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面的边际人生浮沉录---少君小说论（续三）　■
　　(三)边际人生心仍在

　　在农民脱离对土地的依附，形成进城找工作甚而至于落户城市的潮流的时候，另一种潮流甚至在其之前已经发生。这个潮流带动了数以万计的人，主要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远离故土，涌向了异国他乡。出国潮造就了世纪末庞大的中国海外移民队伍。在向异域迁徙，试图融入他国主流社会的过程中，这一批新移民处在多种文化的边缘处，产生心理茅盾，冲突。但随着时间的迁移，他们从对异域社会文化的陌生，渐渐地转为接纳和认同。由于新移民主要是奔着个人的自由，前途和发展去的，所以，在整体态势上，他们主动学习和接受新的文化观念与新的生活方式，更新生活理念及价值取向。在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在世界因信息产业的革命带来了世界变小的历史时期，作为一种典型的空间性，地位性文化的夹缝中产生的边际人群体，留学美国，移民美国的中国人，是少君《人生自白》中占一半比例的作品的主角。他真切地描摹了他们在异域的生活境遇，人生追求和自我定位，表现了他们对于美国社会，现实人生的"在"与"不在"的状态。正如农民进城，必须经历艰难的进入与被接纳的过程一样，留学生和新移民所面对的苦难，要远远多于前者：因为他们不仅仅是准备完成一个生活方式，生存状态的改变过程，还要在两种几乎少有共同之处的文化规范中，完成人格的重新塑造和文化认同的再次实现。在诸多迥异的文化成规中找寻自己时，心理所承受的矛盾与困惑，对于人格构造已经为母土文化定型了的在美的中国留学生和新移民来说，是异常巨大的。于是，面对迎面而来的各种各样的考验和挑战，由于各自不同的遭遇和机会，鉴于个体的现实处境和人生取向，这批在美的边际人，呈现出多种多样的人生景观。

　　1、我不思我才在

　　赴美的大陆留学生和新移民和国内的农民在城市里的处境一样，从踏上美国的土地起，就是以贫穷落后群体的面目，被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美国所识别的。还未来得及适应一个与母国社会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眼前的新国度，他们中的大部分就被动地被一穷二白的窘况裹挟，困扰。生存问题成为第一件亟待解决的问题。不管是留学生还是新移民，在以金钱衡量一切的美国，不得不为了学费，为了吃饭，为了活下去，奔波在饭馆，餐厅，工厂车间，富裕的美国家庭之间，寻找那些美国人不干的脏活，累活，体力活。与进城农民有所不同的是，这些来到美国的中国人，常常在国内处在社会的白领阶层。他们原先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很少有机会接触强体力劳动，而且心理上的准备也不充分。所以，当他们做大厨，做跑堂，做工人，做保姆的时候，体力和精神两方面都得经受煎熬和考验。这些原来正是为了个人的自由发展和前途，选择了来到美国进行人生一搏的人群中，就有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沦落成只问今天，不管明天的一族。《大厨》中的大吴，可以说为中国古代的管仲所阐述的理论，做了最好的注解："仓廪实而后知礼节"。在温饱问题已经威胁到人的生命的时候，大吴在一个金钱铸就的国家里，他几乎不可能有其它的选择。曾经是中国科技大学的高材生的历史，不能变成能买到面包的钱；成为科学家的理想，也难以填饱饿极了的肚子。在"一米八的大个子，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电线杆儿似的只有一百二十磅"的情形下，餐馆老板在大吴醒来端上来的酸辣汤泡干饭，对已经濒临死亡线的大吴来说，比往日辉煌的历史，比将来可能实现的理想，要实在，珍贵得多。而《洋插队》中的女主人公，一天找不到工作，就得睡在大街上，或者靠陪男人们睡觉换取睡觉的地方。这样的情形，逼迫着人们，不仅要放弃关于未来的长远打算，眼下就要放弃所谓的自尊，所谓的面子去为生存打拼。贫穷和举目无亲的现实，打掉了从母国社会带来的一切矫情，打工，做任何能得到的工作，洗碗，刷盘子，超负荷地干活，让身体处在高速运转当中。唯一不动的身体零件，是大脑。用脑是有闲阶层的事，大吴们没有剩余于喂饱肚皮的时间和精力，去让大脑运动。大脑的的运动在眼下既不能丰衣，也不能足食，带来的倒是痛苦的回忆，和对现实与理想的差距的痛心。正如《图兰朵》中的那个台湾老板所说，美国是个现实的社会。钱就是一切。大吴在刚到美国时已经知道钱在美国的作用。就因为没钱，他才会用周末睡觉的办法，强行捱过没有饭吃的两天。物质上已经山穷水尽，精神上的压抑和孤独是最终决定大吴们放弃不现实的想法和做法，走入无知无欲，不知痛痒，不问明天的"我在"状态。大吴在极度的经济窘迫里，可以无视年纪大的白人，因为越战或其它缘故，敌视中国人，欺负中国人，但他无法从两个"原来在学校彼此称兄道弟，吃喝不分的哥儿们"的搪塞，"一毛不拔"见死不救的做法里，理解眼前陌生的国度。因为曾经"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原先母国社会中所提倡的集体主义，助人为乐，或者传统文化中的古道热肠，仅仅是换了一个地儿，人也就不是以前的人了。大吴变成为现在不问将来的大吴，从某种意义上看，除了物质现实的逼迫之外，还有来自精神方面的打击：这打击虽然有外界的因素，但从一个独立的个体的角度来看，他没有在自己的身份发生转变时，及时更新思想观念却是他的过错。走出国门的刹那，他就是走进现代社会的一个孤立的个体。有时，当一个人真正从心底深处认识到只有自己，不再对别人有任何希冀的时候，从生命的最底处，有可能因此而焕发出无穷的力量。少君无疑对大吴们是同情和理解的。但我们也无法视大吴的精神萎缩于不顾，作为文化的"边际人"，不能没有坚强的神经和主动积极的人生态度。大吴们对现实不作应战的态度，说明的是他们个人主体意识和精神世界的虚弱。放弃向往，放弃未来，一方面表明了他们对现实的臣服，另一方面则是一种畏难的逃避。而逃避的结果，就是让自己被现实压垮，永远只能在厨房间的狭窄里，数着没有明天的日子。

