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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开始的亚洲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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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月19日



      对于生活在各种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之下的人们来说,新世纪的到来实际上也是寻求的相互理解,尊重各自文化、超越差异的开始,尤其在不时发生令人遗憾的暴力、憎恶与相互缺乏沟通的现实之中,这种开始与它的持续显得尤为重要,我们有义务去填补这一深刻的裂痕,就美术自身而言,以它的正气、单纯、信誉参与到社会现实中来也尤为重要。

      在这世纪的转折点,我们对亚洲美术进行调查的同时,也似乎听到艺术家们异口同声地发出“Collaboration(共同合作)”的声音。它体现了一种与以往的合作方法及理念所不同的探索和追求。另一方面在我们环视周边时可以看到,“共同合作”在社会的不同领域和行业也开始被广泛使用,已成为一种流行的语言,体现了对20世纪语言框架的变化、趋向和要求。尽管至今为此,A与B仍以各自的方式行走,但由于双方的共同合作,必将带来新的发展。

      就艺术的领域而言,改变既往的框架意志,也是关心共同合作的根源所在,对于世纪转折点的亚洲新艺术来说,“共同合作”具有一种什么样的特征和倾向呢?

      以往的美术领域有所谓订货制作,就像大型雕塑一样,作品交付工场制作。也像电影的系统一样,实行分工制作,然后再由许多人员参与到同一制作之中。当然在近代的美术制作中,无论东西方,在“工场”或“作坊”里都有师傅与徒弟的关系,作品也由许多双手分担制作。然而,本次展览要表现的共同合作,并非作为手段而直接成为一种目的,通过共同制作,以期形成与制作相关者的关系及交流;或者说更加关心作为共同合作形成的场所、并围绕共同制作的各种关系在作品中得到的反映,使之成为创作的契机。

      一个明显的倾向是,作为亚洲丰富的传统工艺以及受欢迎的大众艺术的制作者,与其说是我们习惯上的艺术家,实际上可以归类为职业工匠,他们有时也被当成是艺术家作品制作的参与者。这种合作并不只限于某件作品制作中艺术家与工匠的共同制作,也包含着工匠们制作的工艺品或大众艺术的作品被艺术家引用吸收到自己的作品之中的形态。

      这次参展的艺术家中,印度尼西亚的Nindityo Adipurnomo显示了一种对工艺、技术的关心,并尝试着与工匠们的共同制作。他以古都为据点,并且一直以Javan人的主体意识、身份作为自身的问题,对Javanese传统文化、工艺世界持以很高的热情和关心,并且将此自然地溶合到与Javan人藤编工匠的共同制作之中。

      其他的作品虽然没有直接与工匠共同制作,但将传统手艺技术作品作为素材而使用不在少数,如将祖母的婚礼裙及现成的花链等放进作品来表现斯里兰卡中产阶段女的历史与记忆的Anoli Perera、在少数民族的手织布上抽引纱线,使之出现乳房的姿态的Pinaree Sanpitakk、以真实的人实际使用过的衣服、箱子作为装置构成的尹秀珍以及尝试着与都市日常用品的制作工匠、技术者、制造者共同合作的Adeela Sleman。

      也有通过对传统技术、手艺的学习,直接与工匠合作的艺术家。其中比较有代表的要数泰国传统绘画的第一号人物Panya Viginthan asarn,他充分掌握了泰国传统寺院壁画技法,创作时采用的是传统工房制作的流程。其他还包括通过传统的纹样技法,使喇嘛教的故事赋予一种现代感觉的Long Sophea、将中国神话及民间传说作为创作的源点,并吸收民间影视剧的李明则、将地域传统陶艺技术用于雕塑创作的Alak Roy、采用传统细密画技法表现现代问题和意识的Aisha Khalid、继承家庭中代表女绘画技术及宗教图像“Rangoli”的Noni Kaur以及使用工艺要素的Risham syed等。

