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传统诗词样式对现代新诗的双重影响
【内容提要】
本文对传统诗词样式与现代新诗之间的互补、竞争等互动关系进行研究。从中国诗歌3000余年发展历程来看，诗歌新体产生后，以前的“传统诗词样式”继续发挥作用，既是对新产生的主要诗歌样式的必要补充（甚或构成繁荣之一翼），又有利于实现新、旧诗歌发展链条的顺利连接，具有十分显著的互补效应。传统诗词样式与新诗并存形成的竞争环境，有利于推动诗歌积极发展，并控制潜在负面因素膨胀对文体造成伤害。因此，适度繁荣传统诗词样式创作，可以有效促进中国诗歌多样化、丰富性，优化中国诗歌生态环境，避免诗歌艺术样式过分单一带来的“结构性”风险，增加中国诗歌取得更加丰富成果的可能性。
20世纪中国新诗诞生以来，基于对新诗先进性的理解，也基于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情绪①，尤其是对变革的强烈要求及对新生力量的积极肯定与支持，在对传统诗词样式（“旧体诗词”）进行评价的时候，就难免出现偏颇。这种偏颇主要表现为对新形势下传统诗词样式的价值和继续发挥作用的合理性、可能性持否定态度，认为新诗产生之后，传统诗词样式只能消亡，甚至立即消亡，而忽视了诗歌自身运动、发展的复杂性。因此，不提倡②，不支持，成为新诗诞生以来对于传统诗词样式的主导思想，运用传统诗词样式创作，甚至被视为复古或倒退。在新文学大潮的兴奋中，在新文体创建初期，当时的情绪或许可以理解。今天，当需要进行文体建设，推进中国诗歌伟大复兴的时候，这种偏颇的情绪是不利于诗歌艺术全面发展和繁荣的。
一 中国古典诗歌新、旧样式的并存模式
在中国3000余年的诗歌史上，诗歌新体的产生、新旧诗歌的更替并不罕见。新的诗歌样式产生之后，之前的诗歌体，即当时的“传统诗词样式”怎样运动、发展，可以提供十分重要的历史样本，为今天的选择提供重要线索和依据。
一、古典诗歌新、旧样式并存模式
中国古典诗歌第一体式四言诗③，在距今约3000年的周代早期已经相当成熟，并推动中国诗歌首度繁荣。《诗经》以300余篇的巨大数量证明了四言诗的魅力。不过，这种诗歌样式也有明显不足，特别是诗句以短促的四言为主，一般只能构成两个表达单位，与汉语基本的“主—谓—宾”或“主—谓”结构加上必要的修饰、补足成分，常常需要至少三个表达单位的要求相矛盾，对创作制约比较大④。另外，四言诗“以四个字为一句，两个字为一顿，构成‘双音顿#39;，即二拍式。节奏虽鲜明，却过于呆板，而且使单音词和双音词在诗句中不易配搭”。后起的五、七言诗就成功解决了这一难题，而且“在一句诗的拍节上，起到了有偶、有奇，奇偶相配，有变化，不呆板、不单调的作用”⑤。因此，在经过楚辞的过渡之后，五、七言诗替代四言诗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样式，无疑代表了诗歌体式发展的先进方向，成为中国诗歌的必然选择。在中国诗歌史上，四言诗广泛运用并作为一个时代的主要样式，仅《诗经》时期一次。尽管如此，在当时并没有断定四言诗必须，尤其是立即退出诗歌（或“不宜提倡”）。而自《诗经》以后近千年的魏晋时期，曹操等人运用四言诗创作仍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壮心，如同“关关雎鸠”的和鸣一样，显示了极强的生命力。曹操等的四言诗创作构成了魏晋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
整体观察整个古典时期，可以发现中国诗歌基本上是多样并存、各体竞相发挥作用的格局。任何一种新的诗歌体产生之后，以前的其它样式一般都继续发挥作用，而不是迅速退出，仅由“新诗”一体单独承担繁荣诗歌的任务。诗歌最繁盛的唐代也是典型的例子，格律诗是新体，作为唐代“新诗”，居于无可争辩的主导地位，但同时，之前早已存在的各种古体诗⑥，尤其是十分灵活、被誉为古典“自由诗”⑦的古风、歌行、乐府等，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唐代诗人除格律诗以外，大多在古体诗歌的创作方面也有重要成就，例如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杜甫的《三吏》、《三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白居易的《新乐府》、《长恨歌》、《琵琶行》等，其成就与影响，虽然在整体上不能与作为这一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格律诗完全相提并论，但显然是唐诗中无法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唐代诗歌发展的重要一翼，对唐诗的贡献是十分突出的。
