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中不可忽视中英文化差异

　　摘要:文化因素在文学翻译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确地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对于提高翻译作品质量和促进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探讨了几种处理文学翻译中文化差异的方法,无论采用哪一种方法或兼并使用,翻译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更完美的翻译作品—— 如何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

　　随着全球经济、政治和科技的一体化,多元文化并存势在必行,文化在各国交流与往来中变得极为重要。受其影响,文化成为文学翻译作品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今天的社会中,翻译已不再仅仅被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被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翻译成为了一种文化模式的转换。人们用“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跨文化交际) ”、“intercultural cooperation ( 跨文化合作) ”、“acculturation(文化交融) ”或“t ransculturation(跨文化交际) ”等一系列术语来替代“翻译”(郭建中,2000 , P277) 。因此,怎样更加准确、恰如其分地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是创造完美翻译作品的要害。本文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尽量减少文化差异的四种不同的翻译方法。

　　一、文学体裁和文化差异

　　翻译实践是与翻译作品的文体紧紧相联的。不同文体的翻译作品有着各自独特的语言特征。只有在同时把握源语和目的语两种语言的特征且能熟练运用两种语言的情况下,译者才能创造出真实体现源语风格的翻译作品。作品语言风格的不同就意味着所蕴涵的文化因素也各不相同。例如:就科技体裁的文章而言,其所承载的文化因素较少。在这类作品的翻译过程中,准确如实地将源语信息内容转化成目的语远远比对两种语言文化的转换要重要得多。相反,在文学体裁的作品中,如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化就成为翻译中应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假如忽略了文化因素,译作就成了没血没肉的、只是由词汇和句子堆积起来的躯壳。在读者眼里,失去了文化的译作也是没有灵魂的作品。因此,优秀的译者在文学翻译实践中应充分考虑如何处理不同体裁作品中的文化差异。

　　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诗歌是富含文化因素最多的一种文学体裁,无论是其形式或内容都充分展现了它自身的文化特性。例如:英语的十四行诗和汉语的七律诗都体现了各自浓厚的文化特色。在翻译实践中,除准确地再现诗的内涵、风格和原作者的思想外,还应译出诗的文化特色。许多翻译技巧,例如增补、注释、回译、替代等,都可以用来解决翻译中出现的文化差异现象,从而使目的语读者能够充分体会源语的文化风格。众所周知,汉语语言重视意合(Parataxis) 而英语语言注重形合(Hypotaxis) 。汉语意合的典型特征就是语言中有许多无主语句和不完整的句子,但是,在正常的英语语法中,句子必定有主语。因此,在英汉翻译中,可以通过增加或删减主语、宾语、关联词等来实现语言和篇章的连贯以及解决两种语言文化差异的矛盾。例如,唐代诗人李白的《静夜诗》中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可译为了符合英语形合的特征,译者按照英语“主谓宾(SVO) ”结构的语言模式,增加了主语“I”、关联词“if”和谓语动词“see”;译者采用诠释的方法,将“床前明月光”译成了“Abed , I see a silver light”1替代也是通常用来弥补文化差异的一种翻译技巧。例如:“众人拾柴火焰高”可译作”Many handsmake light work”。这里,译者根据英语读者的文化习惯用“众人干活活不累”替代了“众人拾柴火焰高”。再如,“胆小如鼠”被译作“as timid as a rabbit”。当汉语转换成英语后,“兔子”代替了“老鼠”,因为英语国家的读者在他们的文化氛围中认为“兔子最温顺”,而不理解“胆小如鼠”。

　　其它类似的例子如下：如鱼得水like a duck to water

　　多如牛毛as plentiful as blackberries

　　一箭之遥at a stone’s throw

　　水中捞月to fish in the air

　　身壮如牛as st rong as a horse (陈安定,1998 ,P271)

