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中初夏》原文及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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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中初夏》原文及赏析

　　在我们平凡的日常里，大家都听说过或者使用过一些比较经典的古诗吧，古诗的篇幅可长可短，押韵比较自由灵活，不必拘守对仗、声律。那什么样的古诗才是大家都称赞的呢？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客中初夏》原文及赏析，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客中初夏》

　　司马光〔宋代〕

　　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

　　更无柳絮因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

　　赏析：

　　前两句写雨后初晴的景色，后两句的景物描写是有寄托的。第三句的含意是：我不是因风起舞的柳絮，意即决不在政治上投机取巧，随便附和；我的心就像葵花那样向着太阳，意即对皇帝忠贞不贰。诗人托物言志，笔法委婉含蓄。

　　赏析一：

　　客居它乡，在春尽夏初之际，一幅雨后乍晴清明和暖的秀丽画面跃入诗人的视野.而在这富于变化情趣的画面中，诗人不喜雨丝蒙蒙的南山，也不赞随风飞舞的柳絮，而把自己的独钟给了向日而倾的葵花，其意何在呢不难发现诗人非独爱葵花，而是性情使然，言在此而意在彼.诗人久在官场，自是看够了人云亦云的柳絮，却无论如何也不愿自己"摧眉折腰"随风飘摆，终而选择了做株向日的葵花，真金如色，笑脸为形，且懂得珍惜阳光，这也许才是葵花的可爱之处吧！

　　赏析二：

　　本诗语言浅白，色彩明丽清新，犹如摄影师抓拍的一个镜头，"当户转分明""清和雨乍晴",作者调动我们熟悉的景物布置了一个清明和暖的气氛。“乍”“转”“起”“倾”，使这些景物鲜活生动，使整首诗充满了雨和夏的味道，从嗅觉，感觉，视觉各个方位来攻占读者的心.最后两句点明本诗主旨，作者的心犹如葵花向日，任雨打风吹，不动不摇，绝不改变自己的政治理想.

　　赏析三：

　　这是一首寓情于景，状物抒怀的托物言志诗.起笔点明节令：初夏的一场细雨，驱散了春天的寒意，洗净了空气的尘埃，使得万里江山在经历了夏雨的洗礼后添得一份明朗，显得更加妩媚.紧接着转笔入近景：春去夏来，眼前已没有了那随风飞舞的柳絮，只有自始至终向着明媚阳光的葵花.诗人有意选择"柳絮"，"葵花"作比，言此意彼，恰恰要表明内心的情志：风雨之中我不会像称为"水性杨花"的败絮，我要做"永远向日"的葵花！

　　赏析四：

　　一首平白如话的小诗，既无险字，也无丽词，似乎一览无余.初夏时节，一场清雨刚停，对着门的南山又清清楚楚地展现在眼前.随风飘舞的柳絮杨花已不见，只有葵花对着太阳在开放.这其实只是字面上的意思.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决非如此浅薄；甚至用不着细细咀嚼，便可知其所指，其所托，其所寄寓着的深意.风风雨雨，雨雨风风，我（作者）也永不会像柳絮一样没有固定的操守，而会永远像葵一样忠心于国家.此诗是言在此而意在彼,托物而言志。

　　赏析五：

　　诗人通过对于初夏时节的景色，尤其是对于柳絮和葵花的之间的对比，暗含了对于诗人自己政治抱负的描写即决不在政治上投机取巧，随便附和，而要像葵花一样对于皇帝忠心不二。诗人把王安石等人比作“柳絮”，用“葵花”自比，表达诗人自己对君王的一片忠心。

　　“四月清和雨乍晴”描述了四月初夏天和暖的天气，恰又是雨过天晴的时候。通过描浅白的语言，在春尽夏初之际，一幅雨后乍晴清明和暖的秀丽画面跃入读者的视野。

　　“南山当户转分明”描述了下过雨后，正对门的南山变得更加明净，青翠怡人了。诗人调动读者熟悉的景物布置了一个清明和暖的气氛，使整首诗充满了雨和夏的味道。

　　“更无柳絮因风起”通过描述眼前没有随风飘荡的柳絮这一情景。这句是有寄托的，寄托出诗人不是因风起舞的柳絮，意即决不在政治上投机取巧，随便附和。

　　“惟有葵花向日倾”指出了向日葵向着太阳开放这一景象，也是有寄托的。看看那些像柳絮般随风转舵的小人，唯有那向阳怒放的葵花才值得尊敬。

　　整首诗描述了变化的画面，诗人不喜雨丝蒙蒙的南山，也不赞随风飞舞的柳絮，而把独钟给了葵花，不难发现诗人非独爱葵花，而是言在此而意在彼。诗人久在官场，自是看够了人云亦云的柳絮，不愿诗人本人“摧眉折腰”随风飘摆，终而选择了葵花，且懂得珍惜阳光，这也许才是葵花的可爱之处。

　　作者简介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宋史》，《辞海》等明确记载，世称涑水先生。生于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北宋史学家、文学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有史学巨著《资治通鉴》、《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

　　司马光成就

　　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其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写《资治通鉴》。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近4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其书局在开封时已奉诏成立，到司马光来洛阳后，又随之迁到洛阳。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两年，他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是众手修书，除了主编司马光之外，当时的著名学者刘恕、刘攽和范祖禹都参与了书局的工作。司马光与三位协修人观点不尽一致，但全书的“是非予夺之际”，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都“一出君实笔削”，不假他人之手。而《资治通鉴》中“臣光曰”完全是司马光的观点。如《资治通鉴》开篇的“臣光曰”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他指出，只有维系礼教纪纲名分，“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这是司马光史学根本观点，也是他政治思想的根本观点。他对现实的观点，也是由此出发的。他的史论与政论融合在一起，寓志于修史之中。

　　《资治通鉴》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王应麟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清代史学家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近代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资治通鉴》问世以来，注释、补订、续作、改作者连续不断，形成了“通鉴学”。就注释补订而言，有胡三省的《资治通鉴注》、严衍的《资治通鉴补》等；就续作而言，有《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元资治通鉴》《宋元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后编》《续资治通鉴》《明通鉴》等。就改作而言，由《资治通鉴》派生出来的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和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开创了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的新体裁，为中国史学独创一格，形成了纪事本末体系列和纲目体系列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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