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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秋天就过去了。
圣诞节时，凤凰城最豪华的中国饭店"船"的老板弗兰克，说是要大办一桌地道的中国菜请请老朋友。他说干他们这行的这一年到头也只有这几天轻闲，因为老美都放假回家团员去了，按传统圣诞夜都在家做着吃，所以他的饭店照例关门。但今年正好他厨房的大厨王师父不回国探亲了，于是就琢磨着请哥儿几个出来好好喝一顿。
我在电话里当时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这两天被查理的埋怨搞得我正很窝心，因为我为他们所写的报告，被他们称之是为凤凰城移民局特别是少年收容所辩护的材料，我跟查理为这事几乎闹翻了。我认为凤凰城移民局的阿瑟和少年偷渡犯收容所的周承洲都是很敬业的专业人员，以我自己的所见所闻，如果全美的相关单位都能像他们一样，中国的少年偷渡犯都会得到比较合理合法的对待。
查理说他在他们的理事会里曾为我说过好多的好话，当时能找到我来调查凤凰城的案子，完全基于对我的信任和我的特殊的华裔背景，但没想到我却与被调查者站在了一起，让他很没面子同时也很失望。
我说中国人的文化和西方不同，有时我们是凭感觉认识别人。就像阿瑟和周承洲可能在你们眼里，可能都属十恶不赦的狱吏，但在我眼里，他们都是很好的
公务员，而且正是由于他们的帮助，我才真正了解了过去我所不知道的中国人的偷渡问题，也才真正明白那些少年偷渡者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我劝查理看问题要保持中立，不要带着有色眼镜横眉冷对所有的人。
正当我准备开车前去赴宴时，查理又打来电话，说:"圣诞快乐!我们今天不谈工作，我发现朋友绝对不能永远一起共事，否则长久建立的友情会毁于一旦。而且你也许真该好好享受你的退休的生活。调查移民局的报告不管是你对，还是我们对，我今天都应该对你说声:对不起，打搅了。"
面对查理诚恳而圆滑的话，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我告诉他晚上我们在那家叫"船"的中国饭店有一桌地道的中国菜，可惜他没机会尝到了。查理说希望下次再去凤凰城时，我们俩人能不谈别的，只是在一起打场球，吃顿饭。我说你也该退休了。"我哪有你那个好命啊?而且我真的退休了，会闷死。"查理大笑道。.........
当我一进"船"的大门，居然看到了许久未见面的阿瑟，我惊讶地说:今天你不呆在家里陪老婆孩子，跑到这儿来干什么?阿瑟说他今天正好轮到他值班，是弗兰克打了好几次电话硬把他叫来的，说是只喝一杯就放走回移民局值班。此时周承洲和一些我面熟或不面熟但都叫不出名字的人陆续进来，大家在弗兰克的招呼下纷纷就座。此时弗兰克拿出一瓶中国茅台酒说:"这是三十年前的老窖茅台，是我的压店之宝，今天这儿里没外人，阿瑟是我刚收编的自己人。除了他只干一杯，其它人今天要一醉方休，我有一箱北京红星二锅头备在旁边。来，都斟上。"大家举起酒杯，齐声说:"圣诞快乐!"然后一干而净。我看到阿瑟告辞时脖子都是红红的，可见这一杯茅台够他熬一晚上的。我问要不要开车送他，他说他早有准备，带着司机来赴这"干杯宴"的。
阿瑟走后，众人纷纷问我退休生活的感觉?我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一千五百年前的魏晋风范一直为我所心仪。记得很久以前的某个落叶缤纷的黄昏，我曾站在夕阳下沈思心中的感想，祈望上苍赋予我同样的赤子情怀，但冥冥中我知道，那种骨子里无拘无绊的浪漫精神已成了千古绝唱，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与阅历的累积，这种轻形骸七尺而重灵台三寸，弃经世致用而倡反朴归真的境界，更为我辈凡夫俗子所仰之弥坚。一个月华如水的夜晚，我在一片寂静中坐定，偶然捡拾几片岁月行程中匆匆抛落的飞絮，竟然发现入境的仍是那些清丽悠远的景象与朴挚宁静的人情。是因为不可得而更欲求之吗，在远去了梦想的不安中，我抓住思绪的游丝溯源而上，更希望借助冷清萧瑟的冬风让我能清醒着顺流而下，去往某个还未知晓的前方。据说，动物中最短命的是蜉蝣，它脱出蛹壳后，通常只存活几小时，在其短暂的生命里，全部活动只浓缩为一项——求偶。哦，生命是什么？时光是什么？这一切，直到今天退休之后，我才开始慢慢地悟醒.......
