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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又打过几次电话催我的调查报告，我把我上次参加早餐祈祷会的感觉和所看到的环境跟他如实讲了，大概他从中听出了我态度的转变，婉转地劝告我不要被阿瑟和周承洲们用表面的假像给骗了。我告诉查理，我十分理解人权组织和政府的对立情绪，但我必须以我自己所见所闻所感来面对一切，我说现在下结论也许还太早，再给我些时间，我会给你一个准确的报告。
也许是来自查理的压力，我后来答应了本来已婉拒的周承洲要我陪他们这些孩子去参观大峡谷的邀请。这是一个很仁慈但十分大胆的行动，由于他们虽然还未成年但在法律上仍属于犯人，这次活动要不是教会拼命力争是不可能得到的。
与移民局交换的条件是:武装警卫而且整个行程不许下车。
孩子们上了有空调厕所电视音响一应具全的旅游大巴士后，兴奋异常，一路欢歌笑语，而且很配合管理。
我自从搬来凤凰城后，像住在匹兹堡和达拉斯时一样，歌剧和交响乐一直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凤凰城也有歌剧团和交响乐团，我最爱听的就是格罗菲的<<大峡谷组曲>>，这也是凤凰城交响乐团的经典曲目。
当车行到大峡谷面前时，面对孩子们的一脸的惊讶和赞叹，我把特地为这些孩子们带来的一盘CD让司机播放出来，拿起画话筒给他们讲道:
这盘音乐的作者是菲尔德·格罗菲（Ferde Grofe,1892-1972），他自幼从父学中提琴，从母亲学钢琴、小提琴与和声。因家境贫寒，少年时曾当过报童、司机和书籍装订工人。十七岁入洛杉矶交响乐团任中提琴手。二十八岁起在惠特曼领导的爵士乐团里当钢琴演奏员并从事乐曲编配和指挥。1924年由于为格什文的《蓝色狂想曲》配器而一举成名，后专业从事创作。在他的作品中，以描绘亚利桑那州北部自然风光的管弦乐组曲《大峡谷》最为著名。
科罗拉多河大峡谷(Grand Canyon)，长达三百五十公里，宽六至二十九公里，景色颇为壮丽，是世界上罕见的自然奇观。“不管你走过多少路，不管你见过多少名山大川，这个科罗拉多大峡谷，色调是那么新奇，结构是那么宏伟，仿佛只能存在于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星球。”这是美国早年的自然学家、探险家约翰·缪尔（John Muir）在1890年游历大峡谷后，对大峡谷一段中肯的描述。
第一次来到大峡谷，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感受到从未有过的震慑和惊异。感叹在现代文明不断征服大自然的同时，却仍然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原始洪荒。描绘大峡谷是十分困难的，你很难用语言表达大峡谷的景色，只能在亲临大峡谷后，用心灵去感知她的庄严、静穆和深邃，领略造物主赋予大峡谷的瞬息变幻和亿万年的寂寥。大峡谷位于北美洲内陆，横贯于亚利桑纳州和犹他州之间。这里气候干燥，幅员辽阔，有奇岩、红土、峡谷和印第安风情。美国西部电影里，常常描绘的一百年前那些劫富济贫、匡扶正义的孤胆英雄或牛仔豪杰，骑马挎枪，风驰电掣地走过寸草不生的红土峡谷，越过激流汹涌的科罗拉多河，以及夕阳斜照下无边无际、路途茫茫的如画镜头，大都是在这里拍摄的。大峡谷以深谷为界分南北二处，即南缘和北缘。绝大多数游客都喜欢观光南缘，这是因为早期开发以南缘为主。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游客都聚集在这里饱览大峡谷的壮美，更有甚者，可以参加骡队或是徒步下到谷底，在河边安营扎寨。从空中鸟瞰大峡谷，起初的印象只是一马平川，看到郁郁葱葱的森林平原。当飞机到达峡谷的边缘时眼前豁然开朗，大地就像被掰开一样，露出地壳的层层断面和嶙峋绝壁。飞机时而高旋升空，时而坠入谷底，陡峭巨大的红岩绝壁迎面扑来，或惊或险，甚为壮观，令人回肠荡气。正像当代美国作家弗兰克·沃特斯（Frank Waters）对大峡谷的评价：“这是大自然各个侧面的凝聚点，这是大自然同时的微笑和恐惧，在它的内心充满如生命宇宙脱缰的野性愤怒，同时又饱含着愤怒平息后的清纯，这就是创造。”