四言诗在楚辞及五、七言诗滥觞之后的延续，古体诗与新体格律诗的并存，以及宋代诗、词，元代诗、词、曲的共同发展均表明，传统诗词样式继续发挥作用，是对一个时代新产生的主要诗歌样式的必要补充。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古体诗，唐诗就会囿于过分狭小的天地，有一些内容，特别是大型题材，例如《长恨歌》所涉及的复杂内容，就难以得到充分、淋漓尽致的表现。元稹的《行宫》也取材于唐玄宗故事：“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明初瞿佑的《归田诗话》评价说：“《长恨歌》凡一百二十句，读者不厌其长，元微之《行宫》诗四句，读者不觉其短。”但尽管如此，《行宫》的描述终究简略。在作者当时，特别是唐玄宗、杨贵妃故事广为流传的唐代，虽然可以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代人对相关事件的了解越来越少，想象的基础会变得越来越薄弱。因此，虽然元稹运用当时的新体样式（“绝句”）对这一题材作了高度艺术化的处理，但它的表现力与感染力毕竟有限，无法替代当时的“传统诗词样式”（古体诗）的作用。因此，假定唐代只有格律诗一体，唐诗表现的内容及其方式必然会受到很大限制，诗歌文体的整体活力就会受到损害。很可能正是因为唐代诗歌具有“各体兼容”的态度，也正是由于各种诗歌体都积极发挥作用，才使诗歌文体的能量能够最充分地释放出来，唐诗因而才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国诗歌最繁荣的古典时期，基本上没有出现因为诗歌新体产生而断然否定以前诗歌样式的情形，新、旧诗歌样式并存成为古典诗歌发展的基本模式。这种多样性选择推动古典诗歌取得极其辉煌的成就，确立了中国诗歌在世界诗歌中相当重要的地位。
二、新、旧诗歌样式并存模式存在“制约”与“促进”双重影响
中国古典诗歌新、旧样式并存的选择与我国注重传统的文化环境有关。这种文化环境对新事物持较为严厉或怀疑、轻视的态度，对既有传统十分珍视。中国文化这一特征积极的一面是，有利于沿着传统的积淀，稳健地向前发展；不利的一面是，可能基于维护传统的本能，抑制创新精神或阻碍进步的努力。如果静止地观察，任何文化传统客观上都存在两面性。重要的在于促使积极的一面充分发挥作用，对可能不利的一面，根据时代、形势或具体条件进行积极有效的调控。
在这种重视传统的文化背景下，既有诗歌样式，如唐代的古体诗，宋代的古体诗、格律诗等，往往能够获得相当充分的发展空间。相对而言，新体诗歌则面临较为苛刻的环境。因此，古典时期的“新诗”大多以较为“谦卑”的姿态出现，如词曾被称为“诗余”，曲被称为“词余”，这从一个侧面显示当时的“传统诗歌样式”受到重视的程度以及诗歌新体相对“卑弱”的地位。唐代是格律诗繁荣的时代，由于格律诗完成于宫廷并曾被用于科举应试，地位较初起的词、曲为高，但即使在唐代，也并没有出现格律诗明显排斥之前诗歌样式的情况。古体诗歌创作的合理性非但没有受到质疑，这种带有某种拟古倾向的创作还经常受到非同寻常的尊重。换句话说，在中国古代文化环境中，传统诗歌样式的存在确实对新诗样式形成一定的制约和压力，新体诗歌样式获得的各种资源及发展空间等相对有限。
不过，和其他一些领域不同的是，这种受到严厉审视的苛刻环境并没有影响诗歌新体，如格律诗、词、曲等，以其创作成就获得社会的广泛承认，受到社会的广泛欢迎，并最终成为一个时代代表性诗歌艺术样式。新、旧诗歌并存的环境和尊古倾向一方面构成制约和压力，另一方面却出人意料地促进了诗歌新体的积极发展。
原因可能在于，文学艺术领域的尊古传统对新体样式的排斥，往往主要在舆论的取舍、褒贬或文化艺术资源的分配方面，而不是激烈压制，一些新的艺术形式干脆转而面向最适合艺术生长的民间发展，既避免与既有的“主流”形式争夺空间和直接交锋，又获得了丰厚的土壤和充分的自由度。中国古典诗歌对传统样式的尊崇倾向本来“制约”了新体诗歌的发展空间——艺术资源等的分配相对较少，却反而促进了新体诗歌向最有利的方向发展，避免了旧体诗歌逐渐累积的不利因素，如脱离民众与时代，小圈子化与贵族化倾向，形式的过分僵化等。有意思的是，正是由于当时的“传统诗词样式”的强大力量，古典诗歌的“新体诗”一般不可能具有“高高在上”或贵族化的缺陷——即使是唐代的格律诗，这和没有强大传统诗词样式“制约”的现代新诗的一些“轻浮”特征明显不同。
