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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赏析

时间:2023-01-10 10:45:41 赏析 我要投稿

《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赏析

  在现实生活或工作学习中,大家总免不了要接触或使用古诗吧,古诗是古代诗歌的泛称。那么什么样的古诗才更具感染力呢?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赏析古诗,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原文:

  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

  作者:苏轼

  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身。

  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

  长风送客添帆腹,积雨浮舟减石鳞。

  便合与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略知津。

  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拼音:

  qī qiān lǐ wài èr máo rén ,shí bā tān tóu yī yè shēn 。

  shān yì xǐ huān láo yuǎn mèng ,dì míng huáng kǒng qì gū chén 。

  zhǎng fēng sòng kè tiān fān fù ,jī yǔ fú zhōu jiǎn shí lín 。

  biàn hé yǔ guān chōng shuǐ shǒu ,cǐ shēng hé zhǐ luè zhī jīn 。

  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翻译:

  我这个头发斑白的老人,只身飘零于离故乡七千里外的荒野,乘着小舟穿越赣江十八个险滩,就像在激流漩涡中翻滚的一片树叶。过那危险的惶恐滩时,忽然回想起四十年前,从四川取道陕西赴京赶考,经过错喜欢铺的情况。年轻时功成名就,原以为可以大有可为服务百姓,可是如今却不过是错喜欢,只有垂泪孤臣的无限惶恐。

  船过了险滩,就遇到长时间的顺风,殷勤相送我这个远来的客人。船帆受风,好像鼓起的大腹。雨也下了很久,江水暴涨,我在船上已经看不见水流石头上的鱼鳞波纹,真有点美中不足。我完全可以充当个水手,为官府驾船;我一生经历如此多的风浪,岂止是仅仅知道几个渡口而已。

  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字词解释:

  ①二毛人,老人。

  ②喜欢,苏轼自注:蜀道中有错喜欢铺。惶恐滩,在江西万安县。

  ③孤臣,失势无援之臣。

  ④石鳞,像鱼鳞一样的石头。

  ⑤知津,原意为讥讽孔子四处奔波。

  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赏析:

  首联写出了当时极其艰难危险的处境,在远离京都七千里外,水流湍急的险恶的惶恐滩上,诗人仿佛像一叶小舟,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巧妙的数字,强烈的对比,给人以惊心动魄的感觉。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文天祥这一名对大概是受苏轼这联诗的启发才写出来的,而两人的心情确有不少相似之处。但苏轼绝没有柳宗元“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那么凄惨,毕竟还有家乡的“远梦”,这喜欢虽是淡淡的,却可抵销一些孤臣的惶恐。谐音双关修辞手法的运用,增添了许多机趣,一语双意,并蒂同枝,妙合无垠,令读者产生无穷的兴味。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行路难》的诗句浮上诗人的脑海,虽然此时他没有李白那么充满信心,却也不乏坦然自适,不乏达观豪放。

  所以,诗人没有愁眉苦脸,却有诙谐和幽默,说自己可以为官家当“水手”,这官船要走的路早以娴熟在心,还要向谁去问津。蔑视与嘲笑到此融为一炉,真是嬉怒笑骂皆成诗。倘若苏轼能过像宋仁宗所希望的那样,早早就成为水手长──宰相,恐怕宋徽宗、宋钦宗也不至“坐井观天”于异域他乡。

  个人资料: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自号道人,世称苏仙 。宋代重要的文学家,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宋仁宗嘉祐(1056—1063)年间进士。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 又工书画。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庆历八年(1048年),苏洵因父丧居家,闭户读书,把自己的学识品行教授给苏轼与幼子苏辙

  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好美食,创造许多饮食精品,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进京应试

  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农历虚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进京应试。

  当时的主考官是欧阳修,小试官是梅尧臣。二人正锐意于诗文的革新,苏轼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策论获得梅尧臣的赏识,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皆不知此句出处,便将他从第一降至第二(一说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放榜后,苏轼谒谢,梅尧臣问苏轼此句出处,苏轼回答是《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阳修等回去查,没查到。苏轼便说他是取孔融“想当然”之意。欧阳修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名动京师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