　　翻译之前,认真研究文学作品的体裁和语言特征是处理文化差异的一个要害。译者应根据英汉两种语言的特征,采用增加、注解、替代等不同方法尽量减少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

　　文学翻译的概念

　　文学翻译除了说明要传达出“思维内容”外，还着重强调了“风格特色”——因为这正是文学作品不可缺少的关键之一。没有风格的作品必然显得苍白无血，毫无生气，正如人缺少了他的个性一样。而作品有了风格，人物的音容笑貌便会跃然纸上，机趣横生。因此，作为文学翻译，它必然也要力求传达出原著的这种精神风貌，否则这种翻译是毫无意义的。

　　另一方面，文学翻译还强调了“忠实、准确”——这可是文学翻译的要害，也是基难点所在。翻译毕竟不是创作，其性质决定了它必须忠实准确地传达出原著的精神风貌，而不得随心所欲，自由发挥。但是由于两种语言特点不同，规律不同，一层不变地进行翻译是产生不了应有效果的。因此就需要进行调整，在保持“神韵”的准则下语言上作些变通——这便是文学翻译的“再创作”。不如此，翻译出来的东西看似忠实，实则成了死译、硬译，违背了原作的精神风貌。

　　文学翻译的标准

　　翻译的标准,历来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论述不一。从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来看,翻译者离不开一个科学翻译理论的指导。而这一理论的核心问题则是翻译标准的厘定。笔者认为,翻译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存在着普遍性和特殊性二者之间的矛盾。因此,翻译标准也应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之分。换言之,对于不同类型的原文应遵从不同的翻译标准,不能等而化之。例如,译科技文应有科技文翻译之标准,译文学作品应有文学翻译之标准。无论是什么类型文章的翻译,都一律用“信、达、雅”这一宽泛的标准来衡量,显然有失科学和公允。据此,笔者以为,文学翻译的标准不应囿于严复的三字标准,文学翻译者也不必斤斤于“信、达、雅”而不敢擅越雷池一步。从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角度考虑,笔者以为文学翻译的标准应取严复标准之“信、达”而去其“尔雅”,继之在文学翻译实践中以“信、达、美”的标准代替其“信、达、雅”的标准。

　　这就涉及到对文学这一特殊艺术的理解和评价上来。如前所述,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既为艺术,则文学和其他各种形式的艺术一样,当自有其欣赏价值或者说审美价值寓于其中。而这种审美价值的实现,从根本上取决于整部作品的审美诸要素。一部文学作品是否成功,是否能传之久远,依赖的不是别的,正是其审美功能。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作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论述。笔者愚见,孔子之所谓“言”若只论当时之语录体散文,则“言之无文”中的“文”当作“文采”讲。换个说法,亦可当严复之“雅字讲。问题在于,我们倘若要用“言”指今日之文学,则断不能用一“文”字去裁判其成功与否,因为“写作是在创造美”,而美并不全指文采。此种种,绝非一个“雅”字所能概括。因此,笔者主张将文学翻译的最后一个标准定立为“美”,使译者在“信、达”标准规范下所复制出的文学译品经过“美”的标准升华后还原为一件艺术品。对于翻译者而言,也只有使自己的译作在审美价值上等量于原作,从而使译语读者的所读所感等同于原语读者的所读所感,才能真正实现奈达(EugeneA.Nida)所主张的“等效原则”。

　　那么,如何实现文学翻译中“美”的标准呢?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弄清楚文学作品中的“美”是如何表现的。毋庸赘言,文学作品由两大要素有机构成:其一为内容,其二为承载这一内容的语言形式。而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既需内容美作其成功之根本,又需形式美作其成功之依托。内容美和形式美,二者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缺一不成为可兴、可观、可群、可怨之艺术品。文学作品这样,文学译品亦然。要实现文学翻译中“美”的标准,译者必须首先在理解原作“双美”上多下功夫,化我(译者)为他(作者),移情会神,最大限度地领悟原作之美;其次,还要在表达原作之美上竭尽才情化他作者为我译者将自己的所得所感灌注于译品之中,在原内容和新语言形式之间找到完美的结合点,再现原作的整体美。具体来说,实现文学翻译中“美”的标准可从再现原作内容美和形式美两个方面着手。