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化背景中受到严厉审视的苛刻环境促使新体诗歌不得不迅速确立更高标准，并以最积极的创作实践，尤其是创造性的实践争取更多生存、发展空间，这种压力和紧迫感形成了新体诗歌发展的重要动力，有利于避免“新诗”满足于既有现状或拒绝自身的改造，克服可能产生的“惰性”，推动“新诗”境界的提升与形式的精致化。并存的传统诗词样式还可以为新体诗歌提供范例和方向，作为一种重要的“现实参照”，有助于避免“新诗”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严重混乱或迷失。
这表明，中国古典诗歌新、旧体式并存模式形成的相互影响尽管具有复杂性，“传统诗词样式”对“新诗”往往兼具制约与促进、竞争与互补两方面作用，但新、旧诗歌样式并存显然从整体上更有利于中国诗歌的积极发展，负面的、完全不利于新体诗歌样式发展的制约作用实际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弱，虽然在某些特殊阶段或特定情况下负面制约仍然可能产生破坏作用。
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是，20世纪新文学运动以来，适应新时代和白话语言环境而诞生的现代新诗无疑将取代传统诗词样式成为当代中国主要或代表性诗歌样式⑧，在新的环境条件下，传统诗词样式与现代新诗的关系将发生怎样的变化？传统诗词样式是否可能在当代继续合理地存在并发挥积极作用？传统诗词样式全面退出或过分弱势是否是现代新诗发展最有利的环境？在3000余年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具有积极作用的新、旧诗歌样式并存模式是否具有当代适用性？
二 传统诗词样式与现代新诗的互补性探讨
一、对诗歌整体环境的影响
如果适度繁荣传统诗词样式创作，那么，现代新诗一枝独秀的格局将发生改变。从积极的方面看，传统诗词样式与现代新诗共同发展无疑有利于促进诗歌艺术多样化。中国诗歌同时容纳了古、今样式，不但新鲜活泼，而且古朴典雅；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具有历史纵深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可以设想，仅有新诗的中国诗歌毕竟是单调的。如果唐代只有格律诗，宋代只有词，元代只有曲，也是单调的，中国诗歌在唐、宋、元等时代的繁荣，会因为没有新、旧诗歌样式的共同参与而逊色不少。
问题是，传统诗词样式更多进入当代诗歌，是否会影响诗歌艺术鲜明的时代性和贴近大众的特性？这是学术界与创作界普遍存在的疑虑。其实，传统诗词样式并不排斥时代性、人民性，唐代杜甫的“三吏”、“三别”，自居易的“新乐府”等，都是运用当时的“传统诗词样式”（古体诗）创作，其时代性、人民性决不弱于格律诗（“新诗”）。20世纪新文学运动之后，鲁迅、XX运用传统诗词样式，同样表现了相当鲜明的时代精神，“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正是20世纪特有的战斗精神和英雄主义的写照，其时代性、人民性恐怕也不亚于现代新诗。生命力强大的传统诗词样式本身往往具有因应时代变化的自我更新机制，只要不持僵化态度，可以相当有效地表现而不是削弱时代精神。
确认传统诗词样式继续存在并继续发挥积极作用的合理性，重要的意义还在于，保存了传统诗词样式在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随着自身的不断运动产生新的重要作品的可能性——而不是放弃这种可能性。四言诗在《诗经》时期完成了大部分使命，在其后的继续存在，使汉魏诗人获得重要机会。唐代因为同时容纳了古体诗，宋代因为容纳了古体诗及格律诗，元代因为容纳了古体诗、格律诗、词，也使这种可能性在当时条件下得以保存。这种可能性的保存为中国诗歌赢得了重要机遇。如果新体诗歌产生之后，就首先确立“新诗”的先进性，并因此断然否定之前诗歌样式的积极作用，我们可能就看不到许多在宽容的“并存”体制下产生的经典诗篇，中国诗歌宝库将留下难以弥补的缺憾。
