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有病译文和原文

管仲有病译文和原文

　　管仲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颍上人(今安徽颍上)，周穆王的后代。下面是yjbys小编为你带来的管仲有病译文和原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原文：

　　管仲有病，桓公往问之，曰：“仲父之病矣，渍甚，国人弗讳，寡人将谁属国?”管仲对曰：“昔者臣尽力竭智，犹未足以知之也，今病在于旦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曰：“此大事也，愿仲父之教寡人也。”管仲敬诺，曰：“公谁欲相?”公曰：“鲍叔牙可乎?”管仲对曰：“不可。夷吾善鲍叔牙，鲍叔牙之为人也：清廉洁直，视不已若者，不比于人，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忘。勿已，则隰朋其可乎?隰朋之 为人也，上志而下求丑，不若黄帝而哀，不己若者。其于国也，有不 闻也;其于物也，有不知也;其于人也，有不见也。勿已乎，则隰朋可也。”夫相，大官也。处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鬬，大兵不寇。”

　　译文：

　　管仲有病，齐桓公前去询问他，说：“您的病很重，如果一旦病情危急发生不幸，我将把国家托付给谁好呢?”管仲回答说：“以前我尽心竭力，还不能够知道这样一个人，现在得了重病，生死在于朝夕之间，我又怎么说得上来呢?”桓公说：“这可是大事，希望您能给我指教。”管仲恭敬地同意了，说：“你想要任用谁为相呢?”桓公说：“鲍叔牙可以吗?”管仲回答道：“不行。我很了解鲍叔牙。鲍叔牙的为人，清廉正直，对待不如自己的人，不愿和他们在一起。偶尔一次听到人家的过错，就终身不忘。万不得已的话，隰朋大概还可以吧。隰朋的为人，既能汲取先世的事例，又能不耻下问，自愧不如黄帝，同情不如自己的人。他对于国家政治，有不去过问的事;他对于事物，有不去了解的方面;他对于人，有不重视的细节。不得已的话嘛，那隰朋可以。”一国的宰相，可是个大官。当大官的人，不要只看小事，不要耍小聪明。所以说大工匠只注意总体设计，而不亲自挥斧弄凿;大厨师只着意调和五味，而不亲自拨弄锅碗瓢盏;大勇士只指挥战斗，而不亲自临阵斗殴，正义的军队只征讨叛逆而不骚扰百姓。

　　管仲简介

　　管仲（前719－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春秋时期法家先驱、政治人物。被称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汉族，颍上（今安徽省颍上县）人，周穆王的后代。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改革家、道家，被誉为“圣人之师”和“华夏文明的保护者”。

　　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失败，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成为齐国上卿（即宰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霸主，所以又说“管夷吾举于士”。

　　管仲在任内大兴改革，富国强兵，重视商业，并因开创国营娼妓制度而曾被中国性服务业供奉为保护神。《战国策》、《国语·齐语》、《史记·管晏列传》、《管子》、《左传》等都有记载他的生活传记，《论语》、北宋苏洵的《管仲论》对管仲的事迹做出了分析和评价。

　　管仲的税收思想：

　　1、经济是增加税收收入的基础。管仲强调：“善为政者，田畴垦而国邑实”，“实墟圹，垦田畴，修墙屋，则国家富”。

　　2．主张轻税。“薄税敛，毋苟于民，待以忠爱，而民可使亲”。（《管子·五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 （《管子·权修》）在土地税方面，管仲主张“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管仲主张“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国语·齐语》），即免征工商税。据史料记载，齐国的关市之征曾减低到“五十而取一”，可见工商税率极低。

　　3．实行差别征税。对土地征税，管仲提出了“相地而衰（衰，音催，意为等差递减）征，则民不移”（《国语·齐语》）的重要税收政策。这个政策是按土地质量好坏征收差额赋税，而不是对不同土地征收同等的赋税，从而达到公平税负，使劳动者不再相率逃亡，安居乐业，稳定赋税收入。

　　4．主张盐铁由国家专卖。管仲主张由政府控制部分重要自然资源，即“通轻重之权，徼（音脚，意求）山海之业”（《史记·平准书》），取得收入以满足财政需要。认为盐铁是人们必需的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不可一曰或缺，主张由国家实行专卖，垄断其销售，“寓税于价”，从而达到国家控制市场与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

　　管仲的发展经济、轻税免税、差别课税和实行盐铁专卖的税收思想，对后世的税收思想家、理财家有很大的影响。

　　管仲的经济改革

　　管仲处于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此时的齐国面临着这一时代所特有的诸多社会问题的困扰、挑战。

　　在齐国，社会上出现了贫富分化现象，“贵和贱的对立逐渐向富和贫的对立关系上移转”。以传统贵族为代表的大土地所有者利用井田制遭到破坏的时机，肆意突破原来的封地范围，兼并土地，因而出现了耕地不均，迁徙逃亡的情况。面对下层人民的苦难，齐国统治者却依旧腐败内讧：齐襄公纵情享乐，荒政于前；公孙无知弑君篡位，乱政于后。国人暴动，公子相残。齐国在太公望治理下的短暂繁荣后，陷入了“中衰”。而严峻的国际形势却对衰败混乱的齐国提出了挑战。当时，周天子大权旁落，逐渐丧失了控制各诸侯国的权威和维护周天下统治秩序的能力。周边少数民族也开始挺进中原：北狄南下，西戎东进，南蛮北上，掠夺人口和财富，严重威胁着周朝各诸侯国的安全。而这些国家中的绝大多数都无力抵御这场灾难。曾经一度“小霸”的郑国逐渐丧失了霸主地位，晋国长期处于内乱之中，秦国偏于西方，楚国的势力还远没有北上，其他国家都比较弱小。只有齐国是西周初年分封的东方大国，土地广大，物产丰富，实力比较雄厚。严峻的形势要求齐国迅速从中衰中恢复过来．成就霸业，领导各诸侯国进行驱逐戎狄的斗争。管仲正是在这种国内外形势下推行其改革的。

