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资本运营工作中融资工作的重要性论述
引导语：资本运营作为一种战略经营手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在企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提高。下面是yjbys小编为你带来的企业资本运营与融资，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一、资本运营的概念
企业传统的经营方式是以产品经营为主，而现代企业要想获得高速发展，必须走资本运营的道路。在现代企业管理中，资本经营与生产经营紧密联系，相辅相成，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对资本进行有效的营运，通过资本的流动经营，发挥协同效应，使资本资源配置最优化，促进企业价值的整体提升，谋求可持续发展。资本运营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其概念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起来，资本运营是管理理念上的创新发展，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一些企业利用资本杠杆，以最快的速度实现了低成本扩张。
从理论上说，资本运营是指企业将自身所拥有的一切有形和无形存量资本通过流动，优化配置等各种方式进行有效运营，变为可以增值的活化资本，从而最大限度的实现资本增值目标的一种过程。企业的资本运营就是利用市场法则，通过资本本身的技巧性运作，实现资本增值、效益增长的一种经营方式。 它有如下特点：
1、资本运营的主体可以是资本的所有者，也可以是资本所有者委托或聘任的经营者，由他们承担资本运营的责任。
2、资本运营的对象，或是一种形态的资本，如金融资本，或者是两种形态以上的资本，如运营生产资本、商品资本、房地产资本等。
3、资本的各种形态必须投入到某一经营领域之中或投入多个经营领域之中，即投入到某一产业或多个产业之中，才能发挥资本的功能，有效利用资本的使用价值。
4、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之一，必须同其他生产要素相互组合，优化配置，才能发挥资本的使用价值，才能创造价值。
5、资本运营的目的是要获取理想的利润，并使资本增值。
企业资本运营的形式有多种，如投资、融资、出售或购入产权或资产。资本运营的内容有三点：一是资本的直接运作;二是以资本运作为先导的资产重组和优化配置;三是按照资本的效率原则进行生产经营。概况地说，资本运营包括资本的筹集和资本的运用两个方面。
1、资本的筹集：包括权益资本的筹集和负债资本的筹集。权益资本的筹集主要有吸取直接投资、发行股票等方式，负债资本筹集主要有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发行债券等方式。
2、资本的运用：资本运用形式有企业重组、资产重组和产权重组。企业重组侧重于企业整体的分立与组合，有股份制改造、兼并、收购、合并、分立、破产等。资产重组侧重于改变资产形态及其数量比例;产权重组侧重于改变企业资产的产权关系，包括产权的分离组合机产权主体的变化。
二、融资与企业资本运营
在资本运营的过程中，企业可通过以货币化资产为主要对象的购买、出售、转让、兼并、托管等活动，实现其对资源的重新配置，而这种过程都要以融资为基础和前提。
1、融资是企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前提条件
资金是企业正常生产经营运转所必须的“血液”或“润滑剂”。在企业的生产活动中，时时刻刻都需要资金及资金流动，资金越充足，流动速度越快，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越好。资金是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条件。要成立一个企业，就必须有相应的资金，否则企业的生产经营就无从谈起;由于季节性和临时性需要，或是由于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等原因，都需要资金。在企业现实生产经营活动中，对资金总是有着不断的需求，而资金的供应量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又常常处于“饥渴”状态。因此，持续融资能力对于企业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
2、融资是企业进行投资和战略扩张的基础
企业的投资包括对内投资和对外投资。对内投资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对外投资是企业在生产经营的同时，拿出一部分资金投放于证券等金融性资产，以期获得股息或利息收入。企业进行投资的目的有多种，如维持现有规模效益、扩充规模、控制相关企业，应对风险等。企业只有经营状态良好，有适当的闲置资金投放于资本市场时，才能进行相应投资活动。当企业生产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想要继续扩大规模时，可以通过收购、兼并、控股、参股、战略联盟等方式发展成为大型企业集团，而这同样需要企业雄厚资金的支持。企业的发展
壮大不可能单纯依靠自有资金，只有通过多渠道的融资方式，才能获得企业资本运作所必要的资金，并且实现自有资金的保值增值。
3、融资是企业资本结构稳定、控制风险的基本保证