二、创作的多样化选择
胡先湃衔：“中国诗之体裁既已繁殊，无论何种题目何种情况，皆有合宜之体裁，以为发表思想之工具。”⑨作为新文学运动时期的保守派，胡先藕鍪邮贝、思想文化环境变化尤其是社会的重大变化必将产生的新要求，包括对新文学艺术样式的需求，因而对新诗持十分僵硬的态度，这当然是不正确的。但他注意到体裁丰赡，而不是单一，有利于为创作提供多种选择，是很重要的。诗人的诗情及其所采用的题材等，会因时、因地而异，不同的诗歌样式，甚至形式、风格差异很大的诗歌样式，恰恰为诗人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因而，即使首倡白话新诗的胡适也说：“然亦不必排斥固有之诗词曲诸体，要各随所好，各相题而择体，可矣。”⑩不过，胡适由于大力尝试以白话作韵文，在感情上倾向于新诗，对传统诗词样式多持否定态度。他曾感叹：“当日加入白话诗的尝试的人，大都是对于旧诗词用过一番工夫的人，一时不容易打破旧诗词的镣铐枷锁。”11作为新文学运动的领袖，基于对新诗先进性的认识及大力倡导，胡适多次指出传统诗词样式是“镣铐枷锁”。而作为诗歌创作实践者，胡适显然又感到创作时多种选择的必要。这种理论倡导者与创作实践者的双重身份，导致胡适对“旧诗词”的态度出现某些矛盾12。
胡适的矛盾值得注意，不但在当时新文学倡导者中具有某种普遍性，而且它的产生也有必然性。由于处于大变革时期，强调新时代催生诗歌新体的必然性，而不易注意到已有诗歌样式自身运动、发展的复杂过程；推崇革新的.不可逆转，就容易忽视传承的需要与历史事实。所以，在强调新诗先进性时13，对传统诗词样式在新的条件下所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不予承认，这种态度在新文学运动的兴奋期具有明显共性，其影响延伸至今。由于这种断然否定本身留下了缺陷，作为理智的倡导者当然会有所觉悟。
三、读者的多样化选择
传统诗词样式与现代新诗并存及共同发展也有利于为读者提供多种选择。读者的需要本来就不是单一的，多样化、个性化是艺术的重要特性，这既反映创作的特点，也是读者的要求。从诗歌发展的历程来看，新诗由于采用现代白话作为文体语言，更加靠近大众，靠近时代，符合读者求新、求变心理，在诞生之初，就受到广泛欢迎。但是读者兴趣十分广泛，对诗歌的选择不可能仅限于新诗一体。即使是同一读者，在不同时期、不同心境下，要求都可能有异。另外，新诗在探索过程中可能出现重大曲折，在某些时期处于低潮或暂时沉寂，难以满足读者对诗歌艺术的需求，这就迫切需要其他诗歌样式进行补充。
有必要简略讨论读者对传统诗词样式产生需求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心理学实验证实，“学习与感觉刺激”将导致神经系统产生相关的“显著的变化”14。由于传统诗词样式创作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历久不衰的魅力，作为中国文化宝库中的精品，大量优秀的古典诗词对读者的吸引力在今天和将来相当长时期内仍然是很强的，这样，客观上就存在不断“刺激”中国读者的古典诗词环境，这对中国读者群的兴趣与选择无疑将产生深刻影响。此外，几千年来形成的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包括审美习惯与审美心理等则是更深层的内因，极容易受到中华文化大环境的激发（“刺激”）而唤起相应需要。
正是由于这种内、外因素的双重影响，中国读者客观上存在对传统诗词样式作品，包括新创作品的需求，尽管这种需求在求变、求新心理影响下，有时侯可能仅仅潜在地存在于读者意识之中。这种客观存在的需求是传统诗词样式在新时代发展具有合理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传统诗词样式创作的需求不应仅仅被视为某种可以忽略的“怀古”情绪，而是在中华文化大环境中学习、濡染自然产生的结果，应该受到充分重视。当一部分新诗形式极度粗糙失范、特别令人失望的时候，这种要求往往会更加强烈。
四、创造新、旧诗歌互相借鉴、积极提升的重要机缘
