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面的边际人生浮沉录---少君小说论（续二）　■
　　(三)欲望喧嚣登场---自由的本我

　　根据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A·H·Maslow)的理论，人的需要可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在这五种需要中，生理需要作为人的自然需要，处于最低级。人格结构里，自然需要作为人的原始欲望，被文化规范和多种现实条件所控制，一般处于本我中。但正如弗洛伊德所描述过的那样，原欲也就象地底下埋藏着的火山岩浆，一直汹涌着，奔突着，蓄势待发。一旦获得机会，就会喷勃而出，泛滥成灾，烧毁人类的理性和良知。无疑，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本我中的非理性欲望，会得到更好的疏导和缓解。所以在所有社会的文化规范中，都有系统分层的理念和机制，防范原欲的爆发，消解本我的能量。自我在超我的指导下严密地监视着本我的行动，随时准备扑灭本我的升腾和爆发。但是，超我的失控，自我的自在，使原欲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爆发成为可能。本我所遵循的"快乐原则"，导引着少君的《人生自白》中的许多人物无所顾忌地向外倾泄非理性的欲望。他们贪婪地向世界索取更多的利益和满足。原欲盛开在中国的大地上，犹如莎乐美阴险而有毒的笑脸。

　　其一：肉欲横流

　　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中，社会一直象防范洪水猛兽一样，防范着其成员对性的欲望。所以才有了儒家文化的"男女授受不亲"的学教。及至明朝，一直作为中国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思想文化的儒家学说的传人二程和朱熹，更是用"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有意将人性的本能欲望完全扼杀。因而中国文化所特有的贞女节妇的现象，其实是统治阶级从思想深处奴役人民的一种手段和表现形式。可是，中国社会的思想观念的解放，却也正是从两性关系的完全解禁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很令人玩味的是，"五四"文化先驱所倡导的"妇女解放"，是想从女性的思想深处肃清封建文化的余毒，使她们真正能站起来，用独立的人格与男权社会对话。这一解放思想的工程，由于中国在二十世纪所面对的内困外患的灾难，而被搁置一边。除了极少数的激进分子，有机会在二十世纪前半期，对妇女的个性解放，作了探索性的尝试之外，有关两性关系的新局面，大体上还是承继传统。即使在新中国，妇女确实顶起了社会和家庭的半边天的状态下，却更多是以引导或者说是强制性地剥夺性的差异性，以漠视性别差异来达到消除人的本能欲望的目的。所谓的腐化分子，是指那些超越了法定的夫妻关系而发生了两性接触的人，是法律条文中予以明确定义，有具体的量刑标准的一种犯罪。性的概念在当时的社会政治及文化规范里，仍然处于禁忌文化的范畴。但在社会的改革和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对封建伦理规范的冲破，最首当其冲的就是人们对性禁忌的完全无视。中国人开始放纵肉欲，在本能的欲望里，纵情于声色。《嫖客》里就写出了当下的一些中国人的荒淫无耻，糜烂无度的生存状态。由于社会出现的非常态需要，舞女也相应地分成了若干等级和层次：什么"消夜女郎"，什么"模特舞女"，"公共舞女"，"混点舞女"，"兼职舞女"，"钓鱼舞女"，等等。男人们在女性用肉体搭建的销魂空间里，懂得的是怎么样泡舞女，怎样在性行为中，获得生理和精神上的最大满足与快乐。这些人所迎合得只是对极度膨胀，无以约束的肉欲的有求必应。与嫖客们的行为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导演》和《演员》中所揭示的人欲横流的社会现实。《导演》中赤裸裸地坦白道："至于摄影组里的'花事'是公开的秘密，也是一种流行的兴趣。有什么办法?既然摄制组的哥们儿姐们儿都是些凡夫俗子中的佼佼者，那么他们在这方面的性趣也就比一般人浓厚了。"言语间全无一点儿遮掩和羞涩，反倒有一种自豪和欣赏的表情充斥其中。导演有一次需要招募一个临时演员扮演剧中的遭强奸的女人，在未开化的过去的中国社会，显然是难以想象的事。所以导演预先也认为"以为这样的临时演员不好找。"可后来的结果不仅使导演跌破眼镜，"没想到光专业演员出身的应征者就有好几十个"。更有甚者，"后来选中的那个姑娘拍戏时，主动建议全裸拍摄"。女人们的大胆和开放促使男性导演，摄影师，制片主任更有恃无恐，男性的本能在女性的"热情"鼓励下，逾发张狂；同时，男人们为满足自己的性欲，把女性的"献身"，当成一种可交换荧屏，银幕上的角色的筹码，又使得那些做着演员梦的姑娘们，在考虑应征演员之前，就做好了双重的"献身"准备。"大陆当今哪个红了的女星没跟几个导演谁过觉?又有几个名导演没玩过五打以上的女演员?"恶性循环的需与供，在公开的"定律"中，使影视界，充满了肉欲的糜烂和公开的性交易：在这样的情境中，女演员的观念不开放也得开放，不献身也得献身。否则，就永远也别想从掌管着演员的角色分配和出镜角度和次数的男性导演等人的那里，得到这些作演员必要的机会和成功的条件，也就永远也不可能让观众们熟悉、认识，必将从此失去做为成名演员的资格和未来的发展前途。残酷的现实，使得女性们完全将女人的自尊和羞怯丢到一边，在与男人们"斗智斗勇"的过程中，女人们无奈地不再害羞也不再反抗，"女演员的风流韵事越多，名声也就越大"，她们成为这个原欲横流的社会过渡阶段的牺牲品：既为男性充当着兽欲的承担者，又在人欲弥漫的社会里，纵情于声色，使糜烂更加糜烂，混乱更加混乱，加入了压迫她们的社会对她们的压迫和利用。

