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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与一位十几年没见过面的老友见面，我飞去纽约几天，陪他看了曼哈顿、华尔街、自由女神和哥伦比亚大学，亦带他品尝了中国城的港式饮茶和苏活区的现代酒吧。很兴奋但也很疲惫地回到凤凰城，电话留言机里有好几个人的录音，其中有阿瑟的道歉，说那天晚上有一个紧急任务，凤凰城移民局机关的人一部份被急派到边境增援几天，又不允许带手机，所以无法联络到我，说为陪罪下周请我到第一银行顶楼的俱乐部吃法国菜。还有查理催我资料的声音，他说他们的报告在等我的东西。另一个引起我注意的是周承洲的留言，他要我查看我的电子信箱。
我洗浴后换上睡衣，给自己倒一杯加冰的可乐并打开电脑，在几十封未查看的E-Mail里找到了周承洲的那封信.......
前天，是我的休息日。一早，我送一位朋友去机场，他准备去加州。突然，我的传呼机响声大作。一看，是单位在找我，而且十分火急。(加挂两个911)，我立即回话。单位的秘书说，安尼乐比来过两次电话找我，说是有三位中国偷渡犯将从落杉玑的少年监狱转到我所，中午之前会到。而令人耽忧的是三个偷渡犯对这次转移其监居住所的动机不了解，以为将被遣送回国，情绪波动非常利害，怕有意外发生，要我立即赶回单位上班。
我匆匆赶到单位，大约11：30，他们到了。一男两女，都只有16岁，也都是来自福建长乐。他们是蒋练吾、林吟、林梅芬。文件显示加州地方移民法庭已经对他们三人分别作出驱逐出境的最终决定，如当事人在30天内未上诉，驱逐命令将付之实施。
三张尚未完全成熟的面孔仍然带有几分稚气，哭肿了的眼睛，沙哑的声音和满脸的泪水、鼻涕，无不令人同情。这时，他们更多地在观察，哭声也是断断续续，有目的地时高时低。两个女孩子还威胁地对我说：你们不是要把我们送回中国去吧？你们要是把我们送回去，我们就死给你看。
我把于方非、郭天宇、林农成三位叫来，让他们与三位新来的谈谈天。我想这样可能有助于缓解他们的情绪。果然，林梅芬一见于方非就惊叫起来，“方非！”，原来他们在福建老家是邻居。
这下可热闹了，6个人用福州话热烈地交谈着，不悦的情绪一下子烟消云散。他们沉浸在“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那份兴奋中。
第二天，我再次详细地看了他们三个人的法律文件。没错，他们都已收到法庭的驱逐通知，而且在决定的时限内没有上诉。落杉玑移民局已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落杉玑总领事馆，请他们签发回国通行证。
偷渡人员从其主观愿望来说，可分为自愿被驱逐和根据法定命令予以强制驱逐两种。大量的墨西哥人都属于前者，他们今天被抓，总希望第二天被遣送，而第三天他们将会原路返回美国。而中国籍的偷渡犯则属于后者。他们花费巨资，历尽艰险，千里迢迢来到美国，都希望留在这里。但不论那种情况，要使对当事人的驱逐遣送成为事实，都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当事人的原住国必须承认并接受，如果没有原住国签发的回国通行证，驱逐遣送出境只是纸上谈兵而已。
一般情况下，中国驻美领事馆对这类案件都采取不于理睬，不配合的措施。但不管怎么样，既然落杉玑移民局已经通知中国领事馆，中国领事馆已可能随即签发回国通行证。也就是说，这三个人随时被驱逐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我决定与他们谈谈，以防事出意外。我把林吟、林梅芬同时叫到我的办公室。她们今天的心情似乎很好，边走边哼着不大成调的中国爱情歌曲。
坐定之后，我问她们：“你们在落杉玑呆了多久？”
她们都说：“一个多月。”
我接着问：“在这期间，你们出过庭吗？”
两人都说：“有一次。”
我又问：“结果呢？”
林吟回答：“我们输了，因为我们的律师没有来。”
我问：“你们请了律师？”
林吟补充道：“是我阿姨帮助请的，钱也交了，我还跟他通过一次电话。”
我不解地说：“你们花钱请了律师，而律师未出庭？”林吟点点头，表示肯定。