现代新诗的产生与中国历史上其它诗歌样式的诞生有所不同。中国文学史上一种新的诗歌样式的产生，都有一个较长期的酝酿及逐步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较长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和消化当时主要诗歌样式的有益因素，使新体诗歌既获得以前诗歌样式的优秀成分，又在以前诗歌样式基础上有新的发展，成为更适应新时代的诗歌体。例如词，从今存的敦煌民间词来看，在盛唐或更早于盛唐时期，已经比较发达。由唐至五代，尤其是到宋代的繁荣鼎盛，其间约300年时间，是唐格律诗、古体诗发达时期，也是新体词与“传统诗歌样式”并存时期，词有充分的时间和条件吸收、消化格律诗及古体诗的优秀因素。“词这一文学样式，从产生到发展，以至繁荣鼎盛，是经历了一个从所谓‘俚俗#39;到‘文雅#39;；从不多的曲调到繁多；从格律不那么严格，到格律的定型化这样一个过程的。”15可以看出产生于民间的词受当时居于主导地位的格律诗、古体诗影响和积极吸收、实现自身提升的情况。
这个过程具有重要的正面意义，它使新文体具有成长的必要环境和相对充裕的时间。对整个中国诗歌而言，“传统诗词样式”的逐渐淡出与诗歌“新体”的逐步成熟同步，保证新、旧诗歌样式的顺利交替，从而确保中国诗歌顺利发展。唐宋诗词的持续繁盛，这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假定词在宋代突然产生，格律诗则在宋代突然停止发挥作用，中国唐、宋诗歌这种持续的繁荣能否实现，就是一个问题。
回头来看20世纪诞生的白话新诗，是在剧烈变化时代“于短时期内猝然实现”16的，正好缺少一个新、旧诗歌体并存，有利于新诗吸收、消化既有诗歌成果的必要过程和新、旧诗歌的衔接过程。当然，诗歌革命因此更迅速、更彻底，能尽快适应巨变时代的需要。就文学本身而言，由于文学语言经历文言与白话这样巨大的转换，这种剧烈振荡恐怕难以避免。但不能忽视的是，这些外部或内部的因素客观上导致中国新诗缺少了一个必要的吸收和成长过程。因此，经过新文体诞生的兴奋期之后，回头来看新诗的稚嫩，以及新诗的发展并不如预期的顺利，其实应该不太意外。另外，新诗诞生以来，由于对传统诗词样式持比较偏激的态度，事实上也否定了新、旧诗歌之间衔接与过渡的必要性。这样，中国诗歌发展的链条没有实现顺利的连接而可能出现断裂，新诗就可能从较低的起点开始，而不是站在传统的基础上，从较高的起点向前发展。
这些情况对当代中国新诗提出了要求，即可能需要重新消化传统诗词样式的积极成分。新诗在适应时代方面不乏成功之处，而在实现与传统诗歌的连接方面确实存在欠缺。实际上，传统诗词样式的很多成功经验、表达手段可以在新的条件下得到发挥，可以为新诗所借鉴。当然，新诗也可以借鉴外国诗歌的优秀成分。不过，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对语言存在依赖性。同以汉语言为基础的一脉相承的中国古典诗歌所能给予新诗的，至少不是全部可以从外国诗歌中获得的。中国传统诗词样式与新诗至少一段较长时期的并存对于新体诗歌的积极补充或可提供的借鉴，是不应低估，也无法替代的。
由于互相影响，新、旧诗歌样式并存及共同发展的历程有可能使新诗形式出现某种程度“律化”，就像词经由唐代三四百年的吸收和改进逐渐实现的律化和精致化，有利于新诗改变自身的粗糙向更高水平发展。不过应当指出，这种律化并非简单的格律化、均齐化，或照搬古典诗词的韵式。词即是在确保自身长短句等与古体诗、格律诗都不同的特征的基础上，融入格律诗的音韵、对仗等积极因素而形成的新体诗歌。现代新诗的“律化”应当重在消化与创新，而非简单照搬，尤其不应以损害新诗的活力为代价。另一方面，传统诗词样式也可能因为吸收新诗的成果和自身的积极适应，出现趋近新诗或更贴近时代要求的积极变化。需要注意到，在中国诗歌的发展史上，除了新体的创立与完善，旧体的改造和更新作为中国诗歌发展的另一翼从未停止。曹操的四言已非周代的民间咏叹，白居易的“新乐府”亦不同于汉魏乐府。惟以因应时代的大胆创新，古调方可获得新生，在新时代作出新的贡献。这样，随着新、旧诗歌样式共同发展历程的推进，新诗和传统诗词样式都将有新经验的积累甚至新突破。这些新的积累和突破可以不断互相提供借鉴和支持，形成中国诗歌的良性发展——新诗有依托、有支撑，传统诗词样式有更新、有前进，共同推动中国当代诗歌走向繁荣兴盛。
三、传统诗词样式与现代新诗形成的竞争及其意义
不过，作为产生于不同时代、背景，具有不同形态的诗歌形式，传统诗词样式与现代新诗客观上必然存在相互竞争的一面。现代新诗与传统诗词样式并存形成的竞争，也许是极其重要的。因为竞争环境可以为中国诗歌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并控制潜在负面因素膨胀对文体造成损害。