　　其二：从"恶"如流

　　改革开放带来了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富裕，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富裕也使得人们的欲望值升高：这其中有人的本能欲望，也有物质欲望。为了满足这些暴涨的欲望，在社会文化规范失语的状态下，人们在采用正常的手段无法实现自己的欲望值时，就采用非常的手段去强行实现。人性中假恶丑的一面由此暴露了出来。更有甚者，社会不仅无力抑制假恶丑的现象，还由于物质或其它利益的诱导，人们不是从善如流，而是对假恶丑趋之若鹭。《假画》中的主人公坦言，其发财的诀窍就是"《红楼梦》中的'假似真来真似假'那句话，使他懂得了怎样赚有钱人的钱"。由于"在书画界名气太重要了，有名的不管画得多烂都能卖出价钱，没名的画得再好也没用"，所以小说中主人公那"清末皇室大家子"出身，对金石篆刻，珠宝古玩，样样精通的师傅，"被迫在临死前，把全部的经历和才华都投入到制作假画上"。就是主人公师傅的"被迫"，却给承传了制作假画技艺的主人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来了名利双收。成了"当今中国大陆书画界有名的大款"，连"美国总统克林顿也曾向他讨过画"。一个制作假画的人成为一个社会的成功人士，或许人们可以以为是一种偶然的事例而忽略不计，但少君的这篇小说却告诉人们："如今卖假画的也分三六九等"，并且"自成体系"。而且，"那些仿术高，做大买卖的，往往和全国各大画店和画商都串通着的，仿出的名画不经专家鉴定根本分不出来"。名家珍品常常在书画店被画商调包：把找仿画高手临摹的假画"标上高价卖出去"，而"原画则自己留下来"。在"精湛"的制假技术和已成体系的造假，卖假操作系统的相互协作与配合下，"一九九五年美国第一次办中国当代画家画展时，就被七位名画家指控其展品百分之八十为假画"。"有人估计，欧美市场上流通的中国名画家的作品，有三分之二全是假货。"为了钱财，画家自己，画家的徒弟和"职业仿画者"，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社会制造假画的庞大的队伍。他们具备了使"假画变真画，真画变假画"的高超技艺和骗术。难怪造假画的名家主人公自己也说："这年头儿，整个世界都是浑浑浊浊的，真假难分"。为了发财，人们昧着职业道德和良心，制假贩假，骗了别人，还要同时警告自己"名人的画傻瓜才碰"。在物质的利诱面前，制假造假而自得其乐。这样的故事同样可以在《棚儿爷》与《鬼市》中看到。为了获取更多的钱财，人们争相以制假，贩假和欺骗买方成功为荣。市场的混乱由此可见一端。而通过这些以"假"为荣的人群的生成和活动的展示，少君不无焦虑地揭示出一个以假为真的经济生活导致的人的心灵的缺失。在《康哥》中，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除了设法钻海关及有关职能部门的空子之外，康哥能横霸一方，也是他"凭着一条烂命，豁出去了"干的结果。他"先是用三角刮刀和猎枪扫清了外围"，用自己的"不要命"，才使得"怕死的就开始躲远了，还想赚钱的则开始巴结"他。他的"不到一年的工夫就雄霸安定门"的"伟业"，是和"身上的伤疤也多了不少"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因为处在探索阶段，势必会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如果公民在从事正常的经营活动时，却不得不采取类似流氓的做法，既要巧取豪夺，还随时准备以鲜血和生命作为获利的代价，则是令人担忧的。一是这种状况不能保证社会成员对经济活动的正常参与，因为他们的人生安全都难得到保证；第二，不能保证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转，靠"恶"取胜，也就很难体现市场本身的自然运作规律的自发调节作用的实施；第三，市场的效用也很难达到。