企业进行资本运营的目标在于保持资本的增值，而如何获取低成本的资本则是实现该目标的关键性问题。低成本、较稳定的资本可为企业的发展注入活力，而高成本、不稳定的资本则会增加企业经营中的变数，为企业的生存发展增添不稳定性因素，而严重时还可导致财务危机。企业融资是要从自身的生产经营现状和资本需求情况出发，根据企业的经营策略和发展规划，确定投资资金的需要量和资金投放的时间结构，同时根据企业的融资市场确定筹资方式和渠道，测算筹资成本，衡量筹资风险，从而确保企业在防范筹资风险的前提下，能够多渠道、低成本且及时、适量的获取所需资本，同时保持企业自身资本结构的合理性与稳定性。由此可见，融资是企业资本运营工作的重中之重。
融资作为企业资本运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的长期经营运作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为此，企业应合理的选择筹资渠道与筹资方式，并根据其不同的筹资渠道与筹资方式的难易程度、资本成本等进行综合考虑，并使得企业的筹资成本降低。在筹融资过程中，企业需坚持先内后外，先负债后权益的原则，力求将企业的财务风险降至可控限度内，并在此基础上尽量降低资本成本，以充分提高企业的筹资效益，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
中国货币政策分析
一、 近年来中国货币政策的演变 1984年中央银行体制确立后，我国逐步探索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货币政策体系。近30年来大致实行过四种货币政策，经历了四个主要时期。
1984年—1993年：松紧交替时期。这一时期主要以信贷规模管理为主，中央银行直接调控居于主导地位，计划管理色彩较浓。受经济波动与通货膨胀交替变化的影响，货币政策时松时紧。
1993年—1997年：适度从紧时期。这一时期明确了“以币值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货币政策目标，把稳定币值摆在了突出的地位;调控力度和节奏与改革目标逐渐适应，尽力避免“急刹车”现象;确立了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法律地位，货币政策独立性增强;财政政策、投融资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更加紧密。
1998年—2007年：稳健时期。这一时期总体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成功应对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3年经济过热。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货币政策又开始面临对内均衡与对外均衡的矛盾。 2008年至今：“从紧”、“适度宽松”向“稳健”回归时期。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这一时期货币政策变动较大，由“从紧”转为“适度宽松”，后来面对经济复苏与通胀抬头并存的新形势，又及时回归“稳健”。
总体上看，经过30多年的探索，我国货币政策已相对成熟，基本实现了工具多样化、方式灵活化和调控间接化，增强了预见性、主动性和针对性。概括起来，我国的货币政策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市场化的改革导向。我国货币政策的演变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有明显的渐进式市场化导向特征。从转轨初期行政管理为主的调控方式，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逐步探索，到基本实现以现代货币政策工具为支撑的间接调控体系，货币政策在不同阶段的演进与经济市场化的进程既互为需求又互相推动。
明确的目标定位。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货币政策面临着如何处理好币值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之间关系的考验。借鉴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我国确立了“以币值稳定促进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目标定位。实践证明，这个定位是正确的。两次国际金融危机及国内多次宏观调控，使“币值稳定”的内涵不断丰富。既防通货膨胀，又防通货紧缩，既保持对内稳定，又保持对外协调，我国的货币政策在实践探索中逐渐成熟。
经济发展的持续推动力。在我国货币政策演变的不同阶段，政策导向虽有松紧之分，但始终没有偏离30年来服务经济稳健快速发展这条主线。这充分体现了货币对于经济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功能，对实现“中国经济奇迹”发挥了重要的金融支撑作用。 有效适应国内外形势变化。我国货币政策稳中求进，适时、适度调整方向，既有效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恢复经济增长，又在国际上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二、 当期货币政策分析及未来走向