大峡谷创造了美，创造了一种境界，一种令人永难忘怀的感动和思绪。大峡谷的断崖绝壁最深达一千六百二十米，由于各岩层质地不同,色彩也迥然相异,在不同时间的日照下，赤、橙、黄、绿、青、蓝、紫七彩纷呈，仿佛是一条五光十色、斑斓夺目的彩虹；而在月夜，大峡谷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展现出朦胧而富有诗意的意境；如果适逢暴雨，这里又是另一番景象：在所有的小径上，水流瀑布般地沸腾着，谷底的科罗拉多河也随之狂怒起来。这种富于诗情画意的景色，无疑刺激了作曲家的创作欲望，同时也为作曲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音乐素材。格罗菲曾多次赴大峡谷旅游。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决心以音乐来描述大峡谷变幻无穷的美。经过多年酝酿后，格罗菲在1921年写出了第一乐章“日出”，但到这部组曲全部五个乐章最终完成时，已是十年后的1931年了。第一乐章“日出”所表现的是一幅沙漠上日出的风景画。朝霞在黑暗的夜幕上洒上了黎明的彩色斑点。当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时，彩光四射的辉耀宣告了新的一天的来到。第二乐章“五光十色的沙漠”则述说沙漠是寂静神秘的，同时也是美丽迷人的。当太阳明亮的光线反射到雄伟的岩壁上时，五光十色的光芒倾泻于大峡谷附近的沙地上，好似在巨大的画布上浓重地涂满了大自然本身的种种混合颜料。第三乐章“在山径上”描绘一名游客骑着小毛驴行进在大峡谷的山径上，驴蹄的“哒哒”声为牧童的歌声提供了一个不寻常的节奏背景。突然，越走越快的小毛驴滑了一下，把游客着实吓了一跳，随之单簧管形象地模仿出驴叫声，幽默的氛围令人忍俊不禁。游客继续骑驴前行，潺潺的流水声描绘出科罗拉多河瀑布的美景。不久，一所孤零零的小屋映入眼帘，当游客走近小屋时，可以听到八音盒发出的叮咚声，游客们在小屋前歇息片刻后，以更轻快活跃的步伐继续前行，最后消失在远方。第四乐章“日落”：一道夜晚的阴影在金黄色的天际掠过。黄昏时分的平和与幽暗慢慢降临到峡谷上。而当夜幕将峡谷笼罩在它黑暗的斗篷中时，远处传来了几声野兽凄厉的叫声。第五乐章“大暴雨”展现了大峡谷的暴雨格外壮观。转瞬之间，闪电划破漆黑的夜空，勾勒出峡谷岩壁的轮廓；震耳欲聋的雷声不绝于耳；暴风骤雨铺天盖地席卷而来，具有压倒一切的威势。雨过天睛，大峡谷在月光中展现出焕然一新的英姿，作者用田园诗般的旋律描绘出这一情景。总的来说，格罗菲的《大峡谷》组曲是一部绘画般的作品，以其鲜明的音乐形象描绘大峡谷的雄伟、壮观和变幻无穷的美，被称为“一部用音符写成的游记”。作曲家在曲中适当揉合进了一些爵士乐的手法，既丰富了乐曲的内涵，又为乐曲带来了轻松活泼的气氛，更重要的是增添了乐曲本身的“美国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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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车往回开的时候，四个多小时的行程和大峡谷给他们带来的震撼，让孩子们都感到累了，大部分人以各种姿式随着车的摇晃而进入梦乡，只有一两个人双眼贪婪地望着窗外那一闪而过的田野和村舍，唯恐错过这非常难得的"放风"机会。是啊，几十天的偷渡生活，几个月的羁押，他们一直都像鸟生活在笼子里面一样，他们是多么渴望自由和飞翔啊!