有时独自坐在窗前，看夕阳．看夕阳血红的样子，看夕阳渐渐暗淡时的辉煌，看归林的飞鸟怎样在金黄的光彩里以一种轻盈的恣态飞翔而去，看窗外的树林是怎样变成碧绿，变成金黄，变成暗红色背景上组淡紫的剪影．看那在夕阳下携手漫步的白发夫妇，心中暗自体味着那并肩走过风风雨雨后的温馨与平静……周承洲说:"以前只在网上看过你的很多小说，没想到你说话还这么富有诗意。来，我们俩连干三杯!"
在众人的起哄下连干三杯之后，周承洲说他昨天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已辞去现在收容所的工作，也准备过一段"退休"的日子。在座的除了我之外都很意外，因为在美国公务员的工作是一份很稳定也很轻松的职位。把酒喝得很猛的周承洲从兜里掏出一封信给我说:"我看到这个孩子的信，才真正下了辞职的决心，因为我不想永远面对这些和我一样来自同一个家乡却是我的犯人的孩子，太伤感情。"
我打开信，一页工整的字体:
周叔叔好:
不瞒您说，我来美国是为了我的女朋友小莉。我们俩上初二时就私订了终身，我发誓要挣大钱让她过上好日子，为了她我才偷渡到美国来。
我从收容所出来后就被蛇头安排在这家外卖店，老板每半个月发一次工资，我每次领工资在300到350美元之间，如果按月算，大概是650元左右。按美元与人民币1：8的比例计，我一个月可挣5200元左右的人民币，这在中国，是比较高的收入了。当然这么比很没意思，因为我每月要还蛇头600元的偷渡费。
我现在的感觉很不好，在国内我是堂堂正正的人，而在这里，是一个见不得人的偷渡者。在小莉眼里，我是一个学习踢球都特别好的三好学生，而在这里，却是一个谁都看不起的送外卖的小弟。尽管从小老师就告诉我："只有分工不同，社会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我仍从这里的人们轻蔑的目光和送饭时对我粗暴无礼的态度上，感觉到送外卖与教师、医生---甚至端盘子的社会地位有着相当大的差别。当然，作为非法移民，我的难受还不仅在感觉上。在唐人街以外，商店、学校、包括公共汽车售票员及大街上的行人，每一个都是彬彬有礼的，工作认真而有效，你绝对看不到没精打采的人，更没有粗鲁冲动、翻脸瞪眼或高声大叫的人。应该说，到纽约，我感觉与国内最大的差别便是这里的人们平和、认真的态度，这是我最喜欢，但也是最让我害怕的。因为这里的人们都认真而有序，让我非常恐惧暴露身份。
有一次移民局到中国城查看驾驶证和护照，我的前面有上百人。我想，天气那么热，这移民局要查到什么时候，没准像国内一样，看一看就不耐烦了，也不在意，但没想到的是他们竟一丝不苟地一个一个地看。眼看就要查到我了，我急中生智，假装肚子疼，说要去医院才逃脱。躲在唐人街，是比较安全的。纽约的唐人街里除了没有高楼大厦，其他都和福建一样：满街都是讲着福州的人，街道拥挤狭窄、乱丢垃圾，在这种混乱中，像我一样身份的非法移民非常多。我有时经常走出唐人街，是为了捡垃圾。捡垃圾不是为了清洁大街，而是为了生活所需。
在纽约，作为非法移民，几乎没有不捡垃圾的。在我和其它十个人合租住的地下室里，原来仅有老房客借给我的一个床垫，比较旧。后来，我捡到了比较新的，就换了。我住所里的床、沙发、桌椅电视机、冰箱都是捡来的，因为我在外卖店，不然，我还会捡一个炉子回来。门外，还有两辆破自行车，也是捡来的，它们是我主要的打工工具。
但是，在捡回东西的同时，带回的也未必是享受。一次周末，我在一座兰白色的屋子前的一堆垃圾里看中了一座台灯，正要动手，同去的一位来自浙江的少年神情慌张地拦住了我，告诉我："捡破烂的来了，快躲起来。"我莫名其妙地说："不也是捡破烂的吗？干吗怕他们？"说着便又要上前去拿那个台灯。这时"咔"地一声响，一辆垃圾车上走下来两个穿工作服的人，那同伴赶紧拉着我，用力把我拽走了。后来我才知道，在纽约，捡破烂是比较挣钱的职业，由工会把持着，如果让收破烂的人看见我们捡东西，他们要不会打我们。想起当时的情景，真是令人心有余悸。更令我感到恐惧的是另一次捡垃圾。那次，我捡回一张长条沙发，有八成新，亚麻原色，很漂亮。我当时不知哪来的力量，居然一个人就用自行车把它拉回住所。晚上半躺在上面看电视，很是舒服。第三天，同去捡东西的人告诉我，赶快把沙发丢掉，因为，那家的人有爱滋病！
