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调研报告（精选3篇）
随着个人的文明素养不断提升，需要使用报告的情况越来越多，报告具有语言陈述性的特点。你知道怎样写报告才能写的好吗？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审判调研报告（精选3篇），欢迎大家分享。
审判调研报告1
随着网络时代和信息社会的到来，信息技术也越来越多地应用到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中。要切实落实“科技强院”的工作方针，有效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就必须把信息化建设作为人民法院增强审判能力，提高审判水平，促进审判工作的重要途径。
一、信息技术给审判管理带来的便利
1、信息化在案件流程管理中的应用。网络流程跟踪能够对案件在各个庭室和人员之间的流转进行实时监控，提高案件流转的效率。在传统管理模式中，虽然也对案件各个环节的流转节点进行了规定，然而由于无法进行监督，规定往往沦为一纸空文。建立流程管理平台后，审判管理部门可以通过流程跟踪对案件流转的时间节点进行严格监控，杜绝立案后久拖未移、当事人上诉后未及时移送案卷等类似情况，也避免了相关责任人员的推诿扯皮。审判日志的自动生成也可以对原始录入的情况、时间节点、修改经过进行记录，从而预防事后修改数据，保障司法过程的严格规范。
2、信息化在案件质效管理中的应用。对案件质效进行评查是审判管理的核心任务，其中对案件质量的评查主要通过对文书、卷宗以及庭审过程的评查来实现。网上评查具有全面性的优点，从而扩大了评查的覆盖范围和深度。在案件信息平台的基础上，每个案件都能形成自己的一套电子卷宗，审判管理部门可以随时调看卷宗和文书，不必到档案部门调卷，也更加便捷。信息化还使审判管理部门对案件效率的管理更加及时，并使审判管理从事后监督的被动状态，转为更积极主动的状态。借助信息管理平台，审判管理部门可以对临近审限仍未审执结的案件进行网上预警、催办，对特殊、敏感案件进行重点督办，对发生迟延的案件及时发出警示标识，避免案件超期未结。
3、信息化在数据统计管理中的应用。审判管理精细化是建立在数字化管理基础上的，因此各个法院都设立了专门人员从事数据统计工作。实际工作中，司法统计报表的录入一直是法院工作人员的一项重要日常工作。以审判信息管理平台为基础，将审判信息平台与司法统计工作有效对接，实现司法统计报表的自动生成，可以减少大量的核对、计算的工作量，并为数据的统计更加精细化发展提供保障。质效指标通过对审判质量和效率指标数据的收集、统计、评估与分析，为审判工作提供宏观导向和决策参考。收集生成质效指标往往耗时累力，而且形成的指标数据往往具有滞后性。信息化手段增强了指标数据的时效性和准确性，使审判动态的呈现更加精准、直观。
二、制约法院审判管理信息化工作的原因
信息技术发展为审判信息交换、处理提供了最大的便利，然而审判管理信息化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审判管理信息化成熟度是逐步发展的，实践中制约审判管理信息化发展的原因主要有：
1、在司法观念上，许多法院人员对审判管理的主要印象还停留在繁琐的填报数据工作上，审判管理信息化后，往往需要涉及更多数据的基础录入工作。承办法官在完成审判工作任务的同时，还要对这些管理事务性工作负责，工作热情往往不高。基础数据录入是审判信息管理平台运作的基础，但在一些基层法院，承办人员为了案件工作任务已经超时加班工作，面对大量数据录入工作，实在无力兼顾，故此一部分人对审判管理信息化缺乏积极态度，对完整准确录入数据也缺少必要认识。工作中有些法院选择由书记员或录入员代替承办人员进行信息录入，但由于人员配置等原因，使工作信息常常无法及时的录入系统，严重影响了数据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2、在技术应用上，信息化对审判管理信息系统实际操作人员的电脑知识水平和电脑操作能力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它要求法院工作人员不仅能熟悉审判业务工作，还能熟练操作电脑。但对于一些老同志来说，他们在信息应用和操作中的确存在着困难，这要求审判管理信息系统在技术层面上必须更加可操作、易操作，加强实用性。实践中信息管理平台的设计者和维护人员往往并非法律专业人士，他们对法院工作常常缺乏了解，在系统设计中往往缺少专业的考量和前瞻性的意识，无法实现信息技术和法院管理的充分对接，使得信息管理系统的设置在实践中不能完全满足审判管理的现实需求。
3、在资源配置上，审判管理信息化是一项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浩大工程。就目前来说，审判管理信息化仍旧面临着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各方面的重重困难。信息化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除了在建设初期要投入资金购买软、硬件外，信息化设备还需要持续的维护和升级换代。同时，审判管理信息化需要懂法律、懂网络、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这使得审判管理信息化对人才的需求比起经费保障更加的急需、迫切。人才和经费的缺口，使法院现有信息化建设水平受到重重的制约，也造成现有信息网络的运行和使用程度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要求和效果。
