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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都的秋原文赏析

时间:2022-03-25 16:43:50 赏析 我要投稿

故都的秋原文赏析

  郁达夫的《故都的秋》是一篇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好散文。关于其中心,课文自读提示和教参都作了明确的分析和界定,下面由小编为您整理出的故都的秋原文赏析内容,一起来看看吧。

  (一)作品原文

  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

  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但草木凋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并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一个人夹在苏州上海杭州,或厦门香港广州的市民中间,混混沌沌地过去,只能感到一点点清凉,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美酒,那一种半开、半醉的状态,在领略秋的过程上,是不合适的。

  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1)的芦花,钓鱼tai(2)的柳影,西山(3)的虫唱,玉泉(4)的夜月,潭柘寺(5)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6)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朝荣)的蓝朵,自然而然地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叫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

  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7),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8)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

  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屋子又低,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它们的啼唱。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这秋蝉的嘶叫,在北方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

  还有秋雨哩,北方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的下得奇,下得有味,下得更像样。

  在灰沉沉的天底下,忽而来一阵凉风,便息列索落地下起雨来了。一层雨过,云渐渐地卷向了西去,天又晴了,太阳又露出脸来了,着(9)着很厚的青布单衣或夹袄的都市闲人,咬着烟管,在雨后的斜桥影里,上桥头树底下去一立,遇见熟人,便会用了缓慢悠闲的声调,微叹着互答着地说:

  “唉,天可真凉了——”(这了字念得很高,拖得很长。)

  “可不是吗?一层秋雨一层凉了!”

  北方人念阵字,总老像是层字,平平仄仄起来(10),这念错的歧韵,倒来得正好。

  北方的果树,到秋天,也是一种奇景。第一是枣子树,屋角,墙头,茅房边上,灶房门口,它都会一株株地长大起来。像橄榄又像鸽蛋似的这枣子颗儿,在小椭圆形的细叶中间,显出淡绿微黄的颜色的时候,正是秋的全盛时期,等枣树叶落,枣子红完,西北风就要起来了,北方便是沙尘灰土的世界,只有这枣子、柿子、葡萄,成熟的七八月之交,是北国的清秋的佳日,是一年之中最好也没有的Golden Days(11)。

  有些批评家说,中国的文人学士,尤其是诗人,都带着很浓厚的颓废的色彩,所以中国的诗文里,赞颂秋的文字的特别的多。但外国的诗人,又何尝不然?我虽则外国诗文念的不多,也不想开出帐来,做一篇秋的诗歌散文钞(12),但你若去一翻英德法意等诗人的集子,或各国的诗文的Anthology来(13),总能够看到许多并于秋的歌颂和悲啼。各著名的大诗人的长篇田园诗或四季诗里,也总以关于秋的部分,写得最出色而最有味。足见有感觉的动物,有情趣的人类,对于秋,总是一样地特别能引起深沉,幽远、严厉、萧索的感触来的。不单是诗人,就是被关闭在牢狱里的囚犯,到了秋天,我想也一定能感到一种不能自已的深情,秋之于人,何尝有国别,更何尝有人种阶级的区别呢?不过在中国,文字里有一个“秋士”(14)的成语,读本里又有着很普遍的欧阳子的《秋声》(15)与苏东坡的《赤壁赋》等,就觉得中国的文人,与秋和关系特别深了,可是这秋的深味,尤其是中国的秋的深味,非要在北方,才感受得到底。

  南国之秋,当然也是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比如廿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16)的残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浓,回味不永。比起北国的秋来,正像是黄酒之与白干,稀饭之与馍馍,鲈鱼之与大蟹,黄犬之与骆驼。

  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一九三四年八月在北平

  (二)词语注释

  ⑴陶然亭:位于北京城南,亭名出自白居易诗句“更待菊黄家酿熟,共君一醉一陶然"。

  ⑵钓鱼tai:在北京阜成门外三里河,玉渊潭公园北面。

  ⑶西山:北京西郊群山的总称,是京郊名胜。

  ⑷玉泉:指玉泉山,是西山东麓支脉。

  ⑸潭柘寺:在北京西山,相传“寺址本在青龙潭上,有古柘千章,寺以此得名。”

  ⑹一椽:一间屋。椽,放在房檩上架着木板或瓦的木条。

  ⑺落寞:冷落,寂寞。

  ⑻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淮南子,说山》:“以小明大,见叶落而知岁之将暮。”《太平御览》卷二十四引用“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⑼着:穿(衣)。