　　可从再现原作的音韵美、修辞美、篇章结美三个方面来把握。音韵、修辞、篇章结构反映了作品语言形式从小到大、从低级到高级的渐进递增关系。这种关系要求译者对原文语言形式从音韵而修辞,从修辞而篇章结构进行美学审视,继之将自己的审美感受凝于笔端,再现于译者语言形式之中。仍以Bynner对李白《静夜思》的翻译为例。众所周知,韵律工整优美是中国古代诗歌的重要特点,在《静夜思》这首诗中,李白用“光(guang)”“霜shuang”“乡xiang”三个韵母相同的字分别作三个诗行的尾字,从而使全诗在吟咏时产生出一种悦耳的音乐效果,即音韵美。不可否认,这种音韵美是使李白这首诗所以能流传千古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遗憾的是,Bynner的译诗虽然在传意方面十分出色,但是在传美方面却显得不足,原诗所具有的押韵美基本无存。

　　文学翻译研讨会在京开幕

　　“作者和译者，是这个世界上一种奇妙的关系，我们天各一方，但译者参与和扩展了作者的创造，而作者通过译者走进了陌生的人群，获得了自己也会感到陌生的语言。‘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一联中国诗句说的似乎就是作者和译者，我们是心心相印的知己，而翻译使远隔天涯的读者成为了亲切的邻居。”8月20日，“全球视角下的中国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的这番讲话获得了持久的掌声，真诚而诗意的表达一下子拉近了中国作家与汉学家、翻译家及出版人的距离。这是继20xx年后，中国作协第二次举行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邀请了来自韩、日、美、英、法、德、俄、意、埃及等15个国家的27位汉学家、翻译家及国际出版机构的代表，与中国作家、学者探讨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下做好文学译介工作，增强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的影响力。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研讨会上致辞。中国作协副主席莫言、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李敬泽出席研讨会。活动开幕式由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健主持。

　　铁凝代表中国作协向远道而来的各位汉学家、翻译家及国际出版人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真诚的感谢，并介绍了近年来中国作协为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所作的积极努力。她说，两年来，中国作协继续致力于推动中国作家和外国同行的交流，推动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接受了多位国外翻译家的资助申请，并与许多国家开展了双边交换互译作品出版；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向国外译者、出版商推介中国优秀作品，帮助他们申请文学翻译资助。我们举办了多次中外文学论坛，分别在庐山、唐山和天津举办了“国际写作营”。同时，我们也致力于文学翻译媒介的发展，中英双语版《中国文学》丛书在近期创刊出版，《人民文学》杂志社去年推出了英文版。除此之外，每年也有许多作家应邀出访国外，特别是20xx年伦敦书展，中国作为主宾国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学的独特魅力。已连续举办多届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中国作家与出版商之间搭建起了版权交易与合作的平台。

　　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学与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架起了各个国家民族沟通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它为各国人民提供了丰富而深入的了解方式，使他们得以深入彼此的心灵和思想，实现相互信任、和谐相处。也因此，翻译家充满智慧和艺术的劳动显得尤为必要和宝贵。铁凝指出，从古至今，翻译之于文学、文化和文明的发展都曾起到巨大的作用，这不仅是学术上的共识，也是基本的文化常识。但是，我还是想强调翻译中所包含的艰辛而珍贵的创造，各种语言之间的互译不仅是人类文化创造和发展的重要源泉，它本身也是人类创造力的体现。就中国来说，来自不同国度的文学作品，丰富着中华民族的语言经验，使汉语的思想和表达能力不断得到扩展。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历史中能始终葆有强健的活力，其原因就在于她以开放的态度接收着世界上各民族优秀的文化经验，同时，我们也热诚地希望与世界各国人民分享我们的创造成果。

