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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读后感

时间:2017-07-01 11:39:41 读后感大全 我要投稿

国富论读后感

  《国富论》是具有"现代经济学之父"美誉的苏格兰经济学家、哲学家亚当·斯密的一本经济学专著,是其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品。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国富论读后感,供大家参阅。

  国富论读后感(一)

  亚当·斯密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他关于市场机制的论述已成为经济学的基石,在他去世的200多年间一直被视为“至圣先师”。但是,斯密在天堂过得并不开心,人们崇拜他,谈论他,但是却并不了解他的思想真谛,只是用他的某个思想来为自己服务。《国富论》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吸收了当时的重要经济理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动过程做了系统的描述。亚当.斯密第一次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做出了系统的研究,创立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把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国富论》中要回答的最后问题是,感情与"公平的旁观者"之间的内在斗争,在社会的长期演进中究竟是怎样在历史本身的大舞台上发生作用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在第五编,亚当.斯密列举了社会发展的四个主要组织阶段,除非由资源的匮乏、战争或政府的坏政策予以阻止,否则这些阶段是会连续进行的。这四个阶段是:猎人的最初"野蛮"阶段,原始农业的第二阶段,封建或庄园"耕作"的第三阶段,商业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阶段。每一阶段伴有与它的需要相适应的制度。例如,在猎人阶段中"没有任何财产。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确立的行政长官或正规的司法行政"。随着牛羊群的出现,产生了比较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不仅包括"可怕的"军队,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垒。斯密思想的核心是:这种制度是保护特权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为之辩护。他说,"文官政府是为了财产的安全而设立的,实际上是为保护富人反对穷人而设立的,即为了保护有些财产的人反对根本没有财产的人而设立的。"最后,斯密将演进描述为从封建主义走向一个需要有新制度的社会阶段,这种新制度是由市场确定的而不是由同业公会确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这在后来称为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斯密称之为完全自由的制度。这种物质生产基础的连续改变,将带来的上层建筑的必然改变。可见,在斯密的哲学史中,主要的推动机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驱使,由理智所指导。

  斯密死后,人们把《国富论》奉为经济学的圣经,把他关于利己的人受“看不见的手”引导增进了社会利益的思想,作为市场经济千古不变的基本原则,却把《道德情操论》几乎忘得一干二净。于是,市场经济缺少了道德,引发了许多罪恶,在个别地方甚至成为灾难。

  《国富论》,顾名思义,就是要研究什么是财富和如何增加财富的,即如何“富国裕民”的。以后的经济学家把斯密的思想简单地概括为三点:第一,追求财富增加是每个人和社会的目标;第二,利己是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力,即人是经济人;第三,市场上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把个人利己的行为引导向有利于整个社会,即经济中的自由放任。这是现代人对斯密的理解,也是由古典经济学发展而来的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原则。

  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各种市场经济,其中一大部分是坏市场经济。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市场经济是掠夺式市场经济——靠对海外殖民地和国内劳动人民剥削和掠夺的市场经济;东南亚、拉美和东欧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一种权贵市场经济——少数人靠权力侵吞国有资产而致富,多数人堕落为赤贫者的市场经济;许多国家曾经或正在形成的贫富对立的市场经济——只注意效率而忽视公平,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污染性市场经济——以环境严重破坏和生态失衡为代价来发展经济的市场经济。当然还有各种半计划半市场的伪市场经济。这些都不是斯密心中的好市场经济。

  现代经济活动追求的应该是斯密理想中的既有公平又有效率、在道德基础之上运用市场机制调节的好市场经济。但这条路不是笔直的,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偏差也不奇怪,关键是要及时纠正错误。例如,把GDP作为一切,用增长代替社会全面的发展。其结果是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社会矛盾加剧。这并不是说GDP不重要,只是说GDP不是惟一的。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强调的财富增加不等于幸福增长就是这个意思。

  市场经济承认人利己的合理性,也要利用它来发展经济。这就体现在社会与企业激励机制的建立上。但做到这一点并不难,难的是还要人们建立起能克服自私的“道德情操”。我们目睹了金钱欲爆发之后的种种罪恶,会感到斯密称《道德情操论》比《国富论》更基本的含义。市场经济应该是一个讲道德的经济。没有诚信、同情心这些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市场经济就会引发灾难。道德的建立要靠法律和制度,也要靠教育。

  国富论读后感(二)