  ⑽平平仄仄起来:意即推敲起字的韵律来。

  ⑾Golden Days:英语中指"黄金般的日子"。

  ⑿钞:同“抄”。

  ⒀Anthology:英语中指"选集"。

  ⒁秋士:古时指到了暮年仍不得志的知识分子。

  ⒂欧阳子的《秋声》:指欧阳修的《秋声赋》。

  ⒃荔枝湾:位于广州城西。

  (三)作品鉴赏

  主题

  “爱国”——是《故都的秋》的主旋律。《故都的秋》蕴含深沉的故都之恋、故国之爱,唤起人们对美的追求,对祖国的热爱。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革命烈士郁达夫的散文名篇《故都的秋》将悲秋与颂秋结合起来,秋中有情的眷恋,情中有秋的落寞——这情是故乡情、爱国情;这落寞之秋是作者当时心境的写照,是对国运衰微的喟叹。

  手法

  1、摹绘写情

  《故都的秋》,作为写景抒情的散文,其主体部分是摹绘故都的秋景。文章采用“横式结构”,从故都“秋晨之景”、“秋槐之景”、“秋蝉之景”、“秋雨之景”、“秋果之景”五个方面,紧扣“故都”和“秋”两个词语,表现了“故都之秋”的“清、静、悲凉”的特点。“摹绘”,作为一种修辞手法, 是指“采用语言形式把事物的外在形貌特征(包括声音、色彩、气味等)生动形象地形容出来的一种修辞方式”。

  首先来看“故都”一词。在文中,郁达夫是以较为委婉的方式来表现“故都”的。如“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一椽破屋”,“在破壁腰中,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朝荣)的蓝朵”。如果不是“故都”,“皇城”怎会有“破屋”“破壁腰”,这分明暗示了历史的变迁,正是这一“破”字给作者郁达夫带来了“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这些还算较为显豁的,更为隐蔽的还表现在作者的“逸笔”之中。“说到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佳。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教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而作者在这“破壁腰”看到的就是这“蓝色”的牵牛花,这是当年“皇城”的遗落,即使做了“故都”,依然不改“皇城”的气派。再看“秋”。“早晨起来”,“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这是“清”;“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这是“静”,“以声写静”;“故都”的人“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更是人的“清、静”,没有了过去的忙碌,一到秋天,只好这样“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郁达夫的情感就是在这些看似“毫无深意”“琐言碎语”中体现了出来。

  2、对比托情

  在《故都的秋》中,郁达夫起句即以“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奠定文章的情感基调,接着以江南的秋作比较,指出江南的`秋“草木凋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并且又时常多风而少雨”,“只能感到一点点清凉”, 因此,“秋的味, 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只有北方才“看得饱,尝得透,赏玩得十足”。这就是对比。“对比”,作为一种修辞手法,是指“两种事物之间或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方面之间相互比较的一种修辞方式”。文章就是通过这种对比,把作者对“秋的认识”“秋的情感”烘托得“饱”“透”“十足”,所以,这种对比烘托就成为了作者表达更深情感的一种手段。更为注意的是, 作者为了把这种情感烘托、铺垫得更为深沉,郁达夫在首尾两处进行照应,这一反复,情感表达就更为浓烈。尤其是南国的秋,“比起北国的秋来,正像是黄酒之与白干,稀饭之于馍馍,鲈鱼之于大蟹,黄犬之与骆驼”。“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真是相去甚远,这种北国秋的“清、静、悲凉”的特点更为显著。通过这一对比, 全文的情感就显得“更上一层楼”。

  3、旁逸衬情

  《故都的秋》除了用摹绘写情,用对比托情的手法把作者蕴藏在胸中的情感垫高表现出来以外, 还运用了旁逸衬情的手法。“旁逸”,作为一种修辞手法,是指“说话或写文章时,有意离开主题而加以风趣幽默的插说、注释或补充,这些插说或注释看似画蛇添足、无关痛痒,但却能增强语言的情趣的一种修辞方式”。在本文中,作者一整段文字来写古今中外文人诗人对“秋”的厚爱,认为秋在这些人的诗文中“都带着很浓厚的颓废色彩”,“总是一样的能特别引起深沉,幽远,严厉,萧索的感触来”。“可是这秋的深味,尤其是中国的秋的深味,非要在北方,才感受得到底。”采用旁逸衬情的方法,不仅为作品情感的抒发垫上了一层台阶,使作品的情感站得更高,而且也为读者增加了了解古今中外文人诗人对“秋”的一些共同感情的了解,“增加了语言的情趣”。

  4、设誓显情

  所谓“设誓”,作为一种修辞手法,是指提出无法实现的条件来表达坚定的信念和决心的一种修辞方式。郁达夫为了表达这种对“故都的秋”喜爱的强烈情感,在结尾处就采用了这一方法。“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意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这一设誓,采用假言推理作为逻辑背景,以这种不可能的方式偏离现实,表达了作者喜爱“故都之秋”的浓烈情感。这一结尾,也为第一段“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是饱尝一尝这故都的秋味”作了注脚。这是作者表达情感的第三台阶。文章正是在这三层台阶的铺垫下,情感才由晦转明,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烈。