市场体现的是自由，平等和公正，很难想象靠流血才能赢取商业活动的主动权的市场，能够带动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零点》中，那个倒霉的丈夫所经历的事情，就更加离奇和发人深省。主人公经过了"惊喜，担心，恐慌，兴奋，甚至激动得全身发抖的情形"，在"浪尖刀口上"过日子的颠簸，心里都没有不踏实的时候，因为有一个温馨的家，是他心中的港湾。然而，他没料到还会有最难承受的"愤怒和悲凉"正是在一个这个港湾等着他。那是他心底最柔弱的地方啊！他的妻子，他女儿的妈妈，为了得到他辛辛苦苦地忙出来的公司的法人位置，雇了一群流氓，打断了他的肋骨，搜集了一批足以让他做牢的证据，要挟他放弃法人位置。正如主人公在小说中痛苦地问自己而不得其解的提问："难道她发财的欲望莫非已经到了连她的丈夫也吞没的地步?"就是这样，为了钱，至亲的人都会自相残杀，无所不用其极。人们在欲望的驱使下，在无序的社会现实里，不再相信情感，不再相信美好的人心，而只是相信实际拿到手的东西。为了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就不惜向身边的甚至是亲人下手。用"恶"的手段去取那些不管是属于或者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恶"在这个阶段，代替了法律等现代文明中发展起来的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强制性手段，使得社会上一时向"恶"成风。"强者"在这种时刻，以自己的凶狠和残忍，在社会上独占一方，如同康哥；弱者为了自己的安全，有时也不得不以"恶"抗恶。小说《保姆》中的故事，让人读来不仅伤心而且绝望。一个"想学习奋进，创一番事业"的雄心勃勃的从农村来到北京的小姑娘，很快地却作为一名杀人犯，被拘压在监狱里。她的不幸是因为落入了一个自称"有的是钱和权"的"离休的大干部"的老孙头的魔掌之中。仅仅在她进入老孙头家做保姆不到十个小时的时间里，这个"要拚搏，要掌握知识"憧憬着未来的要强的小姑娘，就遭到了人面兽心的老孙头的强暴而想到了死。在偌大的北京城，她求告无门啊。最后在老孙头再次强行逼迫时，她忍无可忍地拿起菜刀，砍死了夺走了自己童贞的"毒蛇"。一个手无寸铁的柔弱姑娘，被迫以"恶"抗暴的事情本身，提醒了我们，如果恶的横行，已逼得善良的人们也不能不无视生命的价值，用铤而走险，以身试法的办法，为自己讨得一点公正，那么恶就在这个社会暂时代替了公理和正义。本我通过当下人们肉欲和物欲的极度张扬，以及社会在恶的呈现层面所显示出的的异化得到了充分的表述。在这种表述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个追求即时快乐和一次性消费的中国特色的后现代社会的面貌。无序与醉生梦死并存，财富增长与假恶丑共在。我们的文化结构处于调整和变化阶段的社会，需要尽快建立完善的符合社会发展现状的规范，是少君在《人生自白》的诸多篇幅创作中的真诚呼唤。"由于本我只是个性的一个结构，由于个性的另一个结构-超我-还包含着内在化的文化价值，所以社会行动者的许多希望不仅与他们群体的文化要求发生冲突(外部冲突)，而且他们个性的一部分经常与另一部分发生冲突(内在冲突)。"(16)然而，从《人生自白》有关大陆社会的小说中，我们既没有看到个人与社会发生激烈的充撞，也没有发现人性内部的矛盾与焦虑。这就是说，中国当下社会在物质指向和伦理指向上，有着惊人的和谐与默契；人的个性结构的三个层面也获得了非同一般的统一。社会规范的软弱无力，为假恶丑打开了方便之门。喧闹无比的社会的背后，蕴藏着的是在沉默中存在并酝酿着的危机。一旦危机超过了社会机体可以承受的极限，改革的成果和中国人追求了上千年才来到的富庶生活，就可能成为泡影。因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提高是不可以偏废任何一方的。如何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建构中国的现代文化?如何于生活富庶的同时，健全人们的精神世界?如何将社会文化规范和个体的人格体系建设成为健康有序的有机整体?等等，少君在《人生自白》里富有预见性地提出了这些尖锐的问题。?