回家时，在邮箱里发现香港的老友史大记者给我寄来一封厚厚的信。吃过简单的三明治后，迫不急待地打开来，才知道是他最近在报纸上所写的一篇述评加专访:
偷渡者英语译为“WETBACK”，。因此，世界各国均以英文“W”作为对偷渡者的特指符号。偷渡者的目的五花八门，且他们基本上都是由境内外偷渡集团操纵、组织着。而“蛇头”为了达到榨取更高利益的目的，总是在偷渡过程中对
偷渡者加以种种迫害，于是，几乎每一个“ W” 都有着令人愕然的苦难经历。
国家与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国家经济和生活水平上的较大差异，导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员向发达国家和地区流动。这是长期存在的国际现象。而中国虽然经过改革、开放这二十几年，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质的飞跃，但与发达国家美国相比，不得不承认还存在巨大的差距。而归国人员中又有太多人有意、无意地渲染美国是一个黄金乐土。这是偷渡美国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不论是长乐人还是连江人，在国外赚钱后第一件事就是加家乡盖房子，他们尽可能地将房子建得豪华光鲜，以此炫耀；他们把祖坟花重金重新砌过，长乐市潭头镇一个老坟重修竟耗资20万元人民币；他们购买豪华型摩托车，在赌桌上一掷千金。暴富者的夸富直接变成偷渡的样板。有亲戚在外国的当地人觉得自己不应该浪费这些关系，纷纷设法偷渡出国。一旦在国外赚够钱，即回家乡夸耀，带出新的一批“淘金者”；形成新的循环。其三福州人有移民海外的长久历史。现在东南亚诸国，如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以及台湾，香港都有众多的福州人。台湾及菲律宾某些高官的祖先都来自福建。早年在美定居的福州人，也有许多是先由国内移民至东南亚诸国，而后再到美国的。八十年代开始，不少海外福州人纷纷回国探亲，他们绝口不谈美国工作之艰辛、困苦，反而像中了六合彩，挖到大金矿的财主一般，个个花钱似流水，打肿脸来充胖子，皆不知有的人回一次家乡，得花去多少年的储蓄，最后甚至连回美的路费都没有，就是这些人,把原本安分守纪的庄稼汉的心炒热,以至他们认定，要过美好的生活，要有大把的钱可用，必须而且只要去美国。
所以，在福清、长乐、连江、亭江一带，不管是用任种方式出过国的人都普遍受到“尊敬”，这种尊敬掩盖了本来淡薄的法制观念。偷渡出去过，又带回很多钱的人，被称为“老板”并被公认为“成功人士”，会经常有人带亲戚去“取经”。而对被遗返的偷渡者，他们通常会这样鼓励：“没事，借些钱再去一次，去之前烧一炷香。”
到福建采访反偷渡问题，三个月里已是第二次。反复回味遇到的人、碰到的事，心中的郁闷不解挥之不去。除了那些悲惨的故事和痛苦的眼泪，应该还有更需要探究的。偷渡，本是一个充满罪恶冒险的违法行为，政府每年都要花大力气严厉打击。但是，当与在押的涉嫌参与者、遣送回国的偷渡者以及当地的普通百姓交谈时，竟很少人用到“偷渡”这个说法。除了政府官员、边防官兵，人们常常把偷渡叫作“出去”、“出国”，或是“自费留学”。
可见，在一些人的心目中，还没有把偷渡同违法联系起来。这就可以回答一个问题：家破人亡的偷渡悲剧发生得已经太多太多，事实不可谓不触目惊心，教训不可谓不发人深省，为什么还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铤而走险？连江县一位老者甚至这样说，有些人出国“很执著”，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据说，有侥幸偷渡成行并且挣到钱的，让家庭很快“富裕”起来，盖起了楼房，妻儿老小在家也可以坐享其成吃闲饭。于是，刺激了一些人置法律于不顾，冒险偷渡。在福州长乐、福清等地，我们就见到过这样的人家。对“蛇头”怀有切肤之痛的，主要是那些吃尽苦头的偷渡客和人财两空的遇难者亲人。而另外有些人，却往往依然心存幻想，俨然视“蛇头”为“出国”的“中介”，守法观念淡薄至此！