  (四)创作背景

  1926年6月,郁达夫之子龙儿在北京病逝,此外故都北平,在19世纪末卷起的历史风云中却越来越显得衰老颓败,小家与大国,两层感情的潮水浸过心灵的堤岸,留下的都是悲伤的印记。由于国民白色恐怖的威胁等原因,郁达夫从1933年4月由上海迁居到杭州。1934年7月,郁达夫从杭州经青岛去北平(今北京)。《故都的秋》创作于1934 年8 月17 日。当时,郁达夫到达北京仅仅只有四天的时间。郁达夫本身是浙江人,在达到北平之后,对于故乡有着深深的眷恋。在作者的心理,对于秋天悲凉的感受实质上是对人生的感受。

  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件,日本侵占了东北全境。1932年1月,日军进攻哈尔滨特区,2月5日将哈尔滨攻占[5] 。1933年1月,日军蓄意制造了手榴弹爆炸事件,借机攻陷了东北通往关内的咽喉要地——山海关。2月23日,日军调集关东军第六、第八师团等部及部分伪军共10余万人,兵分三路向热河进犯,不到10天的时间就攻陷了热河省会承德。[5] 1935年1月18日,日军诬称驻守热察边区的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有碍行政,要求将察哈尔省沽源以东、长城以北地区划归热河省。随后,不断地向第二十九军发动进攻,相继制造了两次“察东事件”。中华千年的文明古都——北平(今北京),处在风雨飘摇之中。郁达夫虽蛰居远离北平的杭州,一样会感受到国事的危急。因而,当他到达北平,触景伤情,写了《故都的秋》,描绘的是“悲凉”景物,流露的是“悲凉”心绪,表达的是对故都的一往情深。这些,正是特定时代的社会风云在作者心灵上投下的阴影,在心里留下的隐痛。

  拓展:

  作者简介

  郁达夫(1896年12月7日-1945年9月17日),男,原名郁文,字达夫,幼名阿凤,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作家、革命烈士。曾留学日本,毕业于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现名古屋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1-4]

  郁达夫是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一位为抗日救国而殉难的爱国主义作家。在文学创作的同时,还积极参加各种反帝抗日组织,先后在上海、武汉、福州等地从事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其文学代表作有《沉沦》《故都的秋》《春风沉醉的晚上》《过去》《迟桂花》《怀鲁迅》等。[5-6]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九月十七日,郁达夫被日军杀害于苏门答腊岛丛林。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1983年6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授予其革命烈士证书。

  人物生平

  编辑播报

  郁达夫[6]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二月七日,郁达夫出生于浙江省富阳市满州弄(现更名达夫弄)的知识分子家庭。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郁达夫的父亲去世,家庭陷入了窘迫的境地。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郁达夫进入私塾读书。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就读富阳县立高等小学。

  清宣统二年(1910年),郁达夫与徐志摩、厉麟似一同考入杭州府中学堂,后又到嘉兴府中学和美国教会学堂等校学习进修。[9]

  宣统三年(1911年),郁达夫进入蕙兰中学读书;在这一时期,开始创作旧体诗,并向报刊投稿。

  民国元年(1912年),考入浙江大学预科,却因参与学潮被校方开除。

  民国二年(1913年),郁达夫随长兄郁华(郁曼陀)赴日本留学。

  民国三年(1914年)七月,考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部特设预科,并开始尝试小说创作。[3-4][10]

  民国四年(1915年)七月,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特设预科,毕业。[3-4]

  名古屋大学丰田讲堂旁的郁达夫文学碑[11]民国四年(1915年)九月十三日,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现名古屋大学),医学部入学。[3-4]

  民国五年(1916年)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现名古屋大学),改读法学部政治学科。[3-4]

  民国八年(1919年)七月,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现名古屋大学),毕业。[3-4]

  民国八年(1919年)十一月,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进入经济学部留学,留学期间,郁达夫阅读了大量外国小说,尤以俄、德小说居多。[3-4][12]

  民国十年(1921年)郁达夫与同为留日学生的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郑伯奇组创文学团体“创造社”,同年,开始小说创作。

  民国十年(1921年)十月十五日,他的首部短篇小说集,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出版,轰动国内文坛。

  福州于山郁达夫事迹展民国十一年(1922年)三月,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于经济学部毕业,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同年郁达夫回国,在安庆法政专校教授英语(一说为安庆一中),与当时同为该校教员的陶希圣颇有交往。

  民国十二年(1923年),辞职,出任北京大学讲师,讲授统计学。

  民国十三年(1924年),赴国立武昌师范大学任教,为期亦仅一年。

  民国十五年(1926年),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年底辞职,返回上海后,郁达夫开始主持创造社出版工作,发表了《小说论》《戏剧论》等大量文艺论著。