三、对法院审判管理信息化工作的建议
1、审判管理信息化必须以审判信息化为前提。审判管理信息化的前提应该是全面实现网上办案，并逐步实现常规办公无纸化、档案管理电子化、流程监控网络化和庭审记录电脑化。审判管理信息化必须以审判信息化为基础，先将信息技术充分融入现有的审判职能机构和办案程序中去，使管理所需的各项数据指标都能从审判信息平台中直接提取，减少重复劳动，减轻办案部门和人员的手工作业量，真正实现提高案件的质量和效率的最终目的。
2、信息化必须以提升信息应用能力为突破口。信息化应用能力一直是制约审判管理信息化发展水平的最大瓶颈，但受经费、时间等多种因素制约，信息应用培训工作成效并不理想。应用网络远程培训却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难题，它可以让工作人员根据自身需要主动选择培训内容。由于不同的岗位、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层级对于信息技术培训的要求不同，法院不可能有足够时间和经费去组织满足每个人员的培训需求，通过电子化远程的方式进行信息知识培训更便捷也更高效。
3、借助信息化发展实现审判管理职能的转变。审判管理必须以审判工作为中心的规律决定了审判管理的重心应当定位在审判上。信息技术拓展了审判管理的服务职能范围，使审判管理从过去监督、制约的单一定位逐步向服务、促进转变。在管理平台设计中应当配置更多的办案辅助功能，增强管理系统的服务机能，满足办案人员的工作需要，来激发办案人员使用的积极性，才能使审判管理发挥更大的效用。
审判管理离不开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但是审判管理信息化和其他司法改革不同。在硬件上，它是一项需要巨额投入的系统工程；在软件上，要着力于富有法院特色的针对性和完善性；在应用上，要加快抓紧提高干警的信息化应用能力，改变传统工作习惯。加强信息化建设，既是审判管理的现实需要，也是“科技强院”的应有之义，审判管理应以信息化为载体，实现管理水平的飞跃，不断满足未来审判工作发展的需求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
审判调研报告2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该条规定目的是通过惩罚侵权者，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规范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双倍赔偿制度起源于英美法系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近20年来,惩罚性赔偿有了较大的发展,其最明显的变化,莫过于赔偿数额的惊人攀升。但我国的审判践中，关于双倍赔偿制度的具体应用较少。在买卖合同纠纷中，关于双倍赔偿的诉讼请求并不多见，仅占到买卖合同纠纷的1%左右。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法律意识的提高，对双倍赔偿制度进行深入研究仍有其积极的意义。
一、双倍赔偿制度的立法意义
在传统的大陆法系理论中，无论是侵权损害赔偿，还是违约损害赔偿，遵循的都是补偿性原则，也就是损失多少赔多少。在我国《消法》制定以前，关于损害赔偿，一直奉行的是补偿性原则。如《民法通则》112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的赔偿责任，应当相当于另一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但在实践中，由于我国市场经济还不完善，大量的假冒伪劣产品一度充斥着市场，严重地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了整顿市场经济秩序，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立法者在《消法》中建立了双倍赔偿制度，以此来制裁假冒伪劣产品的制造者和销售者以及提供欺诈性服务的经营者，其立法目的是要动员一切受欺诈的消费者同经营者的欺诈行为作斗争，这对于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具有重大、积极的作用。
二、双倍赔偿制度的适用条件
1、主体是消费者和经营者。我国《消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是指为了满足个人生活消费的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自然人。此处的消费者，是与制造者、批发商和零售商相区别的人，它泛指购买、使用、保存和处分商品和服务的个人或最终产品的使用者。理解“消费者”概念的关键是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不是为了交易，而是为了日常生活而进行的利用,至于消费者购买后是自用还是他用,则在所不问。
