九月初三的时候。
⑸真珠：即珍珠。月似弓：农历九月初三，上弦月，其弯如弓。
白话译文
一道残阳渐沉江中，半江碧绿半江艳红。最可爱的是那九月初三之夜，亮似珍珠郎朗新月形如弯弓。
创作背景
此诗大约是长庆二年（822年）白居易在赴杭州任刺史的途中写的。当时朝廷政治昏暗，牛李党争激烈，诗人品尽了朝官的滋味，自求外任。作者离开朝廷后心情轻松畅快，因作此诗。
作品鉴赏
《暮江吟》是白居易“杂律诗”中的一首。全诗构思妙绝之处，在于摄取了两幅幽美的自然界的画面，加以组接。一幅是夕阳西沉、晚霞映江的绚丽景象，一幅是弯月初升，露珠晶莹的朦胧夜色。两者分开看各具佳景，合起来读更显妙境，诗人又在诗句中妥帖地加入比喻的写法，使景色倍显生动。由于这首诗渗透了诗人自愿远离朝廷后轻松愉悦的解放情绪和个性色彩，因而又使全诗成了诗人特定境遇下审美心理功能的艺术载体。
前两句写夕阳落照中的江水。“一道残阳铺水中”，残阳照射在江面上，不说“照”，却说“铺”，这是因为“残阳”已经接近地平线，几乎是贴着地面照射过来，确像“铺”在江上，很形象；这个“铺”字也显得委婉、平缓，写出了秋天夕阳独特的柔和，给人以亲切、安闲的感觉。“半江瑟瑟半江红”，天气晴朗无风，江水缓缓流动，江面皱起细小的波纹。受光多的部分，呈现一片“红”色；受光少的地方，呈现出深深的碧色。诗人抓住江面上呈现出的两种颜色，却表现出残阳照射下，暮江细波粼粼、光色瞬息变化的景象。诗人沉醉了，把他自己的喜悦之情寄寓在景物描写之中了。
后两句写新月初升的夜景。诗人流连忘返，直到初月升起，凉露下降的时候，眼前呈现出一片更为美好的境界。诗人俯身一看，江边的草地上挂满了晶莹的露珠。这绿草上的滴滴清露，很像是镶嵌在上面的粒粒珍珠。用“真珠”作比喻，不仅写出了露珠的圆润，而且写出了在新月的清辉下，露珠闪烁的光泽。诗人再抬头一看，一弯新月初升，如同在碧蓝的天幕上，悬挂了一张精巧的弯弓。诗人把这天上地下的两种美妙景象，压缩在一句诗里——“露似真珠月似弓”。作者从像弓一样的一弯新月，想起当时正是“九月初三夜”，不禁脱口赞美它的可爱，直接抒情，把感情推向高潮，给诗歌造成了波澜。
诗人通过“露”、“月”视觉形象的描写，创造出和谐、宁静的意境，用这样新颖巧妙的比喻来精心为大自然敷彩着色，描容绘形，给读者展现了一幅绝妙的画卷。由描绘暮江，到赞美月露，这中间似少了一个时间上的衔接，而“九月初三夜”的“夜”无形中把时间连接起来，它上与“暮”接，下与“露”、“月”相连，这就意味着诗人从黄昏时起，一直玩赏到月上露下，蕴含着诗人对大自然的喜爱、热爱之情。
另外，值得读者注意的是这首诗中的时间问题。《暮江吟》写了三个不同的“时间”。通过以上分析，《暮江吟》前两句写的时间是日落前（一小段时间）或日落时；后两句主要写日落后（一小段时间），即黄昏；由后两句还引伸出夜里一段时间。这完全符合作者的观赏顺序，即作者先于日落前看到了“残阳铺照”，又于日落后看到了“月似弓”，再于夜间看到了“露似真珠”。大多数资料都认为，“月似弓”与“露似珍珠”是作者于夜间同一时刻看到的，前写天上，后写地下。其实这是因为缺少天文、气象常识，忽视了两种自然现象之间的“时间差”问题。如前所述，作者看到“九月初三”、“月似弓”之时，只能是在日落后不久。此时，由于太阳刚刚落山不久，地面散失的热量还不多，凉露尚未形成；而等到夜里“露似真珠”之时，似弓之月却又早已沉入西方地平线以下了。
作品简介
《暮江吟》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一首七绝。这是一首写景佳作。诗人选取了红日西沉到新月东升这一段时间里的两组景物进行描写，运用了新颖巧妙的比喻，创造出和谐、宁静的意境，通过吟咏表现出内心深处的情思和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全诗语言清丽流畅，格调清新，绘影绘色，细致真切，其写景之微妙，历来备受称道。
作者简介
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生于河南新郑，其先太原（今属山西）人，后迁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贞元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年间任左袷遗及左赞善大夫。后因上表请求严缉刺死宰相武元衡的凶手，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长庆初年任杭州刺史，宝历初年任苏州刺史，后官至刑部尚书。在文学上，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其诗语言通俗，人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和元稹并称“元白”，和刘禹锡并称“刘白”。有《白氏长庆集》传世。
白居易文学成就
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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