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梁启超的作文

在重庆与北京的旅途中，其实还写了另一篇文章，介绍梁启超先生谈作文的书。回来后，筋骨松软，随笔懒得写，且把这篇也贴上，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吧∶

关于梁启超的作文

梁启超《作文入门》推荐序

梁先生这本书，包含两大部分，一是一九二二年在东南大学讲的「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一是前一年在清华讲的「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二文题目相关，且一谈散体一谈韵文，既互补又呼应，因此历来都并在一块儿看。例如卫士生、束世澄笔记前面那一篇的序文中便特别提醒读者∶必须参考梁先生后面那一篇。

这两篇讲稿，主要是教人读文章写文章，同时还告诉人如何教学生写作文。因为无论什么文，学生会不会作，跟教师会不会教都有绝对的关系。梁先生此书最精采处，或即在此。教材该怎么选怎么编;教时该怎么分期分类;应如何整理学生的思想;如何令其分组阅读，读了讨论;如何命题;如何指导学生准备;乃至他主张少作，一学期只要好好作两三篇;老师也不必修润文字，只要详改其思路与结构等，我都以为是真知灼见。至今大家仍然不太会作文，大中小学里仍不会教文学，恰好就是不听梁先生意见的结果。目前海峡两岸编的课本，都是东一篇西一篇，缺乏文学的条理;学生写作文，更是毫无指导，只规定他拼命写;写完，教师负责的，还改改文句，否则给个评语了事，或竟交由学生互相订正。我昔年打工，就曾长期替一些先生改他们学生的作文卷。试想，卷子都请人代批了，又如何会用心指导学生写作呢?

因此，像梁先生这样的大学者大文豪，而竟关心此事，勤恳讲说，我以为甚是可敬，所讲至今亦不过时。非唯不过时，还恰好符合时代之需。

这本书的两个演讲稿，也可以看成是梁先生现身说法。看他教我们怎样读诗，看奔迸的表情法和回荡的、蕴藉的有何不同，回荡的表情又有螺旋式、引曼式、堆垒式、吞咽式等种种不同，实在是种享受。梁先生自少年起，便以文字动天下，一九二二年胡适作《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还曾将梁先生列为「影响近二十年的全国青年思想的人」。梁先生对青年的影响，即由于其文章。论者形容其笔锋常带感情，文字具有魔力。这样的文章如何写成?梁先生金针度人，奥妙就都在这里了。梁先生是有多方学术兴趣的人，治学方面极广，忽然关心起中学作文教育，似不足怪。但促成他讲或写这个题目，却别有因缘，不可不知。

在一九二一年十月，第七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通过了一个新学制草案，又称辛酉学案。由于是新制，所以随后就引起了国文教学界的争论。梁先生在演讲中提到∶对于国文应该教白话抑或文言，南北两大学颇生争端，即属其中之一例。梁先生不但关心此事，而且他与友人合办的《改造》杂志，即于一九二二年三月，第四卷七号上开始连续刊登一则「中华书局新孝中学教科书征求意见及教材」的广告，征稿缘起明言∶「新学制案大体已具，教科用书自应改革」，故「中学国文应如何编制?语体、文体如何分配?」就是他们思考的重点之一。以梁先生和中华书局、《改造》杂志深厚的关系，此等事纵非梁先生主导，亦必参与议论。因梁先生在东南大学演讲，也就在这个时候，其讲稿则发表于《改造》四卷九号。后来稿子一由中华书局在一九二五年出版，也就是现在这本《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一经修改增补后，收入《饮冰室合集》，改题《作文教学法》，一九三六年出版。《合集》中，其实还有另一篇《为什么要注重叙事文字》。但只是未竟之草，且未署年月，估计也该是这一时期所作。

当时梁先生也不只在东南大学讲这样的题目。依他给束世澄等人的信上说，一九二四年北京师范大学也邀他开过此课。此外，修改增补的《作文教学法》，是一九二二年七月在南开大学讲的。

上这些课，大抵是同一本讲义，但据梁先生一九二二年七月廿四日与徐佛苏的信上说∶「弟现时预备讲义，夜以继日，每日两时以上之讲义，穷一日之力编之，仅敷用，尚须别备南中所讲」，可知梁先生备课极为认真，而且在各校所讲并不一致，不是一本讲义说到底的。另依梁实秋先生回忆，梁先生演讲时，会在笔写的讲稿外，随时引证许多作品。可见梁先生既非一稿通用，亦非照本宣科。

梁实秋先生的回忆，写得十分精采。本来在梁启超过世时，徐志摩便准备在《新月》杂志编一纪念专号，胡适、闻一多、陈纪滢、梁实秋都答应供稿。可惜后来不知何故，专号没编成，各人也都未写出文章。梁实秋到了台湾后，暮年追味清华园旧事，才补记了梁任公这场韵文如何表现感情的演讲，把梁先生演讲时的神情、趣味，以及强烈感人之状态都写出来了。记梁先生演讲的，还有梁容《梁任公先生印象记》，说的是他在北师大讲「国文教学法」的事。两相对照，可知梁先生演说是极其动人的，惜乎斯人已沓，今已不能听闻，只能由讲稿上彷佛遇之。