　　学者们的这次中国之行紧张而充实，主办方在几天内安排了多场演讲、对话及参观活动。8月20日，李敬泽在演讲中介绍了近年来中国文学的概况。他说，让更多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了解真正的中国社会，将是作家和汉学家们共同努力的方向。来自俄罗斯的罗季奥诺夫代表与会汉学家致辞说，中国是一个文学大国，在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中，不仅有很多人写书，还有更多人热爱阅读。上周应邀赴贵州的经历让罗季奥诺夫惊奇地发现，这个地处边远、经济欠发达地区竟有那么多人热爱并从事文学写作。他认真阅读了当地作家、文学爱好者创作的30多本小说，这些作品达到的水准让他大吃一惊。因此，他更觉得有必要、有责任向世界译介更多、更优质的中国文学作品，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学，并通过文学了解真实的中国。

　　时隔两年后再次相聚北京，许多作家、汉学家早已是老朋友，徐坤、刘震云、余华等与克拉拉、朴宰宇、白睿文等热络地问候交谈，更关心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话题。美国汉学家桑秉华专门为这次研讨会制作了贺卡，封面是她亲手绘制的一幅水彩画——一只仙鹤停在树下回眸远望，寄予着真诚美好的祝福。主题演讲环节，专家学者们梳理中国文学的新形式、新问题，阐述各自的新观察，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在接下来的研讨中，与会者从各自的创作、翻译、出版实践出发，聚焦“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文学翻译”，探讨选择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推荐给海外读者，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实现文学性与商业性的平衡，怎样扩大中国文学作品的海外读者群，改变他们的阅读期待，从而使国外读者获得真实、美好的阅读体验。

　　日本翻译家饭塚容今年终于实现了出版一套介绍中国当代文学丛书的愿望，10卷本的《Collection中国同时代小说》向日本读者译介了阿来、迟子建、方方、王小波、韩东、苏童、刘庆邦、王安忆、李锐、林白等人的作品。他说，“要想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办法是阅读该国作家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展现了当代中国生活的多种风景，作品中坚强不屈、积极向上的.中国人形象将会给日本读者带来感动和激励。”向世界读者展示真实的中国是所有人的心声，荷兰汉学家林恪认为，有一些作家为了迎合西方读者尤其是欧美读者的审美需求，开始考虑适应英美文学的标准创作，这就失去了中国文学本来的面目和魅力。

　　选择什么样的作品推荐给外国出版社及读者是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埃及汉学家阿齐兹希望能够在中国作协的支持下选择一些经得起时间考验、受到中国评论界和大多数读者公认的优秀作品。乌克兰汉学家娜佳从乌克兰读者的阅读出发，谈到了普通读者和专业读者的阅读期待。她觉得乌克兰读者首先感兴趣的是中国文学作品的中国特色，愿意阅读“风味”浓重的中国文学作品，但选择作品不能只考虑读者，还要兼顾作品的文学价值和商业价值。

　　翻译作品的质量也是大家特别看重的，有学者指出，文学作品的翻译一定要注重质量，从作品的选择到译者的选择都要遵循严格的标准。翻译质量不高的书籍损害的绝不只是读者与作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它严重损害了中国文学本身。西班牙汉学家达西安娜·费萨克认为，中国文学作品的西班牙语翻译与其他语种翻译都面临基本相似的问题，在这个速度与效率至上的时代，译者更应该看重译文的质量，优秀的翻译者应该有较好的汉语水平，同时有一定鉴赏把握文学作品的能力，再就是要具备一流的本国语能力。

　　与会者交流各自的心得体会，都缘于对汉语的热爱、对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的热爱。诚如铁凝所言，今天的主题中有一个词叫“全球”，我们的古人并不知道世界是圆的，所用的词是“天下”，他们相信，在日月星辰之下，所有的人都能沐浴文明的光辉，都应充分交流经验、梦想、智慧和真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的研讨是全球视角下的对话，也是灿烂星空下的心怀天下的对话。