　　2、我常思我方在

　　因为在异国他乡艰难的人生重建里，包含着太多意想不到的苦难和打击，大吴们以放弃明天的方式，对现实表示妥协。还有一类人，则沉浸在情感的世界中，体会现在生存的意义，寻找人世间真挚的温情和维系，以在势利和人情冷淡的现实里，抵抗世俗现实的蚕食，支撑自己人生的前行。在现实压垮了人，对物质的追逐替代了对理想和精神追求的留美学生和新移民的社会生活里，少君讲述了用真情和纯净的爱维系生命的感人故事《告别》。"我"就要告别世界了，但唯一心里放不下的是挚爱的"她"。"她"是"我"在这世上存活的力量和"源泉"，有了"她"，"我"才能支撑着没有吐出最后一口气。然而，为了不让"她"痛苦，为了"她"能好好地生活下去，"我"想做和能做的，就是把她推得远离自己。所以，不惜用谎言和粗暴的态度，绝决地与"她"分手。"我"对"她"的绝情和伤害，就是"我"在这世上为"她"留下的最后记忆。在这悖论式的情节中，"我"最后的人生价值的实现，全寄托在这一次"残忍的"告别仪式中。爱是成就"我"和表述"我"的"在"世界，"在"人世的最终手段。作为一份礼物的爱，"我"其实也就此留下了。"她"及我们，也将在主人公离开以后的时间里，一直知道"我"的"在"。爱，无法忘记。而《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我"，全身心地爱着谈了八年的男朋友。到了美国后，"我做过保姆，侍候一个瘫痪的老头子拉屎撒尿。也干过餐馆的WAITRESS(服务员)，DELVERY(送饭的)，及超级市场的搬运工"，除了交学费，"每月还八十。一百地往国内给他寄钱，帮他交托福。GRE的考试费，让他买电视机录像机给他父母安享晚年"。为了这份等待，和事实上已经被地理距离拉开，紧接着会是心灵上的距离加大的"爱"，"我"忍受着生理上心理上的双重煎熬，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两个人的未来奔波得心力交瘁。然而，最后的结局是，信誓旦旦的男友确实来到了美国，但却是和他新婚的妻子一起结伴而来。"我"在这一打击之下垮了。八年来，这种无望的遥远的"爱"，支撑着"我"的全部身心，而这"爱"，"失去的这么简单，这么容易，又这么痛苦"。在"美国这块我曾流过汗。流过泪，流过血的地方"，"我"突然感觉到了"一种很强烈的回国意识"。"我"在身心巨创，伤痕累累的情形下，还是谢绝了一个青梅竹马，现在是IBM公司的研究员的求爱，决定一毕业就回到中国。"我"固执的情感和执着的"爱"，其实是赴美的中国人群中的一种典型的情结。中国人最容易适应不同的环境，但又是世界上最不容易被他国文化所同化的一个种族。这就使得他们在艰辛的异域环境里，既能以坚忍和顽强生存着，拚搏着，同时，他们的情感指向，却常常滞留在过去。他们的精神世界，永远为母土保留着。"我"对那个年轻的美国同学的拒绝，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化的一种态度。这才是少君在这篇小说中所要表达的真正主旨之在：爱是不能忘记的，在美中国留学生和新移民，忘不了中国的一切，"忘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和中国的历史文化"。他们因为和从对祖国的情感和爱中，才能找寻到自身在异国文化中的位置，这种不可他代的爱，是他们生存的支点，也是他们获得勇气和意义的根源。