货币政策与经济挂钩是不言的事实。要分析当前的货币政策，首先要了解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目前的经济形势与之前相比，发生了许多变化，总体来说有以下四点：
一是不确定性增强。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过程缓慢、调整艰难，各国货币政策显著分化，复苏既不稳定也不平衡。中国经济总体向好，但依然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宏观经济运行面临复杂形势。特别是物价与资产价格上涨与经济结构调整压力进一步加大，资源环境约束强化，经济社会的内生矛盾日益凸显。高度不确定的内外环境对我国货币政策提出了严峻挑战。
二是货币总量内涵更宽。长期以来，广义货币(M2)与信贷规模是我国货币政策重点监测和调控的中间目标。近10年来，随着金融不断深化，金融产品不断创新，直接融资、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对传统贷款产生较大替代作用，现有的监测口径与调控目标已不能全面反映实体经济的融资总量。“十二五”期间，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利率市场化及多种金融创新，将进一步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因此，需要建立内涵更宽的社会融资总量管理体系，以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三是经济开放度更高。“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是“十二五”规划对我国经济开放的总体要求。经济开放度提高对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有两重性。一方面，参与世界贸易有利于解决国内供需矛盾，从理论上说能够起到平抑物价波动的作用;另一方面，“输入性”物价波动将成为我国近几年物价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动因。在这种形势下，货币政策兼顾内外均衡的难度进一步增大。
四是信息敏感度提高。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数量巨大，信息瞬时传递的网络社会。传统体制下的信息渠道正在被多元化、市场化、社
会化的信息网状系统取代，经济主体和社会公众对货币政策的预判能力大大提高，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博弈”将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这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正确导向和公众预期的有效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新时期的经济形势，也为现阶段中国货币政策带来了新的面临的挑战。
挑战之一是通胀与货币关系出现背离。长期以来中国的货币增长和CPI通胀之间总体保持着较好的同步关系，尤其是CPI同比增速与M1(6个月前)同比增速的变化趋势十分明显且相当稳定。但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下半年以来，货币与通胀的同步关系出现较长时间的趋势性背离。对此，目前主要有三类解释：一是商业银行表外以及理财业务的视角。商业银行为了规避信贷规模的限制而纷纷发行理财产品，使得资金“逃离”到表外，结果是导致货币增速大幅下降，但实体经济资金依然充裕，通胀仍维持高位。但如果对理财产品的具体操作进行深入探索，就会发现上述解释可能是站不住脚的。具体地，理财产品发行的净效果是导致货币供应量减少，但其资金运用却是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因此，理财业务对货币供应的整体影响可能是 “中性”的;二是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视角。该视角认为货币与通胀之间的关系应该符合传统费雪方程式，即MV=PY。之所以会出现货币(M)与通胀(P)同步关系的趋势性背离，原因在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通胀预期高企引致货币流通速度(V)加快，从而带来流动性扩张，从而出现了货币与通胀走势背离的“特殊现象”;三是非货币因素。该视角认为货币因素并不是近期货币与通胀同步关系趋势性背离的根本原因，供给冲击(劳动力成本系统性上升)才是此轮通胀高企的本质原因。这些无疑给当前货币政策调控带来了挑战。
挑战之二是金融监管的制约。为充分吸取金融危机的教训，近年来国际社会普遍将宏观审慎管理以及更加严厉的金融监管引入宏观管理的范畴。特别地，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其信贷投放行为也将受到更多约束。从我国各家商业银行的实践情况来看，近期也确实出现了存贷比已达到或接近75%的监管上限，制约各银行信贷扩张的情形。理论上，商业银行的放贷行为受制于“短边原则”：当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较高时，货币信用创造主要受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制约;当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较低时，货币信用创造主要受存贷比等的制约。上述两种情形的临界点取决于上述两者比例大小的比较。事实上，逆周期资本缓冲和动态拨备等其它宏观审慎工具(包括未来巴塞尔Ⅲ协议的实施等)对商业银行放贷行为以及宏观流动性的影响更加复杂，货币政策的制定就得更加关注金融监管以及宏观审慎工具对货币信用创造的约束作用。
