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黄鹂》——文学史解读
|
|
福建林 隽 2月26日
|
《黄鹂》一文运用象征手法，用黄鹂来象征文学乃至文艺，言近旨远，寓意深刻，几乎成了一部高度浓缩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及其深刻反思录。现在，就让我们从文学史的视角来对其进行一番解读。
众所周知，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史是以1917年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为开端的。孙犁生于1913年，12岁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所以文章开篇即写道：“这种鸟儿，在我的家乡好像很少见。”他十分喜欢鸟——文学，却“都好像没有见过这种”美丽的黄鹂——新文学。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之“新”就“新”在它大大扩大和强化了文学同现实生活的直接联系。当时，倡导的文学“为人生”的主张对孙犁有很大的影响，并成为他以后文学创作和评论的理论基础。因此“童年”的他“很迷恋过一阵捕捉鸟儿的勾当”——用“为人生”的文艺观进行一些文学批评和创作，这在他早期及以后的散文、小说与文学评论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直到“抗日战争期间，在不断的炮火洗礼中”，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河北“阜平县的山村”，作者方“初次见到它”。这时，黄鹂成为抗战文艺的象征。抗日战争呼唤着大批文艺工作者走出个人的狭小天地，投身到风起云涌的抗战洪流中。因此，“在茅屋后面或是山脚下的丛林里，我听到了黄鹂的尖利的富有召唤性和启发性的啼叫”，它们是中国军民团结御侮，争取民族解放的现实生活的艺术再现。抗战文学是继“五四”文学革命、左翼文学之后，中国新文学史上又一重要的特殊的发展阶段，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东方一翼。诞生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这类作品，回荡着粗犷的怒吼和高昂雄壮的旋律，与国统区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更“富有召唤性和启发性”，更充溢着胜利的信心和民族的自豪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然而，尽管在当时看来，黄鹂“金黄的羽毛上映照着阳光，美丽极了”，可最终“飞起来，迅若流星”，“常常是在我仰视的眼前一闪而过”，“想多看一眼都很困难”。文章第2段结尾这看似极其普通的一笔却对抗战文艺的进步性和局限性作了科学、清醒的总结和反思。
孙犁作为作家，“因为职业的关系，对于美的事物的追求”，“有时简直近于一种狂热”。这正体现了一代进步知识分子矢志不渝的文学追求和人生追求。在作者看来，一方面，文艺服务于抗战，诚然功不可没；可是另一方面，当时绝大多数的抗战文艺作品却不同程度地忽略或放弃了文艺的创作个性和文艺形态多样化的提倡，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时效性、功利性等多种美学特征。一些适于战时，小型化、通俗化、报告化乃至公式化、概念化的文艺作品大量涌现。诚如茅盾所说，当时“文坛上的主要倾向是着眼于一个个壮烈场面的描写”，从而“造成了题材的单调与贫乏”，“热烈有余而深刻不足，尤其是仅呐喊助战”。①
1949年7月，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凯歌声中，“两只黄鹂飞来了”——经过炮火洗礼的解放区和国统区两支文艺大军在北京胜利会师。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一番简短有力的讲话给文艺工作者以极大地鼓舞：
“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有理由欢迎你们!再讲一声，我们欢迎你们!”②
于是“这一次，它们好像喜爱这里的林木深密幽静，也好像是要在这里产卵孵雏，并不匆匆离开，大有在这里安家落户的意思”。虽然新中国百废待兴，“甚至有些近于荒凉”，然而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却满怀饱满的革命热情和创作激情，积极投入到新生活的激流中去，文艺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潮。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丁玲、赵树理等老作家青春焕发，王蒙、邓友梅、陆文夫等大批新作家也不断涌现，长篇小说大面积丰收，电影、戏剧文学、散文和中短篇小说蓬勃发展。这时作者也不禁心花怒放：“一听到它们叫唤，心里就很高兴”，“每天，天一发亮，我听到它们的叫声，就轻轻打开窗帘，从楼上可以看见它们互相追逐，互相逗闹，有时候看得淋漓尽致，对我来说，这真是饱享眼福了”。
这种形势如果发展下去，当代文学一定会出现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更加兴旺的景象。然而，短短两年之后，从1951年11月到1952年，首先在北京，紧接着就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艺界整风学习运动，要“帮助广大的非工人阶级文艺工作者进行思想改造”，要“整顿文学艺术团体”使之“成为战斗的组织”。③此间和此后爆发的对电影《武训传》、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唯心主义观点以及胡风文艺思想过火的讨论和批判，是建国初期文艺界三次最重大的文艺思想论争，有上千篇文章、数百名文艺工作者被公开点名、批判，甚至酿成了不少冤假错案。迫于当时的严峻气氛，许多作者都进行了违心的检讨。这种群众运动和政治批判式的文艺论争环境给广大文艺工作者带来了很大的政治压力。“黄鹂”们开始踌踏了，彷徨了。作者也“在树林里徘徊着，仰望着”，“但总找不到它们的窠巢所在”。此时的他不禁忧心忡忡：“它们是怎样安排自己的住室和产房的呢?”