我一下给吓蒙了，要是传染上爱滋病，就算小莉来到美国，她还能跟我吗？就算她愿意跟我，我能昧着良心害她！我觉得脑袋"轰"的一下，感到自己就像一个被判了死刑的罪犯。嘴里下意识地重复着："死了，死了，死了……"患了爱滋病，不但会死，还会死得很恶心，很难看！那天，我活也不干了。万念俱灰地回到住处。看着那张沙发，想丢掉，又觉得我在上面睡了几天，爱滋病毒是早就染上了，现在丢了又有什么用！丢，还不是要去碰它！一连几天，我哪儿也不去，都在想着如何趁爱滋病发作前，选择一种安静的方法死掉，免得病痛的折磨。我想到小莉，就是为了她。我才偷渡来美国，才会染上爱滋病，我又后悔自己的不冷静，伤了她的心。我想给她一封遗书，但遗书如果要交给她，不也把爱滋病毒传染给她了吗？就这么痛苦绝望的折磨下，我在房中过了两天两夜，第三天一早，我已全身发软。我感到自己已时日无多，当我经过一面捡来的大镜子前时，看到自己己瘦得脱了型，双眼下陷，满脸憔悴。我一下瘫坐在地上，没想到这爱滋病发作得这么快！这才几天，就病成这样！
那天下午，就在我反反复复鼓起勇气想自杀时，那位同去捡东西的同伴又急急忙忙地来告诉我，他问过别人了，爱滋病必须身体接触，通过那种事才能传染。在人体外，十几分钟爱滋病毒就会死了，我不可能从沙发上感染上此种病毒。听完这话，我不知是喜是悲，一下就晕了过去。第二天中午才醒来，那沙发我还是丢掉了。但是，望着满屋子捡来的东西，我心中一阵心酸。爱滋病毒容易死，那不容易死的病毒呢，谁又敢保证，这些用具没有别的病毒！万一得了什么病，将来怎么面对小莉？可话说回来，我不捡这些东西，五十美元一个月又怎么过日子呢？而我又何时才能攒够钱接小莉来美国？
周叔叔，我好想念您那儿，那里有吃有住，又有人教我们学英语。...........
我把信递给早已等得不耐烦的弗兰克，问周承洲那些孩子的近况。
周说:我接手的第一批中国学员共14人，先后都离开了，他们当中除少部份被遣返外，大部分都被假释了。
于方非，随他表哥搬住阿拉斯加，他表哥打算在那里开一家中国餐馆。
郭天宇，关押了近6个月后，被假释。担保人是他的堂叔郑添槐。目前，郭天宇在纽约学厨工。
杨灵，释放后曾从芝加哥给我挂过电话。后又接其担保人报告，称杨灵和一位已婚的餐厅老板“私奔”，下落不明，要求帮助。经天主教会大力帮助，杨灵两个月后回到纽约她舅舅家，但近况不明。
刘至伦，目前在亚特兰大的某中国餐厅工作。他是唯一的一位至今与我尚有联系的孩子。他正在学炒菜，每月工资1600美元。他说对美国完全失望了，目前只想赚钱，把偷渡费还清，然后就回中国去。他曾在美国公立中学上过两个月的课，便放弃了。问他为何，他说：“天天都在受欺负，受污辱。”释放后的短短几个月，刘至伦成熟了许多。
郑理，目前在滨夕法尼亚州，与他哥哥相依为命。
林衷启，目前在新泽西州，在他叔叔工作的餐厅里帮忙收拾碗盘。他说小费不错，对现状相当满意。
游星冈，释放后便失去联系，听说在费城。
黄单单，释放后便失去联系。但据刘至伦说，曾在纽约的中国城碰过她。她在车衣厂工作，而我更关心的是她肚子里的小孩，但不得而知。
胡小穗，白天在她父亲工作的成衣厂做事，晚上还揽活回家做。她说一个月能赚1500美元，而且不累，对现状也相当满意。
杨百勇，在纽约送外卖。有一次从公共电话亭给我挂电话，兴奋地告诉我，客人给他20元的小费。他对现状也相当满足。
目前，尚在监禁的有三人。
林吟，不服地方移民法庭的驱逐命令，上诉到移民二审委员会，又遭驳回。目前在加州的少年监狱等待中国领事馆的回国通行证。
蒋练吾，和林吟一样，也在加州监狱等待回国通行证。
林农成，联邦移民法庭对其作出驱逐出境的判决，林农成没有上诉。目前在亚利桑那州的成人监狱等待回国的通行证。
陈行，仍然在送外卖，这封信就是他写的。
"真他妈的!"只听弗兰克猛地敲了一下桌子，两只眼睛红红的，举起那封信，大声地叹气道:
"你们说说，我们这些堂堂的华夏子孙，都跑到美国这鬼地方来，干他妈什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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