“走出去”的人当中，也常常有传来消息的。他们在国外打工特别苦，找工作很不容易。其实，这样的“不容易”在走出家门时就开始了：一离家就借上几十万元的债，一路上颠簸辗转生死难定，到了异国他乡又要低三下四苦苦挣扎。他们轻信偷渡组织者的花言巧语，以为这样偷偷摸摸出去一定能挣回更多的钱。有人甚至打着这样的如意算盘：先用三五年还债，然后就是让家里人吃香的喝辣的，再盖上漂亮小楼为家里人“挣面子”。而结果，常常是鸡飞蛋打。在福州长乐、福清等地采访中，我们常常感到仿佛有一道无形的墙，阻挡着我们更多地接近事实，了解悲剧背后的阴影。短短几天，我们听到了太多的“无可奉告”、“不清楚”、“这里什么事都没有”。甚至，长乐有位出租车司机忽然得知我们是记者，开了几个小时的车竟分文不肯收，只恳求我们立即下车：“车的牌照已经被抄下了，我还要在这里生活的。”一天的采访我换了三辆车，仅仅因为我是来采访偷渡的。
打击偷私渡，一直是中国政府的立场。据外交部发言人透露，近年来，中国已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其中包括制定有关法律，加强对中国公民的宣传教育，加大边界口岸的检验和检查力度，等等。然而，这毕竟是一个国际性的难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方面，有赖国际上对偷运人蛇犯罪活动的打击，因为“一个巴掌拍不响”。另一方面，特别需要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锲而不舍的努力才行。
为此记者特别采访了本港移民专家钱博士:
记者：
钱博士您好，我们知道您是研究这方面的专家，首先我们来谈一下非法移民，想先搞清楚这个概念是什么？
博士：
你知道移民是人类历史很自然的一种现象，有人口就必然有人口移动，移动就出现移民，移民一般来说是合法的，只所以出现非法，是因为流动的渠道不通畅，或者出不去，或者出去了进不 到他所要去的地区和国家，就出现我们所说的非法移民。
记者：
这个是非法移民的概念，中国非法移民的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整体来说，属于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博士：
我们现在所说的当今的中国非法移民大概指改革开放以后慢慢慢慢的就出现了，但是最厉害的就是90年代的时候，到今天我们知道前不久不断有新闻媒体在报道这方面的消息。中国集中最活跃的非法移民活动是集中在福建省的福州市周围的郊县的几个县市，也就是说长乐、福清和濂江这三个县市最严重，再就是浙江的温州地区。
记者：
这些是主要的一些地区，主要是在东南地区，现在有没有扩充的地区？
博士：
有，很不幸的就是这种现象蔓延到其他省市的现象，可以看到，现在山东以及东北的一些地区也慢慢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以非法的出境到其他国家去。
记者：
这些是非法移民比较多的地区，他们通常非法移民到哪些国家或者地区去？
博士：
这个有他们自己的特点，比如说福建省，我刚才说了福州地区三个县市的主要到以纽约为中心的北美，有的到加拿大，有部分到欧洲，但是福清比较多的是到日本。但是浙江一般来说到北美的少，他们绝大部分是到欧洲去，这都有他们的历史传统原因在里面。
记者：
在不久前，在英国多佛港就出现过一个货柜车里闷死了有将近60名非法移，这个事件引起中外关注，大家也很关注这个问题，特别是中国这种非法移民的问题，这个问题整个演变的过程您是怎么分析的？
博士：
对非法移民来看，有损中国的国格，对自己的形象很不好，应该说大家谁都不愿意见到，所以这件事情不单是多佛港的一种悲剧，包括一连串的中国非法移民我想中国政府固然有责任打击堵截或者解决好的问题，但是国际社会也只能给予充分的碰配合和支持，只有双方密切合作联手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记者：
您刚才也说到，沿海地区非法移民比较多，您经常也聚集这些地方调查，他们通常出境的方式是什么呢？
博士：
讲起非法移民，大概有个演变的过程，早期我们在影片上和新闻报道上看到他们是一船一船做船出去的。他们是不同层次，因为偷渡组织，所谓说的蛇头组织，当地的偷渡者出去由当地的小蛇头在当地召集，或者花言巧语的欺骗这些人交了钱上船，慢慢的集中在公海上，然后整批再送到大船上。这不仅是福建省当地的偷渡集团在组织，和国际的犯罪组织是合在一起做这件事情的，比如说台湾的犯罪组织提供运输工具，比如说船，到了东南亚到了其他国家由当地的组织提供其他证件，到了目的地还有地方接应，比如说到了北美，这就所谓的跨国犯罪活动。
记者：
就有点像一条龙的服务。
博士：