经营者则是指向消费者出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市场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一个自然人，即使是领有营业执照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如果他是为生活消费的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他就是消费者，他的权益就受消法保护，他在订立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合同时受欺诈，就应当适用《消法》四十九条。反之，即使是下岗工人或家庭主妇，如果他不是为生活消费的需要而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他就不是消费者，他的权益就不受消法保护，而应当受其他法律如合同法保护。
2、调整范围为消费领域中的经济关系。即一方为生活需要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而另一方则为对方提供商品或服务，双方在这种过程中形成一种消费合同关系。所以说没有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的消费合同关系，就不存在双倍赔偿制度的适用。
3、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这是适用双倍赔偿制度的核心要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所谓“欺诈行为”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据此可知，欺诈行为须以“故意”为构成要件，认定经营者的欺诈行为时，应当通过客观行为分析行为人实施行为时的主观心理状态。如经营者提供的是假冒货品、伪劣产品、欺骗性服务等欺骗消费者的行为，都属于欺诈行为。
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如何判断是欺诈行为还是瑕疵行为？笔者认为，在审判实践中，应以消费者向法院提交的相应的证据作为判断的依据；如果消费者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经营者销售或提供服务时存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所规定的欺诈故意，对其要求的双倍赔偿就不应当支持。如果经营者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仅仅存在过错，法院则应依据双方提交的证据，依据其他法律法规作出相应的判定。须注意的是，《消法》第四十九条只是要求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服务时有欺诈行为，但并未要求消费者有实际损失。此规定可以体现出立法对欺骗消费者的行为有了进一步的规制和惩罚。
笔者认为，在消费过程中只要经营者有欺诈行为，消费者即使未受损失也可主张双倍赔偿。如果欺诈者存在欺诈的过错及行为，但由于对方当事人没有陷于错误认识而认定该行为不是欺诈。那么，就会纵容欺诈行为，交易安全就无从谈起。因此，只要有欺诈的过错及行为，欺诈者就应当承担欺诈的后果，消费者就应获得双倍赔偿，而不应以欺诈相对方的主观态度作为认定欺诈行为的根据。如在审判实践中，原告为被告加工安装塑窗后，诉求主张被告给付塑窗款，庭审中，原、被告对双方事先约定加工安装的是大连实德的塑窗均无异议，但被告认为原告实际安装的不是大连实德的塑窗，认为原告存在在欺诈行为。针对本案中原告承认双方约定安装大连实德塑窗的情况，双方可申请鉴定，如果鉴定结论为安装的不是大连实德塑窗，即使原告也是被他人欺骗，或是在原告安装塑窗过程中已知晓塑窗不是大连实德，那么，原告作为有经验的生产加工塑窗的厂家，也不能排除他的主观放任态度，所以，可以认定原告存在欺诈的故意，鉴于此，对原告的欺诈行为，被告可反诉或另案诉讼，主张双倍赔偿。
三、双倍赔偿制度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消法》第49条虽然对双倍赔偿有了规定，但因立法的不完善，地区的发展程度不同、法官的个人价值观存在差异等，如对“为生活消费的需要”的认识、商品房买卖是否适用《消法》的规定等的主观认识不同，往往使得不同省份、不同地区的法院，针对相似案件常会有截然不同的判决结论，从而折射出当前审判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1.“知假买假”案件是否适用双倍赔偿。在实践中，《消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提高了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向良性方向发展。有的经营者就利用部分消费者不会因为很小的利益受损，而费时费力的去维权的心理，从而作出很多欺诈消费者的行为。相反，目前出现一批以诉讼的形式主张双倍赔偿，从而获得收益的`专业的“知假买假者”，比如大家熟知的“王海”，此种现象在社会上引起广泛讨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他们是否属于消费者，实践中争议颇多，各地法院对知假买假是否适用双倍赔偿的观点也不尽一致。一种声音是反对“知假买假者”获得双倍赔偿。他们认为“知假买假者”不是消费者，因为其不是以生活消费为目的，而是以营利为目的，不符合《消法》第2条的规定。他们还认为，《消法》所保护的消费者常常处在弱者的地位，而“知假买假者”则不同，他们在购买商品前已经知悉或了解经营者所出售的商品的真实信息，他们在某些方面认知的事物有时比经营者还要多，在此种买卖关系中的“知假买假者”并不处于弱者的地位，而且对打假者来说，如果将其认定为消费者来适用双倍赔偿条款，可能会使其获得与其劳动付出不相符的收益，且认为此种“不劳而获”有悖公平原则，所以知假买假者不应认定为消费者。