挑战之三是金融危机应对。面对金融危机下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中国政府采取了十分果断的决策，凯恩斯主义的投资拉动以及相应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迅速开启。尽管这有效遏止了经济增长明显下滑态势，但这在理论上是与货币主义相背离的，因为货币主义坚定地认为“无论何时何地，通货膨胀永远是货币现象 ”。很快地，货币主义的担心似乎在现实中得到应验：从2009年底开始，CPI通胀扶摇直上，2011年中期CPI同比到达6.5%的高点。回过头来看，在危机的应对过程中，是否有可以总结的经验?可能有两方面问题值得思考：一
是在危机中如何把握货币政策的“度”是十分重要的。根据逆周期调节的原则，在危机中货币政策保持适度宽松当然是必须的。但过度的宽松则可能引发未来通货膨胀水平的攀升，容易造成金融风险(地方融资平台坏账、房地产价格高企)的滋生;二是未来如果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相对滞后，那么过度依靠外需的发展模式仍将面临挑战，未来危机应对的方式又可能回到“上项目、放货币”的老路上来，货币政策应对危机的'空间以及潜在负作用仍是问题。
挑战之四是输入型通胀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对大宗原材料进口依存度的不断上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势必会对我国宏观经济特别是通货膨胀产生重要影响。纵观上世纪1960年至今约50多年的国际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涨主要集中于两段时间：一是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1971-1980年);二是21世纪以来大宗商品大幅上涨期间(2001-2008年)。研究这两段时间的历史表明，输入型通胀或外部成本冲击并不能很好解释各国通胀的差异。经过反复尝试，我们发现，货币存量与经济总量的偏离程度(即货币发行超过经济增长的部分)能解释上述通胀差异。这让我们有理由相信，相对“输入型通胀”因素而言，货币因素对各国通胀差异有着更好的解释力。
挑战之五是刘易斯拐点来临。近几年许多学者认为，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会导致工资水平的快速增长，而劳动力成本的快速增长最终会传导到产品价格上，于是通货膨胀高企。但对于曾经经历过刘易斯拐点的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我们并没有从数据中发现刘易斯拐点导致通货膨胀水平系统性抬升的有力证据，而货币量的显著增加很
可能是导致其当时通胀水平提高的主要诱因。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需求面以及货币供应量的配合，经济体在拐过刘易斯拐点之时所面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并不必然导致通胀水平的系统性抬升。因此，对于中国而言，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人口红利的消失，建议应更加注重稳健的货币政策，管理好流动性，避免成本-工资螺旋式上升的通胀风险。
挑战之六是内外部失衡。近年来我国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由2007年10.1%的峰值下降到2011年的3%左右，回到了国际公认的合理区间。相应地，近期外汇市场也呈现出人民币贬值的预期。这种变化是周期性现象还是结构性变化，各方看法不一。通过分析中国出口在全球出口市场和主要贸易伙伴市场中份额的变化，我们发现，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市场的比重仍基本稳定，即使在金融危机期间也依然如此，出口似乎依然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另外，从中国的内在经济结构是否已经转型或者说是否实现内部均衡的角度来看，目前储蓄和投资体制似乎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由此，S-I=X-M恒等式下的净出口(X-M)也不可能期待出现质的变化。但是，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以及实际有效汇率已经累计升值30%等因素来看，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似乎又有所削弱。如果上述变化只是周期性的，那么人民币汇率可能还未到达中长期均衡，未来货币政策仍有可能面临危机前同样的挑战。如果这种变化是结构性的，那么近十年来外汇占款作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方式将会根本性改变。