　　文学翻译也是一种信仰

　　在中国，关于文学翻译报酬微薄、难出大师，已经成了老生常谈，但却始终没有破解之术。现在的局面，是译者、编者、读者都有意见，恶性循环。我认为，最终的解决之道，是靠各位从业者的爱岗敬业，并且以此获得有心人的赞助与支持。

　　翻译报酬过低，行业难以留人，这也是事实。舆论多呼吁有关部门提高稿酬标准。这是办法，但不应是唯一办法。指望稿酬标准提高，也是业界的“等、靠、要”。没有人拿着枪指着出版社老总要他们不要给出差别稿酬。民间也可行动起来。

　　外部条件再欠缺，都不能成为译者和出版社敷衍马虎的借口。作为一个翻译，如果觉得太亏，就干脆歇手不要再做，不要一边翻译一边抱怨。翻译需要真正热爱翻译的人去做。同时，我也希望社会能给译者一些宽容和理解，不要抓住一两个错误，甚至只是风格上和自己所期待的不符，就把整部作品否定。大师们也都是在失误中摸爬滚打出来的，这需要一些宽容。

　　林少华：文学翻译的生命在文学

　　林少华

　　●我认为文学翻译最重要的就是审美忠实。换言之，文学翻译的生命在文学，在文学性或文学审美。

　　●随着国际交流的频繁、外语热的白热化和懂外语人数的迅速增加，当下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主要问题，较之准确性，恐怕更在于文学性的缺位，以致读起来味同嚼蜡。

　　●文学翻译实践丢掉了文学性，文学翻译批评又丢掉了文学性甚至学术性，不妨说是当下译界值得警惕的一种退化。

　　林少华：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翻译家。

　　幸也罢不幸也罢，近两三年我的文学翻译作品颇受关注。人家慨然关注我，而我若一言不发，一来有失礼之嫌，二来有误解之虞，二者均无助于翻译事业的发展，故今天斗胆撰文。与其说是回应，莫如说借机谈一下我的所谓翻译观，即我所大体认同的关于翻译的言说或观点，当然也多少包括我个人的体悟。

　　我倾向于认为，文学翻译必须是文学——翻译文学。大凡文学都是艺术——语言艺术。大凡艺术都需要创造性，因此文学翻译也需要创造性。但文学翻译毕竟是翻译而非原创，因此准确说来，文学翻译属于再创造的艺术。以严复的“信达雅”言之，“信”，侧重于内容(内容忠实)；“达”，侧重于行文(行文忠实)；“雅”，侧重于艺术境界(艺术忠实)。“信、达”需要知性判断，“雅”则更需要审美判断。审美判断要求译者具有艺术悟性、文学悟性。但不可否认，事实上并非每个译者都具有相应的悟性。与此相关，翻译或可大体分为三种：工匠型翻译、学者型翻译、才子型翻译。工匠型亦步亦趋，貌似“忠实”；学者型中规中矩，刻意求工；才子型惟妙惟肖，意在传神。学者型如朱光潜、季羡林，才子型如丰子恺、王道乾，二者兼具型如傅雷、梁实秋。至于工匠型翻译，当下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也不敢举。严格说来，那已不是文学翻译，更不是翻译文学。翻译匠和翻译家的区别在于，前者传达语法、意思和故事，后者再现表情、感动或审美愉悦。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文学翻译最重要的就是审美忠实。换言之，文学翻译的生命在文学，在文学性或文学审美。