我换了一个话题，接着问：“你们知道开庭输了是什么意思吗？"
林吟、林梅芬都说：“不知道，周叔叔，我们没有文化，我们真的不懂。”我说：“当时有中国翻译吗？”
两人都说：“有一个翻译官，他说什么我们都听不懂，只知道我们输了。”
我再换一个话题：“你们在福建家里都做什么呢？”
林梅芬说：“什么都不做，整天玩。”
我又问：“不上学？”
林吟答道：“学校离我们家很远，20多里地，所以小学毕业后，就没有学上了。”
我再问道：“家里都有什么人，父母、兄弟、姐妹？”
林吟答道：“爸爸、妈妈，还有个姐姐。”
我说：“想她们吗？”
林吟有些激动了，说：“我最想我妈妈，每次想到她，我就哭，我就打自己，打脸。我妈妈最命苦，我姐姐有心脏病，家乡人都说养不活。我妈妈为了她吃了很多苦。现在为了我，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给了我，让我带到美国来，还欠人家很多钱。”说说说说就大哭起来，林梅芬也跟着哭了。我记得昨晚在登记当事人的个人物品时，林吟随身携带1200美元和一些首饰，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我和她们交谈的目的和初衷是想利用孩子的思乡、思亲的心理来引导她们，以便使她们能够接受将被驱逐遣送的事实。我原想让她们知道，她们的家乡正在日益地进步，回国去会有较好的前途。然而这次谈话是失败、无效的。
下午，蒋练吾来到我的办公室，向我要信纸和信封，说是要写封信。我请他坐下，和他聊聊。
"怎么，想家了？”
"对，想写封信。”
"对了，你在福建家乡做什么？”
"修理摩托车，我跟师傅学了两年了。”
"这不挺好的吗？怎么想起来美国呢？”
"不是我要来美国，我在美国没有任何亲戚。我是想去加拿大找我叔叔，但老板搞错了，把我送来美国。”
"搭错车了，哪怎么办？”
"我已经被关7个月了，我想回中国去，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但不知道怎么样，就是不让我走。”
我向他解释，回国必须有中国驻美领事馆签发的通行证。他听后似懂非懂。我换了一个话题，问道：“家里都有些什么人？”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死了，还有个姐姐。”
"你妈妈呢？”
"我父亲死后，妈妈也改嫁了，嫁到邻乡。”
"这些年来，都是谁在照顾你呢？”
"我姐姐，我妈妈偶尔回来看看我们，但不能让那个男人知道。后来，我姐姐到福州的一家合资鞋厂打工，也把我一起带到福州，一直到我开始跟师傅学修理摩托车。我最爱我姐姐，我以后赚到钱，第一个要报答的人就是我姐姐。”
"所以你想写信给姐姐，告诉她你在这里的情况，对吗？”
"不对，我要写给我妈妈。”
"噢！”
"在我被遣送到这里的前几天，接到我妈妈的来信，到现在还没有回，她一定很着急。”
" 怎么回事呢？”
"我妈妈再嫁的那个男人，是隔壁乡的乡长，人很坏、很坏，自己在外面吃、喝、嫖、赌，却不允许我妈妈回家看我们，还经常打我妈妈。现在，他不要我妈妈了，把她赶出了家，我妈妈真是没地方去了，只好回到我们乡村来。但我们的族长也不要她，不让她住。因为我父亲已经死了，母亲已改嫁，已经不是蒋家的人了。而乡亲们也歧视她，说很难听的话。我妈妈受不了，就自杀了，喝农药，但却没死，被救活了。族长对她说，你能否住下来，就看你儿子要不要你。你儿子认你做母亲，你就还是我们蒋家的人……”
蒋练吾已经说不下去了，大声嚎哭成了泪人。我也跟着他掉泪。我确确实实地感觉到他心里巨大的痛苦。他只是一个年仅16岁的孩子呀！难道穷苦人的孩子就应该早当家吗？
我真的希望在将来能帮助他们做点什么，但现在我只能让他哭，大声地哭，痛痛快快地哭！也只能默默地祝福他和还有远方的他那位新时代的“祥林嫂”！
自从林吟、林梅芬和蒋练吾来到收容所之后，于方非、郭天宇、林农成三人开始改变对我的称呼，不再叫我“大哥”，而改叫“周叔叔”了。显然，他们意识到与我“称兄道弟”，从他们的“年龄”上说不过去。
于方非的表哥为他请了一位律师，法律事务授权委托书(G28)已经传到我们办公室。于方非知道后，高兴地像病人找到了良方，心情好极了。这会儿他正在琢磨着到纽约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是什么。去吃一顿，还是看一场电影。总之，他让人感觉是“头顶一片蓝天，正走在康庄大道上”，对未来充满希望和幻想。
