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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了!萨尔瓦多·达利


  • 别了!萨尔瓦多·达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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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月19日

      读者看到这个题目,肯定会联想到这是对一篇由一位伟人撰写的政治檄文文体上的模仿。可是,我这篇文章题目的初始目的是为了对应前些时媒体上“达利来了”的一片欢呼之声。
      萨尔瓦多·达利在一片欢呼声中降临在北京初夏干燥而炎热的空气中,为平静已久而期待着躁动的人们带来了一个借口一个理由,于是乎,整个京城的文化界“我为卿狂”。这其中除了一些商业的炒作,更有一些政治上的因素。达利作为西班牙首相访华的“先遣官”,在我们熟悉的嬉皮、玩世的表情下突然又扮了一回“文化大使”的使命,这让一贯刻意将自己标榜为一位先锋闯将的他在生前恐怕也始料未及。这让我们想起早些年另一位先锋大师劳申伯来中国的情形(劳氏也是因为当年为某一期将中国当时的一位伟人作为封面人物的《时代周刊》设计封面,而作为一位当代艺术家获得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的殊遇)。官方的支持加上媒体的炒作,使来到中国的“达利”逐渐脱离了它的初始含义,而成为北京文化界一种表白“身份”的符号,更似乎成为普通民众"文化脱贫"的认证书。于是,初夏的烈日与美术馆少有的拾伍元一张的门票也未能减少中国美术馆前排队购票的人数,更有人因不挡正午烈日的暴晒而晕倒的传闻。而展厅内很多领着孩子面带着十二分虔诚的家长们纷纷围着讲解员提着一些低级的问题,似乎让你确信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指日可待。但是回想一下去年李可染大师的回顾展和九届全国美展而少有这种盛况。那么,那时我们那些为提高下一代的文化素质而处心积虑的可敬的家长们那里去了呢,原因只是我们的媒体没有妙作。看来以后将画展与音乐会的海报挂到公交车的车厢里与宁红减肥茶的广告贴在一起倒不失为一种向大众普及高雅文化的手段。
      那么我们眼中的“达利”呢?达利一生确实画过几张好画,大师的称号怎么也不至于虚名浪得。但是比起另一位西班牙的大师毕加索来,达利就多少有点让人觉得他象一台复印机,不停地重复着他那几张经典之作的形式语言符号,几种形式符号的频繁出现,有时不免拼凑得做作生硬,让人乍一看以为是“photoshop”做的电脑拼贴图。达利的一生在绘图技术语言上没有任何贡献,他早期的几张摹仿印象派的画作没有让我们发现他在油画的技术语言上有什么过人的禀赋,但达利是聪明的,他很快放弃了这种显然不适合他发展的道路。他转而在基里柯的形而上画派冷冰冰的奇思冥想中加入了一些诗意的成分,这使他立马取得了大众欣赏趣味的欢心。就“超现实主义”的意义而言,达利远不及基里柯,但之所以达利能被大众的趣味所认可,而基里柯没有,即在于达利采取了这样一个策略:1.古典主义的绘画形式;2.弗洛依德式的析梦成分;3.来自其民族传统中的灵异成分。所有这些热闹的因素在基里柯那里没有,那么也就决定了大众趣味对此二者迥异的态度。达利成功的因素还不止这些,达利的生前用我们中国的方式来表述:更象一位社会活动家,他的一生涉及了艺术的诸多领域:建筑设计、家具设计、首饰设计、绘画、雕塑、诗歌、电影、摄影等。但平心而论,达利的设计中除了他的一以贯之的哗众取宠的风格之外,实在看不出什么“设计”的因素,所以我们的美术院校的设计系里少有把达利作为范例来表述;达利的电影除了卖弄几个摄影上的特技之外,也看不出他对电影语言知道多少;而达利的摄影更是充分暴露了他作为自大狂的自恋情绪。那么所有这些他都做了,“做了”使达利作为一个天才成为事实。一旦这种“天才”经过传媒的认可之后(达利是现代艺术家中比较会利用现代传媒的一位),他所做过的一切便成了一个“天才”被认可的依据。
      而这次到北京来展出的作品中,由于缺少了那几张已成为了他的“注册商标”的画作的到场。使整个展览与达利的盛名似乎联系不到一起,展场中排着队紧贴画作前的隔离线小步前行的观众在每幅画前朝拜一遍后,还是一脸的困惑,这其中除了对他的作品中对一些哲理故作隐晦或曰蹩脚的表述不理解外,对其作品中作为象征、隐喻的载体而出现的一些典型的文化符号的陌生也是观众产生理解障碍的原因。这就象“孙悟空”作为一个文化符号而象征着一种反抗、正义的内涵而不用任何解释即可在一些文艺作品中被我们中国人所理解,而缺少这种文化背景的西方人可能仅仅把它作为一只会说话的“卡通猴”。现场几位讲解员语焉不详的解说只能更加深了观众的疑虑,此展中的一个系列的钢笔画插图,放在这个因媒体的炒作而显得格外隆重的展览中,就显得十分的平庸。这样的东西在我们的美术学院学生宿舍里随便都能搜出那么一叠来,而实在用不着漂洋过海带来给我们欣赏。几幅达利晚期的作品更是现出了老年达利江郎才尽的颓象,如上所述,以绘画技术语言见长的绘画风格不是达利的所长,而在这几幅略带表现主义风格的画作中,老年的达利似乎要向我们表白他作为一名“画”家的价值,但这种风格使我们觉得它与达利的始终都不愿放弃的灵境的幻想产生了矛盾。越是虚幻的奇思异想,你越是用一种精确的形式来表现可能反而会让人觉得能取得某种和谐,这在达利盛年的作品中可取得佐证。而如是的几张晚年之作,在粗疏的笔触之下没有让我们觉出几分真率之情,反而只能有些精力不逮的印象。
      达利来了终于又走了,达利也享受到了我们给他的最高礼遇,中国美术馆的东西两个大厅在展览中也被临时征用,一间挂满了他的作品的复印品,一间因循环放着他的那部自传的影片而被布置成了一个小会场,只是这样的场景总让我想起这些年流行的“带功报告”的会场。在银幕上洋洋自得忽隐忽现的达利也老是让人联想起那位近些年来大名鼎鼎的李洪志教主。
      达利来了又走了,希望我们的展览组织者以后能够在让我们的观众在花了拾伍元钱在看一个文化交流质的展览时应该能名实相符;希望我们的策划者多把精力放在展览的内容上,而不要急忙着去炒作;希望我们的文化界能多一些冷静,不要有那么多的“集体无意识”,艺术不象足球,不是哪位国外的二腕、三腕都可以被炒起来做我们的主力。“达利来了!”又走了,不知道下一次谁还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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