挑战之七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近年来随着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迅速发展，以及资本项目开放的逐步深化，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日益
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近期我们初步整理了离岸市场发展对国内货币政策调控影响的国际文献，相关研究似乎都倾向性地承认，离岸市场的发展对本国货币调控有一定影响，但该影响是有限且可控的。尽管如此，离岸市场的发展可能使得国内的货币政策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近期我国国内也出现了一些关于离岸人民币市场对我国货币调控影响的研究。与欧洲美元市场的研究相比，其不同之处在于目前离岸市场的人民币主要来源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因此这些研究普遍以外币贸易结算作为基准情形来比较离岸人民币市场对货币调控的影响。
了解了经济形势与随之而来的挑战，便不难预计未来货币政策的走向必然是有针对性的对上述挑战的应对之策。
货币与通胀之间的关系是影响货币政策决策的重要因素，其同步关系出现趋势性的背离给政策决策带来新的课题。短期内应密切关注金融危机及其应对给通胀预期、货币流通速度带来的重要冲击，中长期应高度重视经济结构尤其是劳动力供给等对通胀水平的系统性冲击，并注重货币政策工具由数量型向价格型的转变。
随着国际社会普遍将宏观审慎管理以及更加严厉的金融监管措施引入宏观管理的范畴，这将对未来金融体系的运作产生深远的影响，商业银行的货币信用创造以及整个社会流动性也会受到重要影响，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就得更加关注金融监管以及宏观审慎工具对货币信用创造的约束作用。
应注重金融危机应对过程中货币政策作用力度的把握。过度的宽松可能引发未来通货膨胀水平的攀升，容易滋生金融风险。如果我国
经济结构调整相对滞后，那么过度依靠外需的发展模式仍将面临挑战，未来危机应对的方式又可能回到“上项目、放货币”的老路上来，货币政策应对危机的空间以及潜在负作用仍是个问题。
无论输入型通胀压力大小如何，抑制国内通胀的首要手段应该是管理好国内银根松紧程度，控制好国内货币总量。在输入型通胀特征日益明显的情形下，更应努力把握好国内货币信贷投放的总量和节奏，避免进一步刺激总需求，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维持国内物价的基本稳定，确保宏观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如果没有需求面以及货币供应量的配合，经济体在拐过刘易斯拐点之时所面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并不必然导致通胀水平的系统性抬升。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人口红利的消失，经济增速下行和通胀上行的压力增加，若此时一味地追求刺激经济增长而大量释放流动性，则必然导致总需求大幅扩张，从而造成通胀。
目前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的下降究竟是周期性现象还是结构性变化，以及对未来中国外部失衡前景如何判断，是影响我国货币政策走向的重要因素。从目前的证据来看，周期性的和结构性的原因似乎兼而有之。 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以及资本项目开放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也是摆在中国货币政策决策者面前的重大课题，但其影响大小仍值得进一步分析(特别是在目前人民币走出去的初级阶段)。货币当局应在制定货币和金融政策时将离岸市场对国内货币环境的影响纳入考虑范畴，并通过有效的政策安排应对上述新挑战。
把握我国货币政策的规律性。总结30多年来我国货币政策的实践，一个基本结论是：稳健、适度从紧应是我国货币政策的常态选择;要慎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即使是在经济紧缩的情况下，也不宜选择宽松的货币政策，因为货币存在着市场放大的风险。特别是在“投资冲动”的环境下，更不能轻易“宽松”，宽松货币政策必然伴随着通货膨胀。
稳妥推进社会融资总量管理。社会融资总量是我国金融发展新时期一个重大的理论范畴和政策方向，它能更加全面地反映金融的新内涵以及金融与经济的真实关系，应逐渐成为货币政策的重要中间目标。为此，要做好体制、政策和技术上的衔接，但短期内还不能淡化对M2和信贷规模的管理。
坚持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货币政策要同财政、投资、产业政策协调配合，这有利于处理好总量与结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短期与长期等复杂关系。货币政策本身也要注意各种政策工具的搭配使用，打“组合拳”应成为货币政策的另一个“常态选择”。
处理好货币政策与国际货币合作的关系。随着我国经济金融国际化程度的日益提高，货币政策与世界经济金融联系日益紧密，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把握好国内目标与国际经济金融协调的关系，“内外兼修”是长期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