林吟有位表姨在纽约，但始终都没能联系上。据说回中国为她父母过生日祝寿去了。林吟还有位“情哥哥”在滨夕法尼亚州，他们是双方父母指定的“娃娃亲”。这位“情哥哥”还算不错，经常打电话来关心林吟的情况。他兄弟三人都是偷渡来美的。在哈利斯堡开了三家叫“长城”的中国餐馆。
而出面为林吟的案子张罗的却是一位住在落杉玑的林女士。我实在搞不清楚这当中的关系，也不想从深处和坏处去考虑这层关系。从口音来判断，林女士是北方人氏，一口标准的“京片子”，非常动听。她原是中国大陆某商务机构派驻洛杉玑的业务人员，已逾期未归。她讲话字正腔圆，音调总比人高一拍，“周先生，您真伟大，您真的为咱中国人争气了，我为您感到骄傲……”让你明知是奉承话还有几分高兴。
蒋练吾是个天主教徒，他把圣母玛利亚的像挂在床头，每个晚上必做一个小时的祈祷。他对天主教的教义并没有多少了解，但这不妨碍他做一个虔诚的教徒。
前天，接到一个从中国长乐打来的长途电话，对方自称是蒋练吾的表叔。他说他们终于找到了蒋练吾另一位失去联系多年的堂叔叔，而该堂叔愿意担保蒋练吾。在整个通话过程，此君时不时地在字里行间夹有英语单词，就像在美国生活多年的华人，讲起话来，总是我不“Care"，他人很“Nice"那样。
尽管疑团重重，但我还是与那位堂叔联系了。“堂叔”在纽约开制衣厂，讲着一口流利的国语(即普通话)。但“堂叔”姓姜不姓蒋，姜堂叔说孩子很可怜，他将尽力来帮助蒋练吾。
两个星期来，收容所陆陆续续接收了不少中国籍偷渡犯，他们大多数来自福建福州地区，也有一些来自浙江温州地区。
杨百勇，一个很老实的农村孩子，样子也很朴实。两排发黄的牙齿似乎都不曾洗刷过。他16岁，紧张的时候讲话就不利索，结巴得利害。问他来美国想作些什么，“来来来美国赚赚赚钱呀，还还干些什么？！”他说。
刘至伦，16岁，一个很天真的孩子。“我父亲在美国呀，他有西捌卡”。“周叔叔，你能借我一下口琴吗？我来美国前刚学会吹。”
很多当事人告诉我，他们的亲人有“西捌卡”,我问过包括安尼乐比在内的许多移民局工作人员，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一位律师那里知道“西捌卡”原来是工作许可证。因卡上有C8IN代号，圈子中的福州人就这样称它为“西捌卡”。
游星冈，15岁，一个可怜的孩子。他原有一个满幸福的家和快乐的童年。父亲与人合伙在家乡开了个烧瓦厂，赚了一些钱。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父亲在从黄山旅游回来后，莫名其妙地发起疯来了，生活不能自理，四处投医竟找不出发病的缘由。家乡的人都说是“中邪”了。沉重的打击使得身子骨本来就不硬朗的母亲从此一病不起，一年后竟撒手人寰。当时，游星冈才12岁。几年来，游星冈与年迈的爷爷、奶奶相依为命，过着艰难的日子。
杨灵，17岁，一个长得艳美的早熟女孩，嘴也很甜，动不动就是“谢谢周叔叔的指教”。她父亲在长乐承办了一家砖厂，赚了点钱，不惜巨金把她送来美国，希望她能有个好前途。
陈行，绰号光头李进。精灵地简直像一只猴子，有一个叫什么莉的女朋友还在大陆，每天都在写情书，求我帮他寄回福建。大陆歌星光头李进是他崇拜的偶像。为此，他也剃了光头。他几乎不间隙地唱着歌，歌声悠扬。他的一首“你在他乡还好吗”常常令他的同伴们沉浸在无言的回忆中。他是持假护照在机场被捕的。被抓后在落杉玑移民局租来的廉价旅行社呆了三天。但不知为什么，三天都没有任何人给他食物，就像是被遗忘了似的。由于饿极了的缘故，他来到我们收容所，拼命地吃，结果呕吐不止，当夜即送往医院急救。
林衷启，17岁，近1.8米的身高和那张稚气的脸孔极不相称。初中毕业后，在县城的百货商店做过几天快乐的售货员。他自己说，那是他最愉快的日子，每月有100多元的收入，由他自己支配。下班后或休息天就去逛街、吃零食、打电子游戏机。他在泰国滞留了7个月，从中国带出来的裤子现在只够到小腿上半截。他很文静内向，喜欢看书，特别是武打小说。一部《倚天屠龙传》看了8遍，故事情节甚至打的招式都能倒背如流。林衷启的父母是长乐某中学的民办教师，我和他通过几次电话。有一次，我很冒昧地问他为何让儿子偷渡，林先生十分尴尬地说，家乡教育条件很差，想培养儿子上大学非常难。更重要的是世风日下，攀比风气盛行。他说，修条公路要大家捐款，有亲人在美国的家庭，一出手就是500美元，而我一个民办穷教师，要拿出50元人民币都很困难，一气之下，就让独生儿子偷渡了。