  《国富论》是亚当。斯密的作品,其中他跟我们一一分析了经济与国家的种种关系,读后笔者觉得受益匪浅。

  亚当·斯密在230年前就熟悉牛顿的思想,他还撰文赞扬过牛顿,后来他用牛顿的物理学原理作为经济体系,造出了一本掷地有声的《国富论》,后来西方就出现大量的所谓经济学名著。因此,世界就像开设了一个经济文化大赌场,所谓的经济学家就像赌场中一个个旁观他人输赢的马仔,围绕着博弈实体经济学理论凭个人感觉进行猜测,凭个人主观意愿盲目欣赏。但《国富论》里没有引入输赢与均衡的标准,没说怎样取胜,没有给出一个整体如何对大小的区分,没有开端,没有终结,也就是没有边界,都是一些宏观抽象的概念。无论混沌和有序怎样互相转换,《国富论》中并没有给出任何博弈行为取胜的依据。全世界经过230多年的研究,没有发现什么有效可示范的依据。230年以来,无数人渴望从书中挖掘有用的东西,最终发现了一句话“看不见的手”,它在《国富论》中只出现过一次,众所周知,一篇巨著里一个词出现一次,最多只能称其为一个文化信息,一个词偶然地出现,这不是经济学思想,更不是理论,亚当·斯密也就没有定性解释过它的本质特性。人们对它似懂非懂,几乎所有人的解释都是自圆其说,一传十,十传百,无限的放大,“看不见的手”就成了神话。

  今日我们用《博弈圣经》实体与性质的观点解释“看不见的手”,它就是博弈实体法则的威力。博弈实体法则的瘾魂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其内在逻辑是道德与博弈的法则,市场经济就是根据一套“博弈法则”使资源配置通过道德协同与博弈协同得到调整,亚当·斯密的“自发秩序”和“看不见的手”都是在观察博弈实体时得到的感觉。他宣称市场经济要自由放任,一切追求最大化,他是为了维系两个假设,一是效率,二是穷人的生活。亚当·斯密的“比较优势”只有对那些追逐自我利益的人们才格外地积极,这会带来你死我活的竞争和掠夺。西方的经济学大师,今日的大政治家、博弈专家都明白,二人同性质的博弈对局不是博弈实体就不存在“看不见的手”,对个体疯狂的掠夺就无法干预。可以想象在230年前亚当·斯密已经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了博弈实体的威力,可惜他还没有认识到博弈实体的本质特性,他感觉到,“人类行为的结果是非存心出现的”,好像参与者带来的利益不是上帝,也不是政府,都是吉祥慈善是“看不见的手”给予的,这是一个赌徒,对赌博结果的无奈,对博弈实体的无知才有这种莫名其妙的感觉。我们从逻辑的哲学出发,研究科学发展观的博弈实体战略,发现它的文化结构复杂而宏大,人们难以理解,语言也很难表达,它比《国富论》描写的“看不见的手”复杂得多。“看不见的手”只有简单的几个逻辑步骤就可以告成,特别对哲学素养准备不足的经济学家他首先感觉到“看不见的手”语言流畅,琅琅上口,还有一个“手”以稳固的形象在场景中的表现,它还抽象而高度概括了市场运行机制恰是“看不见的手”,人们就深信不疑,学者也相信它,传播它,把它神话了。

  马克思、恩格斯也讽刺过“看不见的手”,“这种关系就像古代的命运之神一样逍遥于环球之上”。“看不见的手”没有表述政府特殊宏观调控对市场干预产生的`社会效应,没有谈到政治人物和政府行为追逐国家利益的外交动机会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没有表述官员的行为是代表国家实体战略的手,这是亚当·斯密理论的缺失。

  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不会演绎出正理均赢论,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外交的通用名词,不谈正理均赢论,人们就会缺失道德,缺失人性,缺失对博弈实体社会的凝聚力。经济学的理论忽略博弈实体政治的社会特性也只能称为个体经济学和穷人经济学。如果不谈正理均赢论,一切追求最大化,它会逐步地使经济资本不断的扩张、掠夺、侵略,一定会跨越良知和人性,它没有具体阐明博弈实体法则的重要性,这不是一个完整的经济学理论。

  忽略博弈实体政治,单一的追求主体效率最大化,有权有钱的人不知道自己与实体的关系,就会藐视博弈实体法则,使人的利益透支,权益透支,肆无忌惮,变本加厉,最后的疯狂形成巨贪罪恶,一切追求经济最大化的经济衍生物,像道德与诚信将会消失,一切浪费、污染、错误都包藏起来,表现虚拟的实体假象,最后造成经济危机,物价膨胀和市场经济大萧条。我们看《博弈圣经》二人对局的取胜原理,再看科学发展观的定义可知,以人为本的行为才是经济学的核心议题。《博弈圣经》在开篇中有一句话:“博弈并不关注目的的本身,而关注达到目的的行为,达到目的的行为才是经济研究的内容。”

  国富论读后感(三)

  《国富论》,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亚当·斯密,经济学之父的经典代表作。这本书的初版为1776年版本,它能够和当时美国的《独立宣言》被后人视为1776年发表的两个最重要的文本,可见其历史价值之高。而我读后也受益匪浅。

  《国富论》被称为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市场经济的圣经。读过本书之后,我认为此说法有其道理所在。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不断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人们看问题的角度也在更新。很多经济学著作或者说经济学原理不能接受不同历史时期的检验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在与其历史局限性,即它只适用于一定条件下的经济状况。而《国富论》不同,《国富论》分析揭示的是经济学的本质,是从事经济的社会中的人的本质,而人的活动的本质、心理是不随时代的变迁而改变的,或是说,没有重大改变的,即都是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因此,亚当·斯密的观点无论是对于早期还是现期的社会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与借鉴意义。其许多观点也亦被当今人们奉为经济学中的定理。