这种趋势现在慢慢改变了，因为随着中国政府加大打击力度，还有外国政府也注意到这个事情，不断的在堵截，所以现在偷渡集团也化整为零，开始用比较合法的或者是隐蔽的手段出境。比如说化整为零，分成两三个偷渡小组，然后拿着证件从机场坐飞机出去，就是拿着护照，这个护照也可能是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也可能是外国护照买来的，但是经过改造之后，证件是真的，照片是假的，或者签证改了。
记者：
就是走海上的路也越来越少了。
博士：
慢慢的改成从空中走，空中走不是直径，但是也是迂回过好多国家周转之后，然后以其他人的身份再迁入。我们可以把这种叫做合法出境，非法入镜。
记者：
说是合法的离开中国。
博士：
比较多的是合法的，以探亲、以留学等等名义，但是真实的名义很少。我们知道中国非法移民素质不高，许多人是乡村去的，这个不能和大部分真的出去留学的混为一谈。
记者：
那个相对是求学的。
博士：
他们去的是非法的，他们去是为了打工。
记者：
您去当地调查的时候，发现这些整体人口的结构，他们比如从学历，比如从家族，比如从文化，这方面有什么特点？
博士：
整个来说，中国的非法移民素质是相当低的，农村的人口，正因为文化低，所以容易上当受骗，蛇头的花言巧语一说，讲的外面和天堂似的，他们慢慢当然也知道一些真相，但是你要知道促使他们出去的最主要原因不是政治原因，这些人都是经济移民，他们想赚快钱，想尽快的致富。他们也知道自己出去要背一笔债，得借很高的高利贷，但是他们算过，比如在福建的乡村或者在浙江的乡村一个月可以挣八九百人民币，或者是一千块，但是这千把块来致富的话对他们来说太慢，令他们最心动或者刺激最大的就是他们看到左邻右舍一座座新楼房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盖起来了，比如说张三家去了纽约，然后汇过款来还了债，然后盖起了楼，对他们来说也是某种中国人心理上的光宗耀祖的心态。原来你说城镇的人口原来能高考，或者以前考科举，考功名，但是这些人考不了功名，他们就得要想法挣钱汇款回来把房子盖起来，对他们的下一代或者对左邻右舍心理上的压力和面子上的问题。
记者：
您刚才说福建省的非法移民比较多，像长乐市，福清市，我在最近也去了二三趟福建，也采访了当地一些偷渡客包括一些主管的官员。距离福州市40公里的长乐市属于偷渡情况较为严重的地方之一，这里不单最靠近台湾的马祖而且海岸线就有96公里。就在这个星期，长乐市人民法院刚刚判处了113名偷渡前往日本的当地人，这些人在每个人支付了20万元人民币之后，由蛇头带领乘坐货柜船前往日本，但是在上岸后不久，在去年的11月份被日本当局遣返回来，而根据刑法，这些人被判处三个月到一年的有期徒刑，并且被罚款。当地法院表示，以前对于偷渡者的判法较轻，但是从去年11月起，对于偷渡情节严重的会给予重罚。当地法院法官告诉我：情节严重的是那些成批乘船的偷渡，在国外造成一定的影响，被大批进行遣返回来的，对政府造成一定的影响。
至于蛇头方面，根据中国刑法最高可以被判十年有期徒刑，福州市边防支队表示，从94年兴起的偷渡潮中境外蛇头起了很大的作用。就在99年抓获的528名蛇头当中有不少是韩国、台湾、还有香港人。他们说本地的蛇头相对比较少，境外的是大蛇头为主的，他在整个境外组织，指挥，这里抓了自己的蛇头只是协助
组织。整个福州市99年从境外被遣返的人数达到3614人，而在境内准备偷渡时被查获的也有1727人，而中央政府已经在99年的11月下达通知，要求各地严厉打击偷渡行为。据我所接触过的非法移民普遍的素质都比较差，虽然当地楼房盖了不少，但是也有很多人好像挺闲的？
博士：
是的，因为他们许多都是游手好闲，因为每家几乎都有亲友在国外，汇过来的钱通过合法渠道也好，非法地下渠道也好，大量的外汇是源源不断的流入这几个地区，所以许多家都盖了新房子，平时靠海外的这些侨汇、外汇来生活，所以这些人不大愿意在国内赚比较低的工资。
记者：
这个会不会也是诱发群体性的非法移民的原因呢？
博士：
这个是有当地的经济原因，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他们刚开始是不知道，后来越来越知道，到海外去打工也是很辛苦的，但是毕竟他们有算过一笔帐，就是他们在海外辛苦几年，或者5年，8年，以后不仅他们自己可以把这笔债还了，也可以争一笔钱汇回来，以后再回来就可以过舒服的日子，或者为了下一代，都做了这些美梦。
记者：
这是他们要冒险出去的一个原因，有的时候有一些提法也说到是蛇头蒙骗，因为蛇头是处于他自己的经济动因，我曾采访过一个蛇头是台湾的蛇头，他说组织这么一次非法移民大概也就是几十人，他就能赚几百万。
博士：
美国政府有过统计，大概有17个人成功的进入美国国内的话，等于贩卖一公斤的海洛因进美国，所以他这不仅是一本万利，是无本万利，因为这钱最终还是要这些偷渡者们付出来的。