      此次展览所揭示的“共同合作”的主题一方面对来自西方的“美术”概念重新认识并以期有所超越,换句话说这也是对艺术作为所谓天才个人的创造等艺术观的疑问。另一方面针对近代“美术”概念中绘画、雕刻的中心位置似乎成为一种固定的体制背景下,有意识地导入、吸收周边的手工艺技术、大众艺术、民俗艺术,从亚洲的角度重新认识“美术”的含义。

      在这些共同制作的作品中,有艺术家同行之间的合作、艺术家与手艺人的合作,也有面向一般普通百姓的交流合作。陈少峰通过长时间与一个村的村民的共同生活、交流,与农民互画肖像并以此作为一件作品。Satish Sharma的摄影工作室则成为一种自我表现的装置,在这里本来作为客体的人们参与到创作之中,通过与摄影家的共同合作从而发现了自我。Nikkis·Lee深入美国多文化社会的各种公共交流设施,通过大家参与合作而使得作品的概念得以成立。林天苗的作品则把与友人的共同协力卷绕线球的经验,作为其作品的重要要素。柳幸典通过一般的观众参与其空想纸币的制作过程,使其作品开始成立、展开。这一切对“由观众去鉴赏艺术家创作的作品”这样单一的艺术指向和关系提出疑问并作重新认识。

      此展也有致力于共同制作交流的“场所”或者说可以实现共同交流的“场所”而引起注目的艺术家,像以绘画手段表现大家族日常独特空间和浪漫爱情的You Bee Ling,在这里作为大家族共同生活的“场所”得到升华。Jung Yeondoo将对一般劳动者来说仿佛如同梦境的舞场导入自己的作品,通过舞蹈这样一种合作方式以展示人生的侧面。Soeung Vannara将交流活动中的风筝作品化。John Frank Satado在对“艺术”与“咒术”不加区别的山区、少数民族的交流场所,以自己的作品作为交流设施及自然环境保护的祈祷,而展示了又一层机能所在。Song Hyunsook在其创作的草图中,表现了他对幼儿时期故乡的记忆,在透过咒术般的灵力量,简洁的象征物体造型让人解读。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前期,伴随冷战构造的崩溃和民主化的进程,经济成长及社会状况发生了戏剧的变化,与此同时亚洲的美术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涉及政治、社会主题的作品不断增加;艺术家较以往更关注自身与现实,周围的事物及日常等被应用在装置或者行为艺术等形式之中,一种在现实中导入交流的艺术形式开始登场,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由观众参加的形态”,观众一方面参加这一交流合作场所的设定,同时也参与到艺术家的作品制作过程。

      在这里作品的社会机能发生了变化,从表现急变社会的各种现象,到参与到现实变化本身。就其背景来说,急速的社会变化使传统的共同社会及大家族制产生了瓦解,人们失去了以往的相互关连,人们开始寻求重建一种新密切关系。然而,另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使得信息互换,媒体通信手段变得非常容易和方便,现代情报网络以及携带电话、电子伊妹尔的快速发展,使信息传递、交流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弊端也同时显现。家庭中夫妇间的电子伊妹尔对话,失去了一种语言对话的乐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淡薄,在这里艺术作为更深层次上实现人与人的交流,系结人与人的关系并非不可能。在一定的时候以一定的方式,从单纯的信息交流出发,人们努力建构一种健康能动的交流方式和可能,以期成为一种自然的形态。从互换信息的交流到共同合作这一走向,实际上也暗示了这三年亚洲美术的一种变化。

      此次展览正是借助“手”的交流合作来体现对丰富的人间关系关心的趋向。现在就国际美术动向来说,采用不断进展的科学技术的映像作品极为盛行,这种倾向在亚洲也逐年增强,然而与此同时,旨在与丰富的传统工艺、民间艺术相关连的作品、体现手工制作、手的技巧、手艺这样一种温暖的人间关系的作品趋向也逐渐增多。今天,恐怖事件及战争已经可以通过卫星在全世界直播在这个数码映像已经泛滥全球的时代,反过来重温“共同合作”,它让我们重新认识并感受到艺术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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