  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守丧期满。翌年二月,三苏重返汴京。苏轼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洵试秘书省校书郎。

  嘉祐六年(1061年),在欧阳修的推荐下,苏轼兄弟参加名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制科考试。九月,苏轼的对策被评为第三等(一、二等虚设,第三等为实际上第一等),之前宋朝只有一个吴育中过这种制科的第三等,因此苏轼中第三等被称为“百年第一”。随后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四年后还朝,任判登闻鼓院,又通过学士院的考试,任直史馆。

  治平三年(1066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此时,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而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自请出京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颇感愤怒,于是让御史谢景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

  熙宁七年(1074年)秋,苏轼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

  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黄河在曹村决口,使梁山泊泛滥,南清河水溢出故道,洪水汇聚在徐州城下,暴涨的洪水不时泄出,城墙即将被洪水冲毁,富有的百姓争相出城躲避洪水,苏轼说:“富民出城,全城百姓都会动摇,我和谁来守城?我在这里,洪水决不能冲毁城墙。”驱使富民重新回到城里。苏轼到武卫营,呼喊士兵长官说:“河水即将冲毁城墙,事情危急,虽然你们是禁军,但也请你们为我尽一点力。”士兵长官说:“太守尚且不躲避路上的洪水,我辈小人,应当效命。”带领他的士兵们拿着畚箕铁锹出来,修筑东南长堤,头起戏马台,尾连着城墙。雨日夜不停地下,城墙露出水面仅仅只有三版那么高。苏轼搭建小草屋住在城墙上,路过自己家门也不进去,派官吏分别堵塞缺口以守护城墙,终于保全了徐州城。又请求征调明年夫役增筑徐州旧城,修建木质护岸,以防洪水再来。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

  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苏轼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上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利用,说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又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下狱一百零三日,险遭杀身之祸。幸亏宋太祖赵匡胤时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他才算躲过一劫。

  黄州团练副使一职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公务之余,他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苏轼在这时起的。

  东山再起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苏轼于是选择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为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再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朝廷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二任杭州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苏轼第二次到杭州做官,杭州大旱,饥馑瘟疫一起发生。苏轼向朝廷请求,减免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又得到赐给剃度和尚的度牒,换成大米来救济饥饿的百姓。

  元祐五年(1090年)春天,又减价出卖常平米,做了很多的厚粥和汤药,派人带着医生分街坊给百姓治病,救活了很多人。苏轼说:“杭州,水陆交会的地方,因瘟疫死亡的人常常比其他地方多。”于是集中多余的公款二千缗,苏轼又拿出自己的黄金五十两,办起病坊,稍微积蓄一些钱粮收治有病的百姓。苏轼看到茅山有一条河专门容纳钱塘江潮水,盐桥有一条河专门容纳西湖水,于是疏浚这二条河道以通航。再修造堤堰闸门,控制西湖水的蓄积与排泄,钱塘江潮水不再进入杭州城内。又用剩余的人力修复了六井,再把挖出来的淤泥堆积在西湖中,南北长三十里,修筑成长堤以来往行人。吴地百姓种菱,春天就除草,不留寸草。苏轼又雇募人力在西湖中种菱,水草不再生长。把种菱的收入备作以后修浚西湖的费用,取救济荒灾剩余的一万缗钱、万石粮食;以及申请得到的一百张僧人度牒用来雇募民工。长堤筑成,在堤上种植芙蓉、杨柳,望去好像图画,杭州人把长堤命名为苏公堤。

  流落儋州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不久即元祐六年八月,又因为政见不合,调往颍州任知州。

  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

  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是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

  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州(今广东惠州)。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六十二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一百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传下来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

  身逝常州

  宋徽宗即位后,苏轼相继被调为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朝廷颁行大赦,苏轼复任朝奉郎。

  北归途中,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在常州(今属江苏)逝世,享年六十六岁。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宋孝宗时,追谥“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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