一、动力机制
传统诗词样式与现代新诗并存，必然构成优胜劣汰的压力，以及生存、发展空间与文化资源，包括读者、市场、传播媒介等的“争夺”。这样，新、旧诗歌样式的创作都必须促使自身处于最大限度的优质水平，否则就可能被超越，甚至被淘汰，竞争压力转化成推动诗歌进步的强大动力。这种压力还促使传统诗词样式与新诗对社会发展、时代进步及读者需求具备快速、灵活的反应能力，有利于避免出现严重脱离社会、时代和远离读者的倾向——这正是中国诗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
辩证的发展观认为，“对立面另一方在该客观体系的发展中是主导的方面，正是矛盾的这一方面肩负着发展的动力的使命。”17新诗诞生近百年来，由于在理论上和舆论方面对运用传统诗词样式的创作持怀疑态度，本应作为新诗动力的“对立面另一方”几乎被人为取消。新文学开创者的初衷之一或许是，通过抑制传统诗词样式的发展，给新诗留下更加广阔的空间。但实际的情形恰恰相反，生物界大量实验已经证明，某一生物种群对应的天敌消失之后或者处于过分弱势状态——通常是人为原因造成，这一种群迎来的往往不是自身的兴旺繁荣而是物种水平的极度退化及种群的衰亡18。因此，通过排斥传统诗词样式来确立新诗的地位，不但难以真正扶持新诗，而且很可能抑制了新诗进步的努力。我们注意到传统诗词样式与现代新诗之间存在的竞争有可能——特别是在新诗诞生初期，产生抑制甚至扼杀作用，但却忽视了传统诗词样式的发展会刺激新诗的活力与创造性，从而构成新诗发展的重要动力。
我们可以从新、旧诗歌样式互相借鉴、吸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来观察这种动力的巨大作用。在现实社会中，处于竞争环境的企业，既充分开发自身潜能，又尽可能采取各种手段吸收甚至“侵占”竞争对手的成果。撇开合法与否不谈，客观上，这种环境确实极有利于促进吸收和借鉴，推动质量迅速提高。现代新诗与传统诗词样式的竞争环境同样如此。传统诗词样式过分定性的舆论环境和它的弱势，没有构成新诗的竞争对手，新诗往往并不情愿甚至根本不愿意吸收传统诗词样式的已有成果，例如充分展现汉语言特性和魅力的传统诗词样式精致的形式和韵律，被简单斥为“束缚思想”而不予理睬。由于客观上没有形成一个促进互相吸收、借鉴的机制，即使说新诗应该向传统诗歌学习，向民歌学习，但是过去近一个世纪以来并没有显著效果，新诗缺乏竞争对手的地位使它“懒得”或“无需”学习。
二、控制负面因素膨胀
如果从诗歌内容、文体形式与语言媒介几个方面来进行一些观察，可以注意到新、旧诗歌样式都存在多种发展的可能。
例如在内容方面，传统诗词样式恪守传统的中心领域，表达理想、崇高等美学追求，但这种理想有时可能理念化，忽视世俗生活或者时代新的追求；新诗贴近时代，甚至具有超时代的“前卫”、“先锋”特征，但由于求新和超前的推力，很可能过分向边缘发展而忽视、甚至放弃传统的，或许也是中国诗歌固有的中心领域，同时也有可能在现实中迷失，而缺乏必要的高度和历史的纵深感。就文体形式而言，传统诗词样式严格而精致，充分凸现了汉语的特性及其魅力，但恰恰是这种优势可能使传统诗词样式的创作有意无意地趋于形式主义；新诗没有成熟的形式或某种范式，因此具有极大的自由度、灵活性，本来可以有利于各种思想内容的表达，但可能由于过分自由化而在形式上趋于非诗化，导致诗歌文体形式发生负性蜕变，反而使诗歌失去特有的文体魅力与表现力。从语言媒介来看，传统诗词样式大多以文言为基础，典雅古朴，总体上可能趋于难解；新诗以现代白话作为文体语言，具有更加鲜活的特征，但可能缺乏必要的诗的凝练。
如果让新诗或传统诗词样式在没有约束的条件下发展，潜在的负性因素就可能膨胀。例如明、清时期由于没有重要的诗歌新体产生而仅有“传统诗词样式”，这两个时期的诗歌明显有脱离时代、形式主义和语言诘屈聱牙的倾向，“传统诗词样式”的负性因素极度膨胀。20世纪新诗诞生以来一枝独秀、缺乏制约的环境，也使新诗出现了内容边缘化和个人化、形式粗糙失范、语言缺乏提炼的极端化倾向。而新、旧诗歌样式并存的唐、宋、元等时期，不管是新体诗歌还是“传统诗词样式”，就整体而言，都没有出现严重的极端化倾向。这表明，处于竞争的环境可能对新、旧诗歌样式的负性因素的膨胀产生有效的制衡作用。
