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优秀作文走向内心

　　一个坚硬的事实是，无论我们怎样高蹈地谈论现实中的诸多问题，但只要我们深入其间，恼人的传统就会浮出历史的水面，昭示出它凶猛而久远的丑恶面容。谈论二十世纪以后的中国小说家，历史这一纬度断不可缺。二十世纪初的小说家们是一群面带感伤与焦灼、处境极为尴尬的家伙，他们处于传统士人与现代知识分子之间，左右为难痛苦不已。连鲁迅这样的“趋新派”，却也坚定地将自身划入旧势力的范围，内心中那恼人的纠缠可想而知。时代使然，个人难逃历史。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小说家们，他们那闪烁着时代光芒的面庞上，更多的带着历史的阴影。我们不禁要问，那又是什么样的历史呢？

高中优秀作文走向内心

　　王晓明在《潜流与漩涡》一书中说，“重世俗，讲功利，实用的理智思维异常发达；总是从群体的角度估量个人的价值，习惯于以自我收缩来适应环境：这就是中国文人的两个基本的精神特点。”由此可见，“实用理性”是传统中国文人基本的精神底色，而且这种理性决非个人理性，它更多的是群体性的意见汇总。这就是小说家们所继承的精神传统，也是他们作为艺术家的悲剧性命运的必然。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小说创作本身要求创作主体能够超越功利意识，并且这种超越必然是小说家以最个人、最独特的方式完成的——这与传统中国文人的精神特点格格不入。对于这一点，我们有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可以证明。对于二十世纪新文学贡献最大的两个人，莫过于鲁迅与胡适。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他们是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介入其中的，胡适倡导“文学革命”，更多的'是鼓动、宣传，鲁迅则是以创作实绩来证明自身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难道胡适不想搞创作吗？深层的心理动因又是什么？我在阅读《胡适日记》的时候注意到，有一次鲁迅对胡适说，现在能搞创作的人太少，劝他多搞创作，胡适表示同意，但又苦于没有时间。果真是没有时间吗？我的答案是否。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胡适虽是一个“趋新派”，但骨子里还是传统的那一套，理性的一面压倒了他进行文学创作的才华。因此，他能够面对广场和大众，却无法深入自己的内心——我们只要读几首胡适的白话诗，自可明白。鲁迅后期的写不出小说，也与那种过于沉重的现实感相关。

　　我们终于要接近问题的核心了。我们发现，恼人的现实是阻止小说家们进行持续创作的罪魁祸首——这不仅是针对鲁迅们的，更指向今年的中国小说家们。摩罗在一篇文章中曾说，中国的小说传统从来只有社会历史这一纬度，却始终缺乏对于文学而言极为重要的信仰纬度。我同意这种说法。令人悲哀的是，这一病象却始终未得到应有的改观，就是近几年谈论最多的底层文学，也还是社会历史这一传统的衍生物，缺乏震撼人心的力量。即使是像底层文学的代表作，曹征路的《那儿》，我读过之后，感觉还继续停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水平。功利的现实观，严重损害着小说家们的艺术感觉。王晓明指出，“即使在一般意义上，作家对眼前景象的过分热衷也很可能是一种自我损害，因为这使他很容易变得眼光分散，思绪无定，甚至陷入那种就事论事的狭隘心境。”这是多么深痛的现实。我要继续指明的事实是，这种极为功利的现实观不仅阻止了小说家们对自己内心深广世界的持续开掘，就是在对现实的把握方面，也照样流于表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高举现实主义伟大旗帜若干年后，依然难觅伟大现实主义作品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如果小说家没有一颗博大的心，无论是关照什么，都必然是肤浅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同意作家阎连科在《受活》后记中有关现实主义的看法，对于小说家而言，物理意义上的现实只是一个虚伪的存在，真正的现实主义必然是内心的现实主义。也就是说，任何有意义的现实如未经小说家强大内心的过滤，都只能是一堆毫无意义的生活碎片，它们根本不可能支撑起小说帝国的宏伟大厦。

　　对于小说家而言，剩下的问题似乎只有一个，即如里尔克所说的：请你走向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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