记者：
这是他们的一个原因，我在想会不会还有一个原因，接收他们这些非法移民，当然他们是非法入镜，但是他到了某一些国家之后，某些国家的移民政策会不会也是诱使他们的出去的？
博士：
这是另一方面的，我们刚才讲了国内的，国外的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某些西方国家制定的法律制度本身就有很多的漏洞，他们为了人权等方面的理由提供政治避难，政治庇护，使得这些中国出去或者其他国家出去的这些难民们或者偷渡客就以政治难民的身份来要求政治避难，其实是很可笑的。我们知道这些并不是政治逃难出去的，他们都是当地的农民，所以当他们会钻这个空子，现在我想象外国政府也知道这么回事，他们开始从严控制。
记者：
他们如果不控制的话，只会更加刺激，因为他们在国际上也经常说有太多的中国非法移民，就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再讨论一下。刚才我们谈到非法移民出走的主要的原因。他们移民是受到内外因素的影响，就形成非法移民的潮。您觉得因为中国政府在出了多佛港这个事情之前和之后都已经很强调要打击这个非法移民，您觉得这个主要阻止非法移民的方法是什么？
博士：
我们知道中国政府从90年代初开始就不断的有几个主管部不断的下文件，地方部门也在多次在反偷渡，打这些反偷渡者的活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一直没有办法禁绝这种现象，这种因素是多方面的，还可以补充一点，为什么是浙江温州地区青田和福建这几个地区移民比较多，因为他们历史上有这种和海外关系的纽带，他们有一半甚至是超过本地的人口总人数生活在海外，而不是中国西北内地其他身份往外跑，因为他们还摸不着门出去，所以这是反映当地独特的原因，就像刚才说的经济上的原因，以及中国的人口压力，以及他们想赚快钱的心理上的造成的。但另一方面，我觉得加强打击和堵截是很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现象是一个国际性的人口移动的现象，需要中外和有关国家一起配合。大家充分密切配合采取一些有利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还不敢说彻底禁绝。既然我们知道主要的原因是经济上的因素，应该从经济上来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打击是很重要的，但是光靠几条标语在墙上来打击偷私渡是不行的。
记者：
我知道，不久前像福清市他们也高调的宣判了有将近50个蛇头，那么大陆会不会对蛇头有更严厉惩罚，因为他们暴力，而且是组织的，他们应判的比较重，如果参与这种非法移民本身这种个体，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处罚？
博士：
原来中国政府是只处罚蛇头，当然蛇头是最主要的组织偷渡活动，但是从去年底开始，打击的目标转移了，因为参加偷渡者也应该打击，所以除了不仅仅是罚款，现在大概有一些行政拘留甚至判刑。希望以重罚的手段把他们彻底的杜绝住。
记者：
但您就认为不能光这样的重罚的手段？
博士：
这是重要的，但是不够，所以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刚才所讲的打击是一个行政的手段，因为这既然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光靠行政手段是期内治标不治本的事情，要真正治本的话，得把当地的经济发展好，至少在短期内，中国政府甚至和外国有关政府可以配合领导一些大型企业或者跨国集团在当地多设一些比如投资加工区，多开一些企业，多创造一些就业机会，吸引当地的农村人口有就业机会，让他们有活干，慢慢过了几年以后，当地经济改善了，我想这不仅可以逐步的解决这种非法偷渡现象，搞得好的话，可以慢慢的把在海外现在生活很困苦的人吸引回来，因为他们始终是非法身份。
记者：
您觉得经济这一方面的诱因是促使他们出去，同时也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方法。
博士：
您认识到诱因是经济问题，就应该从这方面着手，现在强调的是从行政上，从法律上的打击，这固然是重要，就像我说的是治标不治本。
记者：
刚才您提到还需要国际上的联合配合，目前在大陆和国际方面，特别是一些主要的非法移民到达的国家和地区，这方面的合作怎么样？
博士：