　　在经济改革过程中，管仲首先遇到的是耕地不均和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当时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农民除了要到井田上参加集体的无偿劳动以外，还耕种着贵族从井田中分出来的小块土地，受着沉重的贡赋剥削。国家收赋只根据井田的数量，而不考虑土质的好坏。同时，统治者还经常在农忙时节征发徭役，妨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农民的主要财产家畜也常被贵族掠夺去。由于所受剥削加重，农民无法生活，奋起斗争，大批迁徙，离开井田到荒野开垦私田，或进人山林水泽去谋生。这种状况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管仲有鉴于此，按照周朝的井田制，恢复并强化了齐国受到破坏的授田制度，采取了“正地”和修治经界等措施。“正地”是把长于、短于、小于、大于百亩授田的边界，按照井田模式纠正过来。修治经界为“三岁修封，五岁修界”，使井田疆界不受破坏。每隔10年再“更制”一次 ，重新划定和分配土地，以保证授田的“平均和调”。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管仲提出了“相地而衰征”的措施，即根据土质的好坏、面积的大小，征收不同等级的实物税，使税收渐趋合理。管仲还主张分配给农民的土地要平均。征发劳役不妨碍农耕的时令，不掠夺农民的家畜。这些措施减轻了农民负担，使农民生活趋于安定。这无疑有利于齐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在提高直接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管仲还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措施。

　　具体而言，管仲发展工商业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使四民分业定居。即士农工商各有其居住区，不许迁徙，不许杂处，职业世代相传。这样，使工商从业人员确立起有利于本行业发展的生活环境，并通过各自职业和居住的固定化，逐步养成了浓厚的专业气氛和良好的职教风气，业务专长也可得到不断提高；(2)放宽商业税收，发展商业贸易。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免征商业贸易税，鼓励对外商品贸易。《国语·齐语》载，管仲主张：“通齐国鱼盐之东莱，使关市饥而不征，以为诸侯利。”又据《管子·大匡》载：“桓公践位十九年，驰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关市饥而不征”是对过往关卡的客商及其所带物资只盘查不收税；“五十而取一”是2％的轻税。总之，管仲任相期间，对商人是非常宽容的，这对发展齐国的社会经济起了重要作用；(3)对国外来商采取一系列优惠政策。为了开展对外贸易，以“来天下之财”，管仲建议桓公：“请以令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二乘者有刍菽，伍乘者有伍养。”也就是设立宾馆，并提供膳食、牲畜的厩棚和饲料，以招待天下客商，结果大见成效。“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4)“官山海”，就是由国家占有并经营自然资源的开一发利用。这一政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设官管理山海，便于国家对山海资源的开发。另一方面，将山海所产盐铁产品由政府经营并定价出售；(5)为使手工业能正常发展，管仲提出了禁末问题。禁止雕木镂金和华丽锦绣等奢侈品的生产。禁末不是禁止一般手工业，而是去掉“无用”之业，改变“侈国之俗”，使手工业得到健康发展。

　　由上可见，在外贸政策方面，管仲采取的是朴素的对外开放和自由贸易政策，在招揽外商和专业人才方面，管仲着重以经济利益吸引外商，如免税轻税、为外商提供食宿条件等。在发展工商业的所有制性质方面，管仲着重发展由国家直接经营或控制的工商业。“官山海”措施，将几种最有利可图的商品经营(主要是盐铁)从私人手里夺过来，由政府进行垄断经营。这实际上是将私营商业和商品生产改为官营，使私营工商业者失去牟利机会，打击私营工商业者。著名经济史学家胡寄窗先生认为，这是中国禁榷制度之始。禁榷制度就是官营工商业。

　　管仲改革对齐国历史乃至中国历史均有较大影响。

　　改革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动力。通过改革，齐国强大起来，管仲改革的突出成绩是使齐国变成了当时经济特别是工商业最发达的国家，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在此基础上，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首霸。百余年后的孔子，也承认“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从管仲改革的出发点来看，在管仲的改革设想中，经济发展战略是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称霸战略的，改革中减轻农民负担、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政策措施都只是为了称霸的需要。所以，其改革也只是在短期内增强了齐国国力。至于经济发展模式则无本质的变化。工商业虽得到一定发展，但仍未摆脱“工商食官”的范畴。这种状况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产生了消极影响。在以后的不同历史时期，工商业虽有程度不同的发展甚至达到繁荣的程度，但一直未能摆脱官府的控制，商品经济始终得不到正常发展，工商业者也未能形成独立的阶级集团，成为瓦解封建制度的重要阶级力量。

　　从这次改革的基本精神和途径看，管仲改革一的基本精神是“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他的经济改革是在不违背贵族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实行的，充其量也就是对旧的生产关系的恢复和调整，所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齐国的社会危机。这就决定了管仲的改革只能起到暂时的作用。而且，管仲改革的方式是管仲向齐桓公提出主张，通过桓公施加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推进其经济改革的，改革中体现的是一种“人治”精神，这与当时齐国的专制政体是相吻合的。管仲死后，尽管齐国“遵其政”，但齐国的社会危机仍然不可避免的曰趋严重。迨至桓公后任统治时期，管仲改革遂告终止，齐之霸业也随之衰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