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者的伦理难题及答案
在这个案例中，社会工作者面临的价值观选择的伦理困境更为严重，如果以保持完全价值中立的态度介入进去，其结果便是托德仍无法摆脱和其他女性发生性关系的状态，因为这一点是贝丝最为介意的。可以说，如果托德不改掉这一行为，那么他与其妻子的关系是无法完全恢复的，这样案例是无法得到解决的。但是若社会工作者敞开心扉地表明了自己的价值观，这样可能就会影响到这对夫妻所做出的决定。这正是让社会工作者为难的地方。
笔者认为，对于这一案例，社会工作者并不能完全坚守价值中立，应适当地将自己的价值观传达给这对夫妻。“社会工作者绝不可以把自己个人的价值判断作为唯一的决定标准，没有哪种关系是价值无涉的。识别指导自己行为抉择的价值观是当事人的责任，社会工作者绝不可以认定自己有这一责任”(弗兰基，1968)。针对上述的观点，笔者提出了缓解这一案例的几点想法。
首先，要明确社会工作者和这对夫妻各自的价值观。托德内心的想法“我爱贝丝，我不想和她分离，但是她满足不了我的性欲，所以我要和其他女人同时保持着性关系。”他的价值观并不是以维护传统的家庭关系为基础，而是建立在性欲之上。贝丝内心的想法“托德如果能够改变他和其他女人的这些性关系，我还是会原谅他的。”她的价值观其实很简单，只想和一个在肉体和精神上都爱自己的人在一起。这时，社会工作者如果保持价值中立的态度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应该表明自己的价值观。
其次，社会工作者需要再与他们分别进行沟通，尽最大程度上的努力，让夫妻二人可以重归于好。针对贝丝，主要是帮助贝丝从托德以前的这种行为的阴影中摆脱出来，要恢复她对托德的信心，同时要了解贝丝的性趣低的原因是什么，努力提升她的性趣;针对托德，最主要的是要隔断他与其他女人的联系，做一些精神上的辅导，或者是约他一起定期做一些体育运动，使得他重新恢复对妻子的性趣。
最后，社会工作者应鼓励让他们夫妻二人单独相处，以增进他们夫妻感情。如鼓励二人去电影院看场爱情电影，来一顿烛光晚餐，重走一次谈恋爱时的道路等。这种涉及婚姻家庭的案例，社会工作者切忌操之过急，要逐步改变二人的心态及行为，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在这期间，一定要不断鼓励案主，增加双方的信心。
第三个案例《忠实于自己还是家庭?》(罗温伯格，2005:109)
案例3
阿里加太太是家庭服务机构的一位社会工作者，见一个新移民萨利玛女士已有三次，因为她一直抑郁，在家中同父母和其他亲属有许多冲突，对包装工的工作也感到非常焦虑。所有家庭成员，包括萨利玛女士自己，都必须工作，因为每个人的收入对于家庭勉强维持生存都必不可少。她的领班喜欢她，把她介绍给了机构寻求帮助。萨利玛女士有些矛盾地告诉阿里加太太，家里不允许她过正常的美国社交生活。她父母想包办她的婚姻，不允许她约会。她不能离家独自生活，因为赚的钱养活不了自己。她的英语水平和其他技能也不足以让她能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
萨利玛女士一方面爱自己的家，为做了家中文化期望自己做的事而自豪;另一方面，希望约会和自主决定应该嫁给谁，表明她变得更加美国化。她在这两者间徘徊不定。
这个案例中，社会工作者阿里加太太将会变成一个矛盾体。如果阿里加女士是一位女性主义者，追求独立和自由，那么她将会支持萨利玛寻回自主权;如果阿里加女士认为萨利玛一家人相依为命，萨利玛是他们家庭中重要的一员，那么她将会支持萨利玛忠于家庭，听从家里的安排。无论如何，阿里加太太要把自己的价值评判完全地放到一边是做不到的。针对这一案例的情况，笔者提出了一些想法。
首先，阿里加太太要弄清楚为什么萨利玛的家庭不允许她约会。为什么想要有包办她婚姻的想法。既然选择了移民，为什么不能融入到美国的大社会中。阿里加太太可以先和萨利玛的父母谈一谈。
其次，萨利玛女士内心是十分渴望独自生活的，但由于工作能力及语言问题会影响到她的就业，她也是就此止住了这个想法。阿里加太太可以发挥自身链接资源的优势，帮助她提升语言水平，参加技能培训班，目的是让萨利玛提升就业的硬实力。
最后，阿里加太太在了解整件案例后，应该有一个自己对于案例的价值判断，这里没有谁是谁非，重要的是可以满意和谐地解决问题。
三、总结：理想与现实的两难选择
在社会工作者进行实务的工作过程中，价值中立是我们作为一名专业人员应当坚守的准则，但在社会工作过程中，这里的每一步都无法逃避道德上和伦理上的问题。社会工作者并不是机器人，不是每一步都完全按照步骤进行。真正专业的实务工作，需要留意个人的价值观和专业的价值观的冲突，负责任地加以处理。
“一门科学倘若道德中立，价值无涉，那么价值中立不仅仅是错误的，而且极其危险”(马斯洛，1969:724)。马斯洛的这句话对于社会工作专业来说仍然适用。完全的价值中立不仅不会帮助到案主解决问题，反而会给案主带来切切实实的伤害。这些伤害体现在：1、对可能有的自毁或其他破坏性行为不予关注;2、社会工作者区分不出什么是发挥功能，什么是功能失调;什么是正常行为，什么是病态行为;3、不能对当事人的行为提出质疑可能会导致当事人认为工作者赞成自己的所作所为。社会工作者沉默不语的用意可能是表示价值中立，但他人可能会理解为是接受某个行为的信号(罗温伯格，2005:106)。因此，理想的完全价值中立是不可行的，在现实的工作面前，要正确看待社会工作者的价值判断。
总结来说，社会工作者在面临价值选择时，既要尊重案主的价值观，也要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对待价值观伦理困境，理想的专业价值观与现实的案主和社工的价值观总是会发生碰撞，此时，作为专业的社工人员，应该做的便是努力开辟出介于理想与现实的第三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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