  民国十七年(1928年),郁达夫加入“太阳社”,并在鲁迅支持下主编《大众文艺》。

  民国十九年(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郁达夫为发起人之一,但不久即退出,同年任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仅四个月。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十二月一日,郁达夫在《现代》(2卷2期)上发表短篇小说《迟桂花》。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郁达夫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四月,由上海移居杭州,创作大量的山水游记和诗词。[13]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郁达夫任浙江省政府参议。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担任《中国新文学大系》内的《散文二集》之主编。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二月,郁达夫应当时政府福建省主席陈仪之邀出任福建省参议兼公报室主任。在福州,郁达夫号召文化界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任福建省政府参议兼公报室主任,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十月二十四日,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写了《怀鲁迅》一文。十一月,郁达夫访问日本,十二月十七日,郁达夫在离日归国途中访问台湾,会见杨云萍、黄得时等文化界人士,抗日战争初期,郁达夫任《福建民报》副刊主编。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八月,成立了“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郁达夫被公推为理事长。并与杨骚一起担任《救亡文艺》主编。在47天内,郁达夫发表的作品就有20篇(其中连续8天每天写一篇)。他在光禄坊寓所为文学青年程力夫的题词中写道:“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14]

  郁达夫前排左二与鲁迅先生等人的合影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三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在武汉宣告成立,郁达夫赴武汉担任政治部设计委员,参加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会上周恩来和郭沫若相继发表演说,郁达夫并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常务理事,任研究部主任以及《抗战文艺》编委。期间曾赴徐州劳军,在各前线参访。

  台儿庄大捷后,郁达夫受命作为特使率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代表团到台儿庄劳军,巧遇想去台儿庄考察、但未获批准的美驻华武官史迪威。后经郁达夫协调,李宗仁答应史迪威到台儿庄考察。史迪威后来写了一篇关于台儿庄战役的详细报告,在一份军事杂志发表,在美国政府和军方引起了很大反响,促使美国开始对华援助。这次前线考察让郁达夫受到了极大鼓舞,他回到武汉写了一系列文章,热情讴歌了中国军民坚决抗战的英雄气概。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应新加坡《星洲日报》邀请,郁达夫前往新加坡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在船上他写下了《岁朝新语》,坚信“中国决不会亡,抗战到底,一定胜利”。到达第二天,郁达夫连生活都没安排好就写下了《估敌》一文,坚信“最后胜利,当然是我们的,必成必胜的信念,我们决不会动摇”。文章引发了强烈反响。

  在担任《星洲日报》主笔期间,他还同时编四五种刊物,发表了400多篇支援抗日和分析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的政论、杂文、文艺杂论等,宣传抗日,海外华侨纷纷捐款捐物支持抗战,许多华侨回国参加抗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加坡文化界同仁在中共党员《南洋商报》主编胡愈之的领导下成立“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郁达夫任团长兼任干部训练班主任,胡愈之任副团长。[15]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一月一日,郁达夫便发表了旧体诗《雁》,指出“文化人要做识风浪的海鸥”。同日发表政论文《估敌》,全文三千余字,分析日军动向,剖析敌人虚弱本质,曰“敌国内既无可调之兵,国外亦无存聚之货”“最后的胜利,当然是我们的”。[16]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郁达夫与关楚璞、姚楠、许云樵等文人创建新加坡南洋学会。

  民国三十年(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任“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团长和“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执行委员,组织“星洲华侨义勇军”抗日。

  郭沫若、郁达夫、王独清、成仿吾[6]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年初,郁达夫出席了由陈嘉庚领导成立的“新加坡文化界抗敌联合会”成立大会,被选为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成为新加坡华侨抗日领袖之一。二月,新加坡沦陷后,胡愈之、郁达夫等参加抗战委员会的28位文化界人士流亡到印尼苏门答腊岛中西部的巴亚公务市,郁达夫化名赵廉,开了一家“赵豫记”酒厂,后来日本宪兵得知他精通日语,胁迫他当了7个月的翻译。其间,他暗中救助、保护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难友、爱国侨领和当地居民。

  抗战胜利后,陈嘉庚曾对中共党员国外统一战线负责人夏衍说:“那时郁达夫不仅掩护了我,还援救了许多被日本人逮捕的华侨。”一位马来西亚共产党负责人说:“没有他的帮助,我们的组织会遭到不可补救的损失。”

  由于汉奸告密,日本宪兵开始全面调查郁达夫,并准备对郁达夫在内的南下文化界人士实施大屠杀。身处险境的郁达夫安排胡愈之等人先行离开印尼。六月,郁达夫流亡至苏门答腊西部市镇巴爷公务,化名赵廉,在当地华人协助下开设酒厂谋生。

  1945年8月29日晚,在南洋的一个小市镇失踪,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杀害于苏门答腊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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