梁实秋说∶听梁启超演讲和读他讲稿之不同，犹如看戏和读剧本。这话一点儿也不错。但没有剧本又如何演戏?好的演出，固赖演员之工力，然好剧本必不可无。此所以梁先生编讲义才需如此费心也。在梁先生讲作文教学法之际，因是时代话题热点及现实所需，故从事者颇不乏人，著名的还有陈望道《作文法讲义》，一九二一年九月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连载，次年三月上海民智书局出版;夏尊《文章作法》亦脱稿于一九二二年，二六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这些也都是很有价值的著作，对教作文写作都很有裨益。但拿来跟梁先生比较，就会发现有两个大差异∶

一是当时这些著作为了速成以应社会之需，大抵均如夏先生自己说的∶「内容取材于日本同性质的书籍者殊不少」(见自序)，缺乏原创性，或原创性不如梁先生高。所以像陈氏书和夏氏书，对文章类别的划分就相当一致。梁先生则无论是总体架构或个别举例，都是自己创构的，可说是独出心裁，因此格外可贵。编讲义耗神，这是主要原因。

另一重大不同，是陈氏夏氏的书教授作文法均以白话文为主，对尔后像开明书店编的国文课本影响很大;梁先生则「主张中学以上国文科以文言为者」，所以举例和讲解都针对文言文。

梁先生并不反对白话文，且认为高小以下要教白话文，但中学以上便应以文言为主，参讲白话。至于写作，则是文白都可的。原因很多，他说∶「因为文言有几千年的历史，有很多很好的文字，教的人很容易选得，白话文还没有试验得十分完好」，是其一;文之好坏，和白话文言无关，是其二。也就是说，好文章，都有一定的理则，如设想好、结构好、修辞好，不论文言或白话，都可以是好文章。若设想平庸、结构软沓，无论白话或文言也都不会是好文章，这些理由皆是就文论文而说的，若再加上文言的历史性，那就更明确了。

文言文因它的历史性而显得古老，今人生畏，不敢亲近，以为它与现时世界无关，是它的弱点。但这同时也就是他的优点。我们读一篇《岳阳楼记》，除了赏其文理辞采之外，同时也会令我们得著历史知识与情感的体会，那是读白话文所不能获致的。像梁先生的书，讲《诗经》《楚辞》如何表情、《左传》《史记》如何叙事，虽然只说作法，但经由他一分析，令我们恍然大悟古人文章之妙，一种文化情感、历史体会就自然蕴生于胸中，觉得历史文化深邃而可亲。梁先生的'书也因此不只是一本谈作文技巧的书，而上升为一本文化书，在向我们讲述中国文化之美。这跟他选材于文言及古诗辞，难道没有关系吗?

可是在梁先生以前，讲文言文作法的书多得是，为什么那些书又没有梁先生这部讲稿的效果呢?且不说明清时期教文作文的《文章指南》一类书，当时还普遍在市面上流通;就是民国初年桐城派姚永朴在北大的讲义《文学研究法》廿五篇，或林纾的《韩柳文研究法》等，也都是讲古代名篇的。梁先生谈写作文教作文，却皆不依傍这些传统的诗词文话，自具机杼，所以有组织有条理，充满了新意，让新时代人看了，毫无陈腐气。

例如他开宗明义就说文章的作用，是要把自己的思想传达给别人。依此定义，再分两头，一自己的思想部分，有二要素∶一要有内容，二要有条理。这似乎是桐城派「言有物」与「言有序」之说，但是桐城就文章讲，梁先生就思想说，以见文章的条理本于思想的条理，且是在一个新的论理架构中讲。所以接下来说思想要传达给别人，也有二条件∶一要说得出，二要令人懂。再次，则说文章种类。文章种类，从《文逊以来，讨论的人大分特分，分成了几十上百类，梁先生却从思路分，只有两类，∶一是吸收客观事物成我思想内容的记述闻见之文，二是发表我主观见解的论辩文。底下再分别论之。如此，纲举目张，简截明锐，读之不唯可知作文观文之法，亦可知思维方法。反观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还在讲刚柔、奇正，还在以神、气、势、骨、机、理、意、识、脉、声配阳;以味、韵、格、态、情、法、词、度、界、色配阴，且自诩为口诀秘传者，真是相去不可以道理计。

在记述文和论辩文两大类中，梁先生前者谈得较多，后者较简，大约是因讲演时间不够使然。但对比梁先生另一篇《为什么要注重叙事文字》，便可知道先生对中学教作文而不重记叙，只偏论理是极不满的，认为八股科举时代就重论说，论得好的就奖励，结果学生腹笥空洞，信口评论，养成轻率刻薄，不负责任等等毛病，反不若练习记叙文可培养观察分析、客观记录之能力，塑造健全之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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