据我所知，正在谈，因为中国的总理在欧盟访问的时候也再三表示中国政府愿意权力配合。所以我相信随着双方中国政府有关政府的谈判合作逐步的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这个浪潮，或者降低这个程度。最终来说，就像我强调来说，这是一个自然经济现象，是由于两地收入的经济不平衡造成的，所以要从经济上着手，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记者：
我知道您此次专门到这些人口走私比较猖獗的地方去做了调查，那么您的感觉是怎么样？
博士：
偷渡过去是在这些地区，但是可以同样转到其他省市区，用其它的手段，其它的途径，比如说像货柜，船、空中，他们始终还在走。就是说这些都是表面遏制住，等这些打击活动净下来之后，我相信很快就会恢复了，因为根本上没有解决当地经济发展。
记者：
像现在目前除了像福建和浙江，就像您刚才说的在慢慢向其它省份蔓延，那么这个现象现在目前有没有有？在中国来说，严重不严重？
博士：
相当严重，但是经过打击以后在短时间内会和缓，会好一些，但是我刚才说过了，其他省市和省份也开始出现偷渡移民。
记者：
他们的特点和福建这一边很相似吗？
博士：
就和传染病似的，现在蔓延开来了。当然他们或许先跑到东欧一些国家迂回
的再转到欧洲，或者转到其他国家户，因为海外各国都有他们犯罪组织，所以既然考虑到这些因素，更需要和各国际各有关部门和国家联手打击这种犯罪活动。
记者：
美国是一个主要的国家，我们都知道，还有像加拿大，目前他们和中国政府的配合情况怎么样？
博士：
我知道他们正在谈，他们也关心愿意和中国政府合作，但是具体实施起来也有许多技术上的细节，这是有关部门的事情了。
记者：
不过非法移民的话题的确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而且也是很令人关注的，特别是像出了一些人命的死亡，但也有人说，这只是冰山一角，每年被遣返回来或者被发现的非法移民很少数。
博士：
绝大部分是成功的进去的，到达他们所要到达的国家，和他们付出的代价来比，或许他们算的这一笔帐也是对的，以后他们或许挣得更多。
记者：
希望还真是能够加强合作，来打击这个问题，不然的话，就会造成一种非常恶劣的现象，而且造成不平衡的现象。
博士：
主要对中国国家的形象太不好了，损失太大了。在这个灾祸频仍的国度，有一种现象却引人深思，那就是出奔。对于自己的母国，这种出奔可谓“出逃”（毛泽东时代称之为“叛国投敌”、属于杀无赦之列）；对于所奔的异国，这种出奔被称为“偷渡”或“非法入境”。
五十年来，中国这种出逃现象年年不断。这种出逃行动，不仅是一种政治和道德的选择，而且是一种超常的心智和勇气的考验。今年七月，一艘没有任何国籍标志的偷渡船，载着一百二十三个中国年轻男女，从福建漂洋过海，经过三十八天海上风浪，偷渡到加拿大西海岸温哥华外海。他们中有十余人只有十四至十八岁，不过是初中学生年龄。可是他们的胆量却比当年“鲁宾逊”大多了，不仅
胸怀世界，而且走出中国，做一次海上国际大冒险，求一个新生。从他们的面色看，清一色农家子弟，似乎没念过几年书，头发如乱草，纯属一群打工族；船上如便桶，污秽不堪。据加拿大警方向新闻界透露，这些偷渡客供称，他们有人化费高达三万美元作偷渡费，交给蛇头。这笔钱，在偷渡客们看来，也许等于向西方“极乐天堂”缴纳的入门费。如果本族人从此真正翻身，脱胎换骨，再作新人，那就实在是三生有幸，太值得了。据说此项活动，已成一项事业或产业，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相当活跃。这些青年，按照年龄，他们大都生在毛泽东晚年，成长在邓小平时代。然而，他们对社会现实的迷茫和反叛，使他们坚决走上出奔异国他乡之路。他们不顾一切危难，当是抱着万死不辞的决心，投奔太平洋彼岸。也许，这种现象是一种逃生，一种自我的救赎？或是一种追求新生、再造自我的欲望？抑或为圆一场发财梦？
这很像当年美国人“开拓西部”的精神，一匹马，一杆枪，以自由的精神，平等的理念，去荒凉的西部，开拓自己的家园。对于这种出逃现象，如果把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人们的看法可能就会较为理性、头脑也会较为清醒。过海的“华侨传统”说这些年轻的偷渡客误以为西方到处是金银财宝，这未免近于童话，显然把他们看得太简单、太愚蠢。按照中国的情况，农村的孩子远比城市的孩子更早熟、更实际。这种梦，倒是城市孩子做的更多些、更浪漫些。那些农村来的偷渡客尽管可能有那种关于金银岛的梦想，可是决不至于把这看成真事，况且他们身后还有成年的父母和乡亲，有那些靠自己的努力而苦尽甘来的华侨故事作榜样。这些沿海的农村，有不少是侨乡，世世代代有很多早年漂洋过海的前辈逃难人为乡亲们树立了活生生的例子。那些千辛万苦出国的人，经过苦熬十余年或者更长，都有了家业，混出了人模样，西服革履，光可鉴人，回国后大有尊严，冠以“爱国华侨”冠冕，受到政府和地方各级官员招待，那神气，是那些信奉“父母在、不远游”、安土重迁、老死不离故乡的一辈人无法企及的。
