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大学的困境
在教育培训大佬俞敏洪宣布要办一所中国真正的私立大学后，很多人虽然眼前一亮，但仍对民办大学提不起好感。从高考大扩招开始，“产业”拐点出现，整个民办高校沦入衰退、收缩的过程，虽然截至目前，全国民办普通高等学校仍有400多家，但在这个数字背后，有多少学校就像一个空壳，徒有空旷的校园和教室，却没有好的师资生源，面临倒闭，民办大学正陷入困境。
招生乱象丛生
“招生就是招钱，办学就是捞钱，一切向钱看，能骗就骗。”曾经在辅仁、汇佳、兴华等北京多所民办大学工作过的老高一针见血地说。公办大学扩招后，民办大学的招生从过去的卖方市场转变成买方市场，“生源争夺战”变得白热化，甚至一些有实力的民办大学每年在招生上的花费动辄几千万元。
高额回扣的“提成招生”成为一些民办大学抢夺生源的利器，学校将招生权代理给一些中介机构和个人，由此催生了“招生贩子”和招生公司成为热门行当。
挂靠在公立大学名下的独立学院近几年来发展迅速，即使打着公立大学的招牌，独立学院的招生也是十分混乱。
“教育产业化大潮中，无数贫困家庭不惜举债供孩子去读得不到认可的民办大学，陷入读书致贫的漩涡，已成为中国低收入家庭的不可承受之重。”曾经接触过很多这样来自贫困家庭的民办高校学生的老高认为，他们学生的家长就是一些生活艰辛的农民、打工者，每当看到他们失望的眼神，他内心都被深深触动。
如此扭曲、拜金的办学观念下，学生就是学校的金主、就是客户，导致民办学校“宠学生”的怪现象。“所有教师工资都是从学费来的。我们教学评估50%是学生打分，教学评估影响年底奖金，甚至饭碗，所以老师都不敢得罪学生，爱学不学，放任自流。”老高无奈地说。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有的民办大学的学生被招生贩子骗来后，感觉学业和前途无望，而看到招生如此赚钱，干脆不读书了，自己也当起了招生贩子，再去骗下一届的学生。
倒闭危机边缘
国内的民办高校就像一家企业，经营不善就得倒闭，他们没有财政经费，所有开支都得靠学费，虽然收费高，但开支也高于公办高校，尤其是招生经费开支。“如果算上招生老师和学生的提成，各地招办的'设置经费以及招生运营费用，每招到一名学生，学校支出的成本将近3000元左右。”老高说。
不过比缺钱更紧迫的是，民办大学缺好老师。因为资金压力，民办大学老师的工资福利比公办大学少了一大截，更关键的是缺少发展空间和机会。“如果要留住教师，在很多情况下，真正吸引人的，是学校提供给教师的发展平台和人文关怀。”北京海淀区一家民办大学的教师陈诚告诉记者。他觉得民办大学对教师发展提供的资源无法跟公立大学相提并论，出国交流、专业培训的机会少之又少，致使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提升困难。
陈诚发现在民办大学中年富力强的老师很少，更多的是一些退休的老教师，用来缓冲师资队伍的匮乏，那些老师上课只要能过得去就可以了，年轻老师们要想得到发展的空间很难，比如申请课题难，出去进修难，申请高级职称难度更大，使得年轻老师们纷纷改弦更张，另谋高就。
没有好老师，怎么吸引来好学生，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感到悲观的陈诚正在准备读博转行，“无论是师资，还是生源，民办学校都输在了起跑线上，虽然今天还是在苟延残喘，但是如果没有较大的改进和改观，等待他们的出路可能就是倒闭了。”
实际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民办大学经历了几轮兴衰沉浮，南洋、汇佳、辅仁、兴华等曾经辉煌一时的民办大学，如今有的彻底消失，有的压缩求生，有的投靠公立大学，还有的正在倒闭边缘，从廊坊东方大学城的衰落也可窥见一斑，从当年的民办大学云集，到如今的讨债人和卖房者扎堆。个中原因既有资金链断链、管理不善、生源流失，也有老板犯事跑路等。
真正的私立大学有多远
俞敏洪的加入必然引发一场震动。2013年，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宣布接手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在中国办一所真正的私立大学。但随后他被毫不留情地泼了冷水，教育界人士普遍不看好俞敏洪的选择，认为时机不对。
几年前俞敏洪在接受采访时就曾说过自己办大学的理想，他心目中的私立大学模式是，学校有足够的钱，学生不需要考虑能不能交得起钱，而只需要考虑自己到底优秀不优秀。他的招生原则就是两个：第一，学生优秀不优秀;第二，尽可能地招收成绩好、有培养前途的农村孩子。可见，从农村走出来的他其实是想为农村孩子办一所大学。
“这是一所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民办大学。”俞敏洪向耿丹学院的学生承诺，“你们交的学费都会用在学校的建设和同学身上，我们个人决不会从这里拿走一分钱，我们只会往里不断投入，请相信我们办学的诚心。”
他认为，目前中国的私立教育靠学生学费维持运行，是一个“荒谬的现实”。不用重金怎么能请来好老师?他计划要用基金会的方式办大学，基金会通过资本运作赚的钱，支持学生的学费并聘请著名教授。
而眼下耿丹学院的一年学费要两万元，所以俞敏洪首先推出了一个“企业家英才计划”，入选的优秀贫困学生由企业家资助学费和生活费，而且“认领”学生的企业家还要负责生活和就业指导，就像培养自己的孩子一样。
不过真正让俞敏洪头痛的是，正赶上独立学院“转设”的节点。所谓“转设”指的是2008年2月，教育部出台《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俗称26号令)，要求独立学院在5年过渡期内实现“脱钩”，成为独立的民办高校。但教育部26号令设置了很多准入门槛与法律责任，仅“不少于500亩的国有土地”这一条就让很多独立学院的“转设”之路止步不前。在北京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办一所学校要500亩地，并且一分地上只能待一个学生，这需要不是一般的烧钱才行。
这也是俞敏洪目前还没解决的难题，耿丹学院只有400多亩地,但独立大学要求人均一分地，400多亩地只能容纳4000多个学生，他们已经有6000个学生了，差的那几十亩地怎么办?
在今年7月的中美教育高峰论坛上，俞敏洪的一番话令人感伤：“因为中国在教育中不善于利用民间力量，所以到现在为止中国优秀的，顶级的私立中学和私立大学是没有的。”
如果俞敏洪办大学的理想最后也破灭了，对于那些还在坚守的民办大学来说，除了继续烧钱和等待捐助外，求生之路将变得越来越艰难，而除了生存之外的理想，仍是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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