  《国富论》中最具精华的理论,我认为,即是“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斯密从人的利己的本性出发,论述了利己主义的利益观。他认为,每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主要是在于利己,求得自己的利益。利己心是人类一切经济行为的推动力。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追求效益最大化,整个社会就在不同的个人实现自己的效益最大化过程中实现社会的效益最大化,即社会福利。因此,他认为,利己心并不是值得反对或摒弃的,自私有利于社会福利。然而,斯密在所著另一本书《道德情操论》中从人具有同情心出发,论述了利他主义的伦理观。这看似矛盾的观点恰恰揭示了斯密矛盾的内心世界,在我看来,也揭示了经济活动中人们矛盾的内心世界。人们一方面追求效益的最大化,一方面又逃脱不了自身的伦理观、社会观。经济实际上是利己性与利他性结合起来完整的人的活动,是人们追求自身来自物质与精神整体的效益的最大化。这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市场实现每个人的最大效益,并实现共同福利。

  其次,斯密在书中提到了分工。他认为分工可以带来很多好处,分工是提高生产率的关键。社会中从事经济活动的每个人必然有不是自己专长的方面,如果每个人都自给自足,那么带来的将是低效率的生产。分工使每个人都从事自己最擅长的一方面,分工促进生产的专业化。通过分工,社会资源能够被最有效的利用方式所利用;通过分工,每个人的生活状况都将变得更好。

  正因为如此,斯密反对殖民地政策,主张自由贸易。他认为,殖民地国家大多实行“重商主义”政策,而这对于殖民地及其统治国双方都是有害无益的。殖民地国家在殖民地造成的经济垄断不仅使殖民地财富与资源大量外流,也阻碍了殖民地生产力的发展,制约了其分工的专业化进程;统治国亦未在其与殖民国交易的过程中取得分工的好处,从而带来两国整体效益的无谓损失。斯密也主张“自由放任”,他强调,只有对内对外的商业不受任何限制,才能使一个国家得到充分的发展和繁荣。自由竞争促使资源向实现其效用最大化的方向流动,因而,他反对各种公司的垄断,因为垄断同样能带来低效率的生产。私密将此理论向更深一步扩展,主张国家与国家之间应像个人与个人之间一样实行分工,即主张自由贸易。此观点,无论是后来的绝对分工理论,还是相对分工理论,都证明了其正确性所在。

  基于此,斯密在书中对政府存在的意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确切地说,他对政府的职责规定得相当具体。他认为,政府的主要任务在于:保护社会免遭其他社会之暴力入侵;尽可能地保护每个社会成员免受其他社会成员之不正义的压迫;建立和维护特定的社会公共工程和公共制度。总结起来,即:对外抵御敌国,对内执行司法;政府的另外一个重要职责是“创建并经营某些公共工程”,这也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公共事业”的各种设施。特别地,他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张“自由放任”。

  此外,《国富论》中也提到了教育的重要,提倡政府推动教育的发展。亚当·斯密指出,在自由国家,政府安定主要依靠有力的舆论,而这与公民的受教育程度有关。公众教育程度越高,受教育者越多,越有公正判断的能力。

  从《国富论》初版出版到今天已经两百多年了,然而,《国富论》中许多观点对于今天的社会经济活动都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承认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利己性是搞市场经济的前提。“人是利己的”这一人性假设被认定为是研究、从事经济学的第一块基石。书中指出,计划经济对人性的假设不符合真实的人性,而在这个错误的人性假设基础上的理论和实践也必然是错误的。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利己性本来就是不言而喻的,就像买东西的人都希望买尽量便宜和好的东西,而卖东西的人都希望东西卖得价钱高一些一样自然。只有承认这个不变的定律,才能站在正确的角度上研究经济学。

  其次,亚当·斯密主张分工,提倡分工的好处。这在当今社会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分工促使专业化,分工让每个人更有效率的生产,然而我认为,在现实生活中,社会资源不会像书中前提假设的那样可以完全自由流动,即使可以,自由流动达到的社会生产状态也未必是人们最期望的,因为人们存在自身的偏好。无论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或是一国之内地区与地区之间,或是一个地区内企业与企业之间,政府或生产商出于某种长远的考虑或额外的目的会暂时采取一些违反经济基本原理的措施,例如贸易保护以扶植特殊产业等。分工对于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来说或许是合意的,但如果人为的将利益区域化,分工、自由贸易就不一定是最可取得了。

  最后,亚当·斯密对于政府所论述的其作用今天仍被大多数人所认可,但今天,更多的人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也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适时监管。市场的作用是有限的,同时,斯密在书中将经济活动的前提过于理想化与简单化,而这些假设在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或者说很难存在。因此基于其上的政府理论也有待完善与修改。

  总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即使在今天,大到国家、小到个人都对我们从事经济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迄今为止,经济学领域的主流经济学都是建立在《国富论》的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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