笔者认为，判定“知假买假者”是否“为生活消费的需要”购买商品，不能以购买商品的数量多少作为认定是或者不是“为生活消费的需要”的根据。另外，是否“为生活消费的需要”购买商品的目的仅仅存在于当事人心中，如果他没有公开表示出来，法官不能因为打假者曾经一次或数次要求过双倍赔偿而凭空判断“是”或者“不是”“为生活消费的需要”。换个角度，如将“知假买假”者认定为非消费者，在逻辑上存在着一个悖论。知假买假”者若不是消费者，他就没有资格依《消法》要求退货，那么他就只能使用它，而这样一来，他又成了纯粹的消费者。《消法》本着对弱者进行特殊保护的立法宗旨，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在整体上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群体，而不是某些个别的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笔者以为，消费是由需求引起的，而需求本身就体现着消费者对一定经济利益的追求。对于知假买假者，只要他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不是专门用来做商品交易，他就是消费者。至于他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动机，则可能涉及道德问题，但目前不在法律调整之中。由于惩罚性赔偿金给予受害人的补偿超过其损失，它不可避免地鼓励着一些人去“知假买假”，从中牟利。但正所谓“两利相衡取其重，两害相衡取其轻”。从立法价值和现实实践考量，它的积极作用更为重要。
2.商品房可否作为《消法》调整的对象。司法实践中，多数法院在商品房交易上不适用《消法》第四十九条，其主要的原因是，商品房买卖合同金额巨大，判决双倍赔偿会导致双方利害关系失衡。另外，有的学者认为，消法制定时，所针对的是普通商品交易市场存在严重的假冒伪劣和缺斤短两的社会问题，也就是说，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存在假冒伪劣，使用价值较小时，方能认定为欺诈，但商品房这种特殊的消费品，其中可能存在工程质量不合格，笔者认为，这种工程质量不合格可类比《消法》中的“缺斤短两”现象，商品房和普通商品都存在在流通领域，所以商品房与普通商品并无实质上的不同。如果将《消法》第四十九条中消费者“受到的损失”严格认定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的服务的费用”，则几乎没有任何商品可以适用《消法》第四十九条，因为任何商品即便全部为“假冒伪劣”，也有其在实际中的利用价值，只不过是利用价值大小不同而已。《消法》没有将建筑工程明文排除在外，就应当适用《消法》调整，除非国家出台相应的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商品房买卖不适用《消法》，否则就没有任何理由将商品房买卖排除在《消法》之外。笔者认为，在商品房买卖中，被骗几十万、上百万的消费者大有人在，他们可能将一生的积蓄用来买一套房子，或许还会举债，如果出卖人在出售商品房时存在欺诈行为，其目的就是以欺诈来赚取其不应取得的利益，如果一个欺诈行为不被制止，则会有更多的欺诈行为不停的生长，如果不适用《消法》第四十九条，就会导致更多的利益失衡。所以，《消法》第四十九条原则上应是适用于商品房交易的，仅是适用的原则及具体的适用范围在审判实践中还有待廓清。
四、审判实践中适用双倍赔偿制度应注意的问题
在具体案件中，经常出现经营者或生产者在进行产品宣传时使用一些绝对化语言，如“极品”、“佳品”等语言，在此情况下，法院也不应当不考虑其他情况就一律判决双倍赔偿，而应当以产品知名度及产品质量作为参照进行判定。审判实践中如应考量商标中产品说明的字体大小、位置是否显著等。
五、对经营者欺诈行为的应对措施
1.在互联网上建立自然人或企业诚信档案，增加欺诈成本。当前部分经营者在经营中的欺诈行为，使得我国的市场经济关系出现了或大或小的混乱。而现有的法律法规对经营者的欺诈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仍未建立相关有效的惩罚机制，部分经营者今天可能被罚款，或吊销营业执照，但明天又在其他城市再行注册其他名称的公司继续他的欺诈行为，相比之下，这种简单罚款或吊销营业执照的惩罚措施远不及他们因欺诈而获得的利益，面对巨大的经济利益，他们仍不会停下欺诈的却步。笔者认为，应在互联网上建立诚信体系，将自然人与公司诚信直接挂勾，如公司一旦被认定为欺诈消费者，哪怕是一次欺诈，也采取“零容忍”的态度，由它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应负全责，对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在全国实行终身禁止设立任何公司或企业，罚款数额增加，增加到这些经营者对欺诈消费者望而却步，从而有效规制经营者的欺诈行为。
2.媒体应充分发挥其舆论导向作用。相关媒体应定期定时批漏相关不诚信企业或个人，使得普通大众能提前认知不诚信企业或个人，以便避免一些被欺诈事件的发生。