在文化领域具有竞争性的环境中也存在着类似于生物界的攻击劣、弱或不成熟成分的“本能”选择。例如，倡导传统诗词样式者总是倾向于指责新诗的幼稚、弱小、不成功部分，而不一定涉及新诗全部，尤其回避“攻击”成功的优秀之作。倡导新诗者批判传统诗词样式，则指向它守旧、诘屈聱牙的一面，同样避免“攻击”传统诗词样式的优秀成分。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批判古代文学尽管气势逼人，但矛头所指在于“雕琢”、“阿谀”、“陈腐”、“铺张”、“迂晦”、“艰涩”，且集中于前后七子与归方刘姚“十八妖魔辈”，对国风、楚辞等就有明确肯定，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等古代文学优秀成分十分集中的部分也并未列入“推倒”对象19。这种对劣、弱成分“本能的”选择性批判，显然有利于抑制诗歌发展过程中一些负性因素，如脱离时代或社会、边缘化或低俗化、过分散文化或形式主义等恶性膨胀、蔓延造成的损害，鼓励、支持新、旧诗歌样式中优秀因素的发展。如果缺乏必要的竞争环境和控制，新诗就有可能缺乏充分的自我反省、自我更新和调整能力，一部分劣质诗歌就可能大肆泛滥。另外，在竞争的环境中，为了避免成为被攻击、被“捕猎”的对象，往往会促使新诗（及传统诗词样式）自我约束和自我强化，主动减少劣、弱成分而形成“趋强（优化）”动力。因此，合理、适度的竞争对中国诗歌的健康发展的确是必要的。
在20世纪思想文化与文体语言的巨变过程中，我们需要拥有迎接新诗的气魄。而当新诗已经冲破旧观念的束缚，牢固地确立了它的文体地位之后，我们也许同样需要一种气魄，给新诗创造一种真正适合它发展、通过竞争促使它充分吸收传统诗词样式的优秀成果并不断完善自身的环境，从而有利于通过顺利的衔接使新诗实现站在传统诗词样式已有成果之上的高起点。“系统的发展不是采取把现有系统都破坏殆尽，然后再从头开始建造一个系统这样一种方式，而是通过现有系统之间建立联系，逐步形成一个更高等级层次的系统。”20系统发展的特点表明，简单否定传统诗词样式，不重视传统诗词样式在新时代可以发挥的特殊作用，割裂新诗与传统诗词的关系，对中国诗歌抑或新诗都是不妥的。新、旧诗歌样式并存、互补、竞争的环境，有利于创造出质量更高、形式更加多样的诗歌艺术作品，满足不同层次、不同选择读者的需要，并进一步构成更为合理、平衡的“诗歌生态环境”，避免诗歌艺术样式过分单一形成的“结构性”风险，推动中国诗歌稳健发展。中国古典诗歌深厚的历史积淀与现代新诗在21世纪的再度碰撞，或许将为中国诗歌带来某种重要机缘，为世界诗歌树立重要典范，并为世界文化艺术事业作出特殊贡献。
注释：
①胡明指出：“‘文学#39;的革命充满了军事战略的浓烈气氛，既曰‘革命#39;，即是‘正义战争#39;，敌方必须‘妖魔化#39;。”见《正误交织陈独秀——思想的诠释与文化的评判》，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陈独秀在致胡适信中说：“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见《答胡适之》，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56页。大致可知当时的环境与情绪。
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传统诗词样式创作成就最高的XX、鲁迅、陈独秀等均不约而同地以为旧体诗词“不宜提倡”。本来，XX、鲁迅、陈独秀等均是作为领袖在文学革命旋涡中基于倡导新文学的激情表达，并非冷静、深入的学理分析，但由于他们的特殊地位和影响，一直没有进行适当的、必要的校正，于是基本上成为新文学运动以来对传统诗词样式的“既定国策”。
③关于中国诗歌最早体式的认定，学术界存在一些分歧。褚斌杰先生认为，“我国最早产生的诗体，是二言体的短章。”见《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9页。但由于早期的二言体诗歌一般没有文字直接记载下来，大多属于有文字以后简单追记，真伪难辨；是否属于够格的诗歌，也有争论；尤其是没有重要作品，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因而可视为中国诗歌的萌芽，而不必视为成熟之一体。