“一天清晨，我又到树林里散步”，终于发现了症结所在：“史同志手里拿着一支猎枪，正在瞄准树上。”这是一些心本善良的人对“黄鹂”无意的威胁。可以说，这一时期由于国内外一系列主客观原因，适度地分析、批判一些不良的文艺现象，评论一些文艺作品，总结创作经验，讨论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大多是必要的。然而遗憾的是，方式方法上存在着严重的偏差。他们“兴致勃勃”地动用了“猎枪”进行“射击”，一味地用政治斗争的方式来对待和解决文艺问题。结果吓得黄鹂“飞走了”，“一去不返”了。读到这里，不管这位老病友的“史”姓是不是巧合，但作者告诫人们以“史”为鉴的良苦用心却是不难领会的。
当然，史同志经过我的一番劝说，能在“兴头儿上照顾旁人”，“答应了我的要求，没有丝毫不平之气”，这是很难得的。1956年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明确指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④这为文艺界解放思想、繁荣创作创造了比较有利的环境。然而好景不长，这一方针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干扰乃至破坏。
“有一次，在东海岸的长堤上，一位穿皮大衣戴皮帽的中年人，只是为了讨取身边女朋友的一笑，就开枪射死了一只回翔在天空的海鸥。”结果“一群海鸥受惊远，被射死的海鸥落在海面上，被怒涛拍击漂卷”。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随之而来的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1958年“大跃进”，1959年“反右倾”，以及接踵而至的文艺战线上的“反修防修”斗争，使“左”的倾向日益滋长，愈演愈烈。同时又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一些代表人物的错误的、过火的批判，直至1966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粉墨登场，演出了十年“文革”的丑剧。
在这“东风无力百花残”的近20年里，江青、林彪、康生之流扮演了极其丑陋、卑劣的角色。他们就如同那个“穿皮大衣戴皮帽的中年人”和他身边的“女朋友”一样，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疯狂地对“黄鹂”“海鸥”射击，在文艺界大搞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全盘否定、贬黜、禁止绝大多数优秀文学，残酷迫害文艺工作者。社会主义文艺园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凋零景象。从此，“再也听不到那种清脆的叫声”，甚至“渐渐把它们忘掉了”。
“有一天我去逛鸟市”，“在一处转角地方，有一个卖鸟笼的老头儿，坐在一条板凳上，手里玩弄着一只黄鹂”。那只早已久违不见的黄鹂被残忍地“系在一根木棍上，一会儿悬空吊着，一会儿被拉上来”。10年里，“四人帮”处处炮制和兜售他们的“鸟笼”，“在文艺上传播诸如‘三突出’、‘主题先行’之类的谬论和恶劣之风”，将文艺严重扭曲、异化成其任意玩弄的傀儡和篡党夺权的工具。“我站住了，我望着黄鹂”悲痛欲绝，只“觉得它的焦黄的羽毛，它的嘴眼和爪子，都带有一种凄惨的神气”。更可悲的是那位还被蒙在鼓里的“老头儿”却成了帮凶，还觉得“多好玩儿”。
直到“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在“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江南，在美丽的太湖，“我看到了黄鹂的全部美丽”。与其说这是《黄鹂》一文的结尾，不如说这是包括孙犁在内的一代知识分子对自己一生永不改变的“对于美的事物的追求”的文艺美学观的坚决肯定和对中国文艺发展前途的乐观预示。尽管《黄鹂》的创作时间——1962年正是文艺方针朝令夕改、文艺工作者无所适从的复杂年代，然而，许多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站在一起，在斗争中思索，于激愤中抗争，依然看到了文坛荒漠上新的曙光。他们美丽的黄鹂一定会“伴着春雨、宿露”啼叫，“伴着朝霞和彩虹”飞翔，它们一定会找到“它们真正的家乡，安居乐业的所在”。
历史最终证明了一切。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中国当代文学从此走上了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20多年过去了，中国新时期的文艺在创作的数量、质量上，都是过去难以比拟的。尽管我们仍会遇到许多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必将是一个“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姹紫嫣红，繁花似锦的时代——“这正是在艺术上不容易遇到的一种境界”。
注：
①《八月的感想——抗战文艺一年的回顾》，茅盾
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
③《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胡乔木
④《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