　　3、我要思我能在

　　有人在苦难面前退缩；有人在坚守精神城堡里，超越地活；还有人勇敢的对现实，对命运说：不，我不甘心，我不相信。《图兰朵》中，"我"历经千难万苦，仍然不改初衷，向自己的体能，精力，和意志的极限挑战。三年的打工生涯，变成为"我"为歌剧献身的牺牲，成就了"我"将到的成功。《奋斗与平等》里的"我"，如果没有妻子的背叛，没有在陌生而现实的环境中的所受打击和磨练，也很可能还象在国内那样，围着小家庭和妻子转，做一个没入人群看不见的普通人。他们不是比别人缺少苦难：这些赴美的大陆人似乎没有人可以在为生存
所经历的身心磨难和试炼中幸免。甚至他们所承受的压力与折磨还要多于或强于他人。坚守信念，还要执着进取，常常是要比安于现状，或停下脚步的人付出更多也更大的代价。然而，所不同的，并使他们脱颖而出的，是他们对苦难的从容接纳，辩证的认知，是他们在逆境中坚持的理想和顽强，是他们不向苦难的低头和服输，倔强地与之战斗的勇气和自信。正是这些，使《图兰朵》中的"我"登上了最高级别的世界歌剧舞台，使《奋斗与平等》中的"我"，成为世界著名企业GE公司的年薪近二十万的合同顾问。想，能想，要想和敢想，驱动着他们，不断地突破现实和命运的重围，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愿上帝保佑》中，少君更塑造了一位赴美的盲人青年王韧的形象。任何一个正常健康的中国人来到美国求学，为了生存，都得脱上几层皮。能摆脱生活的困扰和艰辛，成功地在美国社会立住脚跟的少之又少。仅有极小的一部分人因为非凡的毅力和坚强，而崭露头角。而王韧，却依靠着心中对上帝的坚定信仰，对每一个生命中的机会，都怀着感激之情；并且在每一个困难面前，都以平和的心情予以接受，把困难当作上帝对自己的试炼，而"毫无怨言地去攻克一个个困难。"王韧靠自己挣钱交学费，在"坚信上帝一定在旁边看着我"的信念中，他甚至去麦当劳打工，洗盘子，做沙拉，修理电器。王韧对未来的打算是，"希望能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能独立的生存下来，能挣很多钱"，然后"回到那块生我养我的土地上去，去传播福音"。王韧在美国能够顺利地生活和学习，并且保持着一颗平和向上的心，就是他最大的成功。在诸多困难面前，他的态度是自然而快乐的接受。心中坚定的信仰，给了他战胜一切苦难的勇气和法宝。他想，他接受，他去做，然后，他成功。对在美的大陆人这一"边际人"群体的描写，少君主要抓住了物质环境和精神追求之间的茅盾和冲突，抓住他们生活中的困难和精神上的磨难进行阐述。他是以一个边际人所特有的两种杂合在一起的文化视角进行观照。他既从一个中国人的观念，感同身受他们的悲苦和失落，又用西方文化所强调的个人奋斗和平等意识，赋于小说以内涵。少君渗透在小说中的情感是复杂，也是矛盾的。但正是这种矛盾和困惑，传达出一个特定时代的气息。因而在小说的审美上，就有了自己独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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