3.国家机关可制定相关有奖举报机制。有行政处罚权的国家机关可在罚没款中设立专项奖励基金，从而促使有志于打假的公民把明察暗访了解到的经营者的欺诈行为向相关部门举报，由国家专门机关对有欺诈行为的经营者予以惩罚，使得有欺诈，就有举报，如举报属实，就应相应给予奖励，如此往复，形成良性循环，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法律秩序将会被建立。
4.法官应当采用举证责任转换的法技术来判断经营者是否具有欺诈的“故意”。依据《消法》对消费者特殊保护的立法目的及参考发达国家法院的经验，应当采用举证责任转换的法技术。即不要求消费者举证证明经营者具有欺诈“故意”，而是要求经营者就自己不具有欺诈“故意”来举证。须说明的是，笔者讨论的仅是对是否具有欺诈的故意这个要件的认定，可以采用举证责任转换，而对其他要件或事实还是应根据谁主张谁举证进行认定。如对商品质量是否合格、是否属于假冒伪劣产品，原告有举证责任，被告也有举证责任，难以判断时应当委托产品质量检验机构鉴定。关于原告是或不是“为生活消费的需要”的认定，应由法官依据经验法则进行判断。
5.由相关部门出台立法或司法解释。《消法》第四十九条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利用不当，容易导致交易双方利益失衡。为保证裁判的公正，相关部门应及时制定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确定《消法》第四十九条在日益变化的商品交易中的适用原则及范围，为更好的适用双倍赔偿打下坚实的基础。
6.增强公民打假意识，促使全民动员参与打假。在我国当前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欺诈消费者的行为时有发生的情况下，单靠政府等部门的力量打假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如果说“知假买假”者带有“营利”性质，那谁也不能否定经营者“知假作假”、“知假卖假”不是“营利”行为。经营者既然敢冒“知假卖假”的风险，追求“知假卖假”之利，巨大的利润就是最初根源。如果对经营者“知假卖假”的巨大利润置之不顾，反而对“知假买假者”一味的指责和打压，这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评价标准。笔者认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引入利益吸引机制，从而吸引全民参与到打假中来。所以对“消费者”的概念应作出广义的理解，从而将“知假买假者”作为消费者适用双倍赔偿条款，利用利益吸引机制促进全民打假的积极性，对于杜绝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净化市场，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综上，在审判实践中，对涉及消费者权益、要求双倍赔偿的案件，一定要慎重分析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是否存在欺诈故意，不能为维护一方权益而使另一方权益受到侵害；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也要考虑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果不考虑欺诈故意是否成立而一律适用双倍赔偿，则不符合法律的精神与目的。虽然部分人通过“知假买假”行为而获利的情况存在，但是如果没有经营者的欺诈行为，这部分人也没有通过“知假买假”的行为而获利的机会，这未尝不可看作是对经营者欺诈行为的另一种规制。仅仅凭借一部分人“知假买假”，或借助于新闻媒体和舆论的压力还是不够的，这都不能成为谒制经营者欺诈行为的关键，如何制止经营者欺诈行为，作为法律人的我们应作出深深的思考与付出实际的行动。
审判调研报告3
近年来，辖区内重钢搬迁，区域经济转型发展，城市建设日益加快，各类劳动争议纠纷逐年上升，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对辖区内近年来劳动争议案件进行深入调研，并就化解这一社会矛盾提出对策建议。
一、劳动争议纠纷案件的基本情况及特点
大渡口法院XX年劳动争议案件结案103件，其中调解结案25件，调解率24.27%;XX年结案110件，调解44件，调解率40%;XX年结案239件，调解64件，调解率26.78%;XX年结案456件，调解201件，调解率44.08%。主要表现为以下特点：
1.案件类型多样化。从类型上看，劳动争议以追索劳动报酬、经济补偿金、社会保险待遇等传统类型居多，约占劳动争议案件数的76.6%，其中尤以社会保险待遇最多，占到了案件总数的61.7%。
2.诉讼主体群体化。群体性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及涉案人数均显著增加，该类案件双方当事人矛盾尖锐，调解难度大，处理结果带有示范效应，稍有不慎，极易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3.利益诉求复杂化。由以往的单一诉求转变为现在的多个诉求。诉求的复杂化导致案件审理难度加大，调解率低，审判周期延长。
4.诚信危机普遍化。由于对自身利益的片面追求，导致恶意诉讼频现，不讲信用。如用人单位利用自身掌握全部管理性因素的优势，在不与员工订立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且现金支付工资的情况下，否认与劳动者存在劳动关系。