这样，在人们眼里，同辈或同类这种“人上人”的结果，不过是几十天海上偷渡而已，这是一种最方便、最便宜的改换自身命运的途径。榜样就是召唤，榜样的命运就是铁证。即使在另一个世界吃苦，也毕竟比在这毫无希望的土地上任人宰割更有希望。为何不冒险一试？那些出逃者和偷渡者，至少会在头脑中做过基本的、哪怕是极为简单的东西方两种文化比较和价值计算。他们会在心灵中对某种政治文化是否有亲和力，做出感情上的判断。人，都有避凶趋吉的本能；人，都有拒绝忍受苦难、拒绝漠视平庸的权利，都有享受美好、投奔财富的权利。这些出逃者和偷渡客，可能没有多少现代知识，但是他们这种行为和选择，却比理论教条更有力地说明了底层中国民众及其年轻一代的心理趋向和文化趋向。
从人权的角度来看，偷渡也是“生存权”的一种，就拿“想发财”这一点来说，其实这也是一种正常心理和欲望。人有对于财富的欲望，这并不是耻辱，更不是罪恶，因此无可指摘，只要基于自身的劳动和努力，而不是不劳而获或靠非法掠夺。那些官家子弟姐妹们不是更有着强烈的发财欲望麽？他们通过特权的特殊途径极其容易地一夜暴富、成为千万富翁和大款，谁去责备他们的“为富不仁”呢？可是，那些出逃者还没有靠自己的劳力挣一美元，却已经被说成是在做“发财梦”了。这些年轻的偷渡者，无疑有较浓厚的发财欲望。他们在自己的村里，无法得到生存和就业的公平机会与公平权利，他们还要受到层层盘剥和莫名其妙的多种征税。如果整个群体无法自己救出自己，那么，作为个人，他们需要自己救自己，不管这种自赎是否有效。但这些偷渡客为了摆脱现状都化费了极高代价，包括缴纳高昂金钱作为偷渡费、把人身自由出卖给蛇头。他们实际上成为二十世纪末叶被偷运到北美的东方奴隶，成为自己同类即那些人贩子发财致富的货物。这真是现代东方人的悲剧。这些男男女女即使偷渡成功，由于没有正当身份，往往只能生存或依附于华人地盘，大都处于非人的、地下生存状态。那是难见阳光、极端悲惨的境遇。有的女子，迫于生计，堕落为妓女。他们需要偿还偷渡前签定的卖身契上那笔债务。实际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获得西方社会那种自由和平等，而是陷入同种人的支配和掌握中。这是偷渡的悲剧。
看完老史的东西，我心中产生一种强烈的同情，这个同情当然不是对偷渡客的偷渡违法行为的同情，而是对他们偷渡行为背负的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愿望的同情，而是对于他们目前生活处境的同情。
我不由得想到三幅画面，第一幅是美国公共电视台的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专题历史片，一群来自中国参战的劳工，正在下船，一个个神情木纳茫然的劳工，被一个洋绅士摸样的人用皮鞭敲著腿，却毫无抗议。第二幅画面是一张1949年的历史照片，一群穿著长袍和短褂的上海市民，后者抱紧前者，组成一条弯曲的长蛇在排队挤兑金圆券。第三幅画面是九十年代初期，深圳市民蹲著、站著排队买股票，人潮汹涌，警察用一个长长的竿子在维持秩序。百年来，中国人是“羊群”，是“狗队”(上海外滩公园褂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现在是“沉默的人”？还是觉醒的主人？
大陆偷渡客们曲线由各地转偷渡美国，偷渡客们历经劳顿、惊恐、晕船，所向往的，所追求的是星条旗下的自由？还是追求的是过更好的生活？虽然，在社会层面、生活水准、国籍上，笔者已与这些偷渡者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是，毕竟是同血缘，同文化，同为“炎黄子孙”，看到这些情况，心中不免酸苦，心情自然十分沉重。真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大写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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