　　而这正是目前文学翻译实践、文学翻译批评的盲点所在。窃以为，随着国际交流的频繁、外语热的白热化和懂外语人数的迅速增加，当下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主要问题，较之准确性，恐怕更在于文学性的缺位，以致读起来味同嚼蜡。于是人们不禁要问，原作本身是否味同嚼蜡？如果不是，那么译者标榜的忠实或准确性又体现在哪里呢？事情十分清楚，那才是致命的不忠实、不准确，纵然语法、词汇、句式等形式层面贴得很紧甚至无懈可击。换言之，无论有多少理由，翻译文学作品都不该译丢了文学性。

　　不过一般说来，这不会是译者有意为之，而大多是译者缺乏文学自觉、文学悟性所使然。奇怪的更是批评界，一些谈论文学翻译的学者也丢了文学性这个根本。也许受费道罗夫“等值翻译”和尤金奈达“等效论”等西方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影响，批评者往往逐词逐句对照原文，从科学性、技术性、工具性角度分析译文与原文是否等值，而忽略了作为文学译作生命的文学性或整体审美效果是否等效。好比拿着显微镜窥看孩子眉毛的长短和根数同妈妈是否相等，而不观察眼神和气质是否接近。

　　不无遗憾的是，对拙译村上作品的批评也存在类似情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东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藤井省三先生。他在20xx年7月出版的《村上春树心底的中国》一书中严厉批评作为笔者翻译观之核心的“审美忠实”。他以《挪威的森林》中玲子弹吉他之句为例，批评“林译的‘审美忠实’反倒显得浓妆艳抹”。根据是村上原作用的是“口语体”，而拙译用的是“文语体、书面语体”。藤井先生的批评诚然引起了反响，但真正表示赞赏的学者则很少，尤其鲜有日文教授。究其原因，华东师大博导高宁教授最近就此指出了两点。一是，村上作品文体问题在学者之间存在争论，二是，藤井先生作为国外汉学家，“对汉语诸多微妙之处的把握究竟达到何种程度，恐怕还是留有考察余地的”(《关于文学翻译批评的学术思考———兼与止庵先生商榷》，载《东方翻译》。第一点涉及批评依据，第二点关乎批评资格。作为学术批评，二者都非同儿戏。

　　据我所知，学者中对“藤井说”明显持认同态度的，似乎只有止庵先生一位。前不久他发表文章：“今年春天‘村上御用翻译林少华遭《1Q84》版权方弃用’，在书界轰动一时，其实是两年前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在所著《村上春树心目中的中国》批评林译村上春树作品的后续效应。”(《关于翻译的外行话》，载于《文汇读书周报》，20xx年12月17日)。且不说内容是否属实，仅就“御用”、“弃用”这种表达方式而言，就完全无视中文译者的尊严和主体性。而后，并不精通日文的止庵先生深入日语微观文本，直接借用藤井先生之例，断言拙译“总给以‘隔’的感觉。所以也可称之为‘隔译’———距离原著所描绘的特定意思或特定情形显然较之‘直译’要远，或许远到不着边际的程度。”而日文教授高宁先生的论文得出的结论是：“原文、译文两相对比，在语序上，两者相去不远，整段译文基本上沿原文顺流而下，并不‘给人以隔的感觉’。”而且，高宁教授还注意到了其他两种译文“修辞不周”、“不像文学语言”———季羡林先生认为“‘雅’是对于文学语言的忠诚”———即文学翻译的文学性问题，而止庵先生的批评不仅在学术性上有待商榷，还丢掉了文学翻译的文学性———批评文学翻译不提文学。

　　文学翻译实践丢掉了文学性，文学翻译批评又丢掉了文学性甚至学术性，不妨说是当下译界值得警惕的一种退化。套用翻译家、北大教授许渊冲先生批评西方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说法，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不谈美。下焉者只谈‘形似’，上焉者也只谈‘意似’，却不谈‘神似’，不谈‘创造性’”(许均等著《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P49)。如此翻译下去、批评下去，文学译作不“味同嚼蜡”、不“给原文压得扁扁的”(董桥语)像个瘪三才怪！毫无疑问，文学翻译应回归文学，回归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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