④例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就需要两句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表述，这在四言诗中比较普遍，所以钟嵘《诗品序》说四言诗“每苦文繁而意少”；但五言诗如“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基本上可以一句一意，更符合汉语特性，表意密度也增大了。
⑤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9页。
⑥唐人称格律诗为近体或今体诗歌，其理同于今天称白话自由诗为新诗；唐以前各种不限字数、句数、平仄等相对自由的诗歌体被称为古体诗，其理同于今天称白话自由诗以前各种体式为旧体诗。但以新、旧及以今（或近）、古命名，还是反映了不同背景下取舍态度的微妙差异。
⑦清人吴乔《围炉诗话》称：“古，谓不束于韵，不束于粘缀，不束于声病，不束于对偶。”见《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⑧张中宇：《中国诗歌百年回顾与思考》，《复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4期。
⑨胡先牛骸镀莱⑹约》，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274页。
⑩胡适：《答钱玄同》（又题《论小说及白话韵文》），《新青年》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15日）。
11胡适：《〈蕙的风〉序》，《努力周报》1922年9月24日。
12相对而言，胡适对主要以白话创作的词、曲印象好一些，对“律诗”批评最严厉，“有时还从中国文化传统与国粹国渣的角度发议论……这种偏激的批判态度实际上已超佚了纯粹文学的创作与
研究的畛域，进入了哲学的思考与文化的选择的境界了”。不过，“尽管如此，胡适还是作了不少律诗，有的律诗做得也确实不错，不仅会‘搬运典故#39;，会‘调音节#39;，会‘对对子#39;，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内容，有情绪，有意思，亦有美感”。见胡明《胡适传论（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0页。胡适律诗既做到“有美感”的程度，看来在心里未必完全排斥“旧诗词”。
13胡明指出，“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自然怀抱有一个强烈的新文化范式的观念及其成熟的知识形态……并与他在新文化运动大潮中的总方针与策略设计相拍合。”见《胡适整理文学遗产的成绩与偏失》，《古典文学纵论》，辽海出版社2003年版，第209页。因此，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大潮中”对传统诗词样式的更多批评，可能是基于“总方针与策略设计”——即根据当时特定环境、形势及文学革命的需要作出的必要选择。14高觉敷主编：《西方心理学的新发展》，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283页。
15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86页。
16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星期评论》1919年10月10日。
17［俄］列?费?伊利切夫主编：《作为一般发展理论的唯物辩证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3、274页。
18一个著名的实验是，美国阿拉斯加州一个牧场为了使鹿繁殖更多、更快，捕杀了牧场内的狼。结果，开始时鹿的数量增加，但经过一段时期后，由于没有狼的追逐、捕杀，鹿群变得懒惰，病害迅速增多，鹿的体质、数量反而急剧下降到以前的水平以下。这就是著名的“狼鹿效应”。
19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44—47页。
20闵家胤：《系统科学和唯物辩证法》，见《系统科学的哲学探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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