黄单单，一个快18岁的姑娘，来自浙江温州地区，高中三年级学生，文化素质良好，略通英语，而且画一手好画。她的仕女图的确画得维妙维肖。她是持日本护照从泰国飞美国在纽约机场被捕的。刚到我这里时，情绪非常消沉、抵触，披头散发，完全是一副寻死的模样。“我的心已经死了，我什么都不在乎。”她这样说。
收容期间，她总是沉默寡言，尽量避开喧闹的场面。总喜欢一个人独处，或画画或看书。我曾经找她谈过一次话，希望她能以较乐观的态度来对待目前的一切。她却郑重地对我说：“周叔叔，我很尊重您，也很感激您的关心。但也请您原谅我的冒昧，别再找我谈话好吗！”
她在我们这里呆了十几天，在临保释的前两天，我们才发现她怀有孩子(应该说她自己也是刚证实)。当然，孩子的父亲是谁，只有她知道，或许连她自己也未必知道。一个可怜的孩子，她的美国梦还尚未开始就被粉碎了。她心灵的创伤可能要用一辈子的时间来愈合。
胡小穗，快18岁。一个很文静、害羞的姑娘，与黄单单是中学同学。她是在西雅图入境时被捕的。来到我们收容所时，没有任何随身用品。我不禁好奇地问她。她说西雅图的警察不让带，无可奈何的她，只好把非换洗不可的内衣裤全穿在身上，一共穿了5件胸罩，12条内裤和8双袜子。
胡小穗的一家人，父母还有三个弟妹都在纽约，都是从不同的途径偷渡来的，堪称“偷渡典范”。
郑理，绰号郑总经理。17岁，一个乐观、幽默的小伙子，总是脸带微笑地吹着牛。“这个问题嘛，就这样定了，回头我让秘书去办。”随即拿起穿在脚上的拖鞋，当成“大哥大”，“是我，事情我都交代好了，你去办就是了”。然后再穿上拖鞋，背着双手，环视四周，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令人捧腹大笑。他有一个21岁，3年前偷渡来美的哥哥在滨夕法尼亚州。
到三月为止，收容所已有14名中国籍偷渡犯。他(她)们是我们这个收容所的第一批学员。我称他们为“黄埔一期”。
我这里还有一封信，是黄单单离开收容所后我才发现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她塞到我抽屉里的。对我来说，这种故事见得太多了，而对于你或许会有很多的感想。原信如下:
“周叔叔您好，我知道您一直想开导我，我也知道您是好心，您是我在来美的过程中见到的最好的人。我是一月二十三日到达纽约的，在机场被拘捕。同天与其他被抓的人一起被送到纽沃克的拘留所，我在那里过了一夜。虽然只是一夜，但是它却比我以前所过的无数个白天黑夜加起来还要漫长。我睡不著，只能坐在床上呆呆的望著前面的铁栏，脑海一片空白，我不知道我的命运将会怎样。第二天早上，他们送来食物，简直难以下咽，我们吃不下，他们就让我们把东西倒掉，然後也不管我们是否饿著肚子。我开始感到我的恶运来了，接下去我将会有一段惨酷的生活。晚上，我被送到附近的一个青少年管教中心，在那里他们连牙刷、牙膏也不给我，我问了几次，他们都说等一下，结果都没有给我，向他们要卫生纸，他们都只拿一点点给我，每天都要问好几次。去外面放风的时候，那些美国人见到我，总是用异样的眼光在我身上瞄来瞄去，还"CHINESE，CHINESE"的大叫。我真想大喊中国人难道是怪物吗？为甚么要这样看著我，我感到无比的孤独与恐惧，这的一切都是陌生的，冰冷的，到处都是铁门、铁窗，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地方，没有人关心我，我面对的只有嘲笑，我只好呆在房间以泪洗面，真的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才能结束，何时我才能重见天日。
在接下去的十多几天中，我一直在几个不同的临时拘留所之间转来转去，每次走的时候，我都是提心吊胆的，没有人告诉我将要去哪里，也没有人告诉我接下去的命运将会如何，坐在囚车里，看看手上的手铐，再看看外面的花花世界，我的心好痛，眼泪不自觉的流下来，我不停的问自己，我的命运为甚么会是这样的凄惨，为甚么别人可以在外面，而我却要戴著这副手铐坐在囚车里，我到底做错了甚么。
