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用观念在油画创作中的意义
一、油画中的挪用观念体现
挪用观念在是对过去的文化资源和文化体系板块和局部元素，以一种新的观念和目的，进行再造、再现和再度运用，其语言符号和动态标志的特点是诙谐、夸张、另类、甚至戏谑性的变革。油画创作中的挪用体现化装、自拍、变异、装置，使美术史上耳熟能详的作品以新的方式得以展现，这是一种对传统文化资源做出的新的解释与理解。
马奈在1863年展出的《奥林匹亚》曾引起人们的热门关注，而今天，在岳敏君和森村泰昌对《奥林匹亚》的挪用中，尽管我们还能从图示中认出模仿的源头，却难以诉说图像后面的具体含义。或许经典可以变成被加工的对象，而不是永恒的存在，这样反倒能使它们成为更加接地气的文化元素，而非仅供于神坛的乌托邦。有趣的是，马奈本身也曾挪用过前人的经典画作，其作品《草地上的午餐》就借用了16世纪意大利铜版画家莱芒第的作品《帕里斯的裁判》中的人物组合图示。
《自由引导人民》是法国19世纪浪漫主义艺术家德拉克罗瓦的浪漫主义代表作。但在当代油画家岳敏君的笔下，原作的神圣与沉重消失殆尽，代之以调侃、戏谑、把玩的笔触和心态，对原作进行了扭曲般的挪用：战火硝烟的战场被置换成城市的'工业废墟，灰暗污浊的天空下是刻意重复的我的不同姿势与千篇一律的、略带诡异与厌世的笑。这些形象看上去单调、肤浅、艳俗、无聊，但却与中国消费社会中的精神迷惘状态相契合，艺术家在这里通过对历史的消解和现实的重构，把艺术的创意与对现世的批判得以结合。挪用观念成为了艺术家热衷的拿来主义，将现成物的再造和再配置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在社会、大众及艺术领域愈发奠定其合法性。
二、挪用观念在油画创作中的思维模式和存在弊端
从单一的图像截取、复制，发展到后现代主义艺术中对过去所有艺术的颠覆和反叛，构成了挪用观念在油画创作史中的发展历程。在此过程中，挪用被固化为一种带有反叛、讽刺、批判和玩弄的处世态度，在社会学和文化学的领域不断发生作用。由此看来，挪用观念不仅是当代艺术创作的创作手段、构成方式和处理方法，更是艺术家在作品中的创作理念及现实反思。
然而物极必反。大量出现的挪用趋势向油画的原创性提出了质疑和挑战。这种类似于半盗版的图像传播之下，油画艺术似乎也走向了某种瓶颈，被挪用的图像被艺术家转移到新的语境和观念体系中时，其固有意义也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流失和逆变。
作为至高无上的肖像权威，达芬奇的传世名作《蒙娜丽莎》用神秘永恒的微笑不断诠释着人性的美。而在《L.H.O.O.Q》中，杜尚保留了达.芬奇原作的原貌、动态、姿势，但却添加了两撇小胡子，进行了一番戏谑似的丑化，这不起眼的两笔似乎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功能，让整幅肖像产生出了一种玩世不恭的艺术气质。杜尚之后，《蒙娜丽莎》不同的版本纷纷出现。在这种张狂中，《蒙娜丽莎》被不断地侵蚀着本身的艺术纯度，其本质指涉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悖论圈套。被挪用的本体在新的存在中形成了一种非驴非马的状态。
不可否认的是，艺术家对时代和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成为了挪用过程中的一种主观能动性。但若矫枉过正，囹圄在艺术图像的外在语境中，让作品内在语义陷入模棱两可的诠释误区，只会使油画作品的文化传统失去意义，只能以一种变异与扭曲的方式得以存在。如果挪用观念仅仅固化为借用和拼接，只能在荒诞滑稽的表皮下用苍白的语言进行勉强的自圆其说，油画则失去了时代意义和社会责任感。此外，尽管是后现代油画的创作手段，挪用观念如若变得极端化，成为油画创作速成的捷径，那么油画作品给予观者的思维运动、共鸣产生、哲理体会，则会被先入为主的话语霸权所掌控，让油画艺术如同契诃夫笔下装在套子里的人一般，只能在自己的话语体系里自言自语。长此以往，挪用观念将会在当下社会逐渐体现出自身的贫乏与孤立，走入个人主义和本质主义的窠臼。
在油画艺术的发展走向中，挪用观念不能简单地被归于历史，也不会掌控未来。挪用的意义在于提供给我们新的创作方式和思考维度，扩大艺术边界。艺术家的使命是将挪用内置于艺术的发生中，而非本末倒置地将艺术作品创作沦为挪用的代名词。如何驾驭挪用的方法，使油画创作不会落入一种惯性思维和自灭窠臼，是每个从艺人士所应该深度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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