5.利益平衡两难化。在劳动争议案件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是一对矛盾体。法院在审判实践中面临两难境地，既要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又要促进企业生产的健康发展。
6.法律关系复杂化。劳动争议案件涉及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策等一系列规定，适用起来难度相当大。
7.救济缺失化。劳动者诉请单位补交社保，法院予以支持，但现实中社保机构内部规定不予补办，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冲突，导致劳动者救济权缺失。
二、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不断上升的原因分析
1.劳动合同签订履行不规范。用人单位不签劳动合同的现象十分普遍。而在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工资报酬等相关规定含糊其辞，故意回避应承担的义务;不按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签订“霸王合同”、“生死合同”，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
2.“打包转让”劳动者。用人单位为规避两倍经济补偿金等条款规定，将劳动者“打包转让”，统一划给其他公司，不同意者作自动辞职处理。
3.通过劳务派遣方式转移用工。用人单位要求职工与劳务派遣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劳动者权益被侵犯后，两单位互相推诿责任。
4.以虚设单位名义发生劳动关系。用人单位虚设一个单位，以该虚设单位的名义与劳动者发生劳动关系，一旦发生纠纷，劳动者的利益无法得到有效保护。
5.企事业单位改制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国有、集体企业改组、改制，事业单位裁员、待岗等，引起劳动合同变更、解除，但未按相关规定变更劳动关系。这些问题带有较强的政策性，很难通过现有法律来有效化解。
6.事实劳动关系大量存在。部分用人单位与季节性、临时性的劳动者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对工资报酬、劳动保障条件等都是口头承诺，为劳动关系是否成立埋下了隐患。
7.企业安全生产意识淡薄。具有建设施工资质的承包人将工程(或部分工程)转包(或分包)给个人承建，由于分包人没有建设资质、安全生产管理不善等原因，容易发生工伤事故。分包人作为用工者未依法给工人缴纳保险，无力承担受害者的工伤待遇，发包人和承包人、分包人互相推诿，受害者的相关赔偿得不到解决。
8.通过恶意诉讼获取利益。一些劳动者有意不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以达到双倍经济补偿的目的。在工伤和职业病诉讼中，有的用人单位采取疲劳战术，穷尽所有司法程序拖延时间，恶意诉讼。
9.诉讼成本降低。XX年之后，劳动争议案件诉讼费降至0至10元，劳动仲裁也免收费用，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还可以不用支付法律服务费用，从而大大降低了劳动者的维权成本，这也是劳动争议案件大幅上升的一大原因。
三、解决劳动争议纠纷案件的对策和建议
1.加大对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建立司法机关、劳动行政部门与工业园区的交流机制，通过专题讲座、以案说法等形式，增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依法用工意识和自我维权意识，使双方都做到理性维权。
2.完善多元化劳动争议调处机制。充分发挥工会、劳动仲裁委员会等相关部门的职能作用，引导双方采取协商办法解决纠纷，避免劳动争议大量进入诉讼程序。法院与劳动行政部门、用人单位共同成立劳动争议巡回法庭，及时快速化解矛盾纠纷，减少当事人的诉累。
3.法院应依法慎重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大、涉及当事人多、矛盾尖锐，极易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人民法院要选派业务能力强、审判经验丰富、善于做调解工作的法官，专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力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4.劳动保障部门加强职能作用。劳动保障部门指导用工单位建立健全规章制度，落实各项劳动标准，督促企业做好劳动合同签订和履行工作，对用工单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查处，使企业不敢触碰违法高压线。在补交社保问题上，建议劳动保障部门对相关规定进行修改，避免法院作出裁判后劳动者权利仍无法得到有效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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