二月十七日(大概的日期)我被送到达拉斯，在那里我结识了另外的三个中国女孩，原本以为我的命运会有所改变，至少我已有三个夥伴。没想到我只是结束了那边的痛苦而跳进了这边的深渊。关在那里的外国人天天欺负我们，不是骂我们就是拿东西扔我们，有一次我们几个坐在一起玩牌，她们一夥人坐在一起拿东西扔我们，圆珠笔还砸到我的腿上。有些管理人员看见了也不管。在去吃饭排队的时候，站在我後面的外国人常常拉我的头发，我不敢告诉管理人员，我怕说了，她们更会打我、骂我。有人欺负我的时候，我只能默默的独自流泪，关在那里的外国人，还要教我们吸毒，我们不学她们就骂我们FUCK之类的话，还说如果要留在美国，不吸毒就要杀头。呆在那常常头痛，有时候晚上都睡不著，痛的时候想看医生，却因为不会讲英语而没有办法。我们渴望读书，可是他们却找出种种理由拒绝我们，不是说没地方上课就是说没有会讲中文的老师，我们渴望想打电话回去，他们都不肯，说一星期只能打一次而且只能打十五分钟，让他们帮我们寄信回去，他们都只是口头上答应，家里却从来收不到。在那里我们不能读书，也不能打电话回家，每天只能数著日子过，希望早点上庭早点出去，可我们得到的却是一次次的失望，每次听到要"继续拘留"我们都痛不欲生，有一次，我们上完庭回来，因为保不出去，很伤心，那里的东西又不合胃口，我们吃不下，坐在那里一直哭。主管就叫翻译进来，恐吓我们说，要是再不吃饭就把我们一个个分开，强迫我们吃饭，我们关在这里已经够痛苦，为甚么还要说这样无情的话来伤害我们，我们感到绝望，在那里我们没有尊严、没有人格，每天还要被辱骂，随时都感到精神崩溃。我还不知道到底活著还有甚么意义。
月底的时候，跟我关在一起的几个女孩被送到别的地方去，而我一个人却被留下，我真得绝望了，泪水无止境的从我的眼眶中流出，我只感到这世界真的好残忍，为甚么人人都要遗弃我，有几个工作人员在一旁看著我，不让我一个人留在房间，她们不停安慰我，使我感到还有一点点温暖，还有一丝活下去的勇气。第二天，我被送到圣东尼奥的移民拘留中心，在那里我又见到了昔日的夥伴。我们以为在这里会有好的生活，再也不会有人欺负我们了。可是我们又一次失望了，这里没有我们想像中的那么好，在这里，连最基本的生活用品也没有给我们，食物还是一样的难以下咽，而且每次进去拿东西都只能去一次，有时候，东西拿不住就倒了，还要被骂。有一次，开水还洒到自己身上，皮肤都被烫红了。在那里连呼吸新鲜空气的机会都很少，每天都只能机械化的呆在餐厅里，一呆就是几小时，然後再机械化的回房，每天都是翻来覆去一样的生活。而且还要不时的受到管理人员的辱骂，还常常说你们是中国人，这里是美国，我们真的很气愤，难道中国人不可以呆在美国吗？难道说黄皮肤、黑眼睛就低人一等吗？在这里，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如果有外国人要打，管理人员只让我们打一会儿就让我们挂断。而我们要打的时候，管理人员也不理，那些外国人都打了很久。人人都说美国是一个有人权、民主自由的国家，可是在这里人权哪里去了，公平哪里去。这里还不是一个存在著种族歧视。
二个月了，我受了多少的痛苦与折磨，只有最后到了您这里，才稍微感到好一点，每次我都只能对著天空，硬把辛酸的泪水往肚里咽，我多么渴望我的明天是自由的，我多么渴望我能过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周叔叔，请你看了我这封信後感受一下这几个月来我所受的痛苦，我还没有成年啊，就受了这么多的苦难。人生谁无错，何况这并不是我的错。在这里我用最真的心向您宣誓，我绝没有怪您的意思，但我实在不想当面跟您谈这些。请相信我一次吧！
黄单单 匆匆”
我关上电脑，呆呆地望着窗外的南山，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有这样的少年经历?而这种奇特的经历磨难又会对她的一生，有多大的负面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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