　　三、

　　少君的《人生自白》除了对中国当下社会人们的人性建构所体现出来的非常状态有所揭示和批评之外，他还在其中的部分小说里，表现出他对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各类处于新与旧，城市与农村，国内与国外的边缘地带的边际人生，予以了注意和考察。中国社会在面临亘古未见的彻底的改革和和文化转型的当口，在经济生活占有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的时候，在市场走向完善和物质开始极大丰富的时节，人的个体终于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和可能。从而摆脱了过多的集体道德理念，或者政治意识形态对个体的束缚和牵制。少君试图通过立体和全方位的观察和描摹，以多种人物形象和群体的刻划，再现一个变迁的时代的整体面目和立体态势。少君的《人生自白》，贡献了一个特殊的二十世纪末的中国"边际人"的人物画廊。

　　(一)花落去与燕归来---过渡人速写

　　如果说有不少人在文化观念随同社会体制转型的时期，因为心理和情感上难以适应突如其来的环境的变化，不能接受新的人生定位与挑战的考验，而丢弃了理想和精神的追求，象上一章文章所呈现的那样，索性将自己沉迷于感官刺激和性体验中，以变相地触摸到自己存在的价值的话，那么同时还有另外两类人，也在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的新旧交替时期，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一类是继续沉浸在对过去时代的追忆和怀想中；另一类则很快调整了自己的人生取向，在大变革时期迅速找准了位置，使生命焕发出别样的光彩。《红卫兵》中的主人公，在回忆往事的时候，以"发光的眼神"，表明了自己的恋旧情怀。在"文革"时期，主人公被时代选择为"骄子"：成为当时"叱吒风云的红卫兵十大领袖之一"。虽然主人公回忆和描述的往事，充满了时代的荒谬感和滑稽感：那个曾经"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事件背后，竟然有一群没成年的孩子在行动。因与官方意志的的不谋而合，从而得到当时政治气候的推波助澜。正如小说中所说："时代是一个后娘，只喜欢自己的儿女。""我"现在也意识到自己在"真的象是一群疯子"中的一员，也认为是"疯狂的时代选择了我们"，"我们无法摆脱那双刚强的手对我们精神的扭曲"，但主人公的回忆依然充满了一种感伤和怀念。除了主人公在小说的最后表明"红卫兵""是我年轻时的光荣与梦想"外，常识还告诉人们，一种敝帚自珍的情怀，最容易在人生的失落处找到。所以，无可奈何花落去式的主人公的回忆，依然让我们洞见了一群虽置身于变革的时代中的但迟滞的步履。更有典型意义的是《布尔什维克》中的那位"国内鼎鼎有名的大学者"。他身在美国，却怀念着中国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对于苏联的改制和解体，这位学者依然用带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眼光，进行价值评价。他的思维仍然停留在以前的阶段，"左"的观点，使他得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以后，国家一团糟，人民更困苦"的结论。应该说，作为一位学者，他对于苏联和东欧的解体的分析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他的理论事实上正是国内学界主流的观点和意见。但他依然用意识形态斗争的观点，去思考国际和国内的问题，则显示出落后于时代的保守和固执。他甚至无视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所获得的活力和生机，怀念"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即使有文化大革的所带来的灾难，但人们的思想还是很纯的。"而对新的历史阶段有所不恭并反对："邓小平将中国人的思想意识搞得乱七八糟，将来会被几亿失业工人挖祖坟的，。。。。。"这是处于新旧思想过渡时期的保守派的典型代表。在《红卫兵》的主人公只是把与自己的人生辉煌联系在一起的过去的岁月，作为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加以珍藏的时候，老共产党员的牢骚和报怨，却是对进步的社会和前进的历史的一种不满。"老布尔什维克"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是他带着有色眼镜看待资本主义社会和中国的改革政策的由来。作为历史的过去塑造出来的人物，他固守一个共产党员的本位，批评和判断世界上已经和正在发生的事件，但当作家询问他的儿子为什么到美国来的时候，老布尔什维克却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还没研究过。。。。。。"。这个结尾不仅表现出作家少君的批判立场，还揭示出一些思想保守的人，在实际生活中言和行上的相左。某种程度上，他们已经成为过去时代造就的异化物：身心分离而不自知。所以，他的怀念和慷慨陈词，也就不可避免地染上了些许虚假和做作的色彩。而应时代的要求，许多人在大过渡时代，获得了人生最广阔的空间。这一部分的"过渡人"，才真正体现了现代社会的人个体潜能的发挥和自由的取得。当然，这其中有很多还踩在新旧思想的临界点上，既后望又前瞻的。他们在两种文化理念的争夺中，尴尬地存在着。中国社会的现实，曾造就了无数没有爱情而结合的婚姻家庭。所以，在对待婚姻的态度与行为上，能更多地观察到中国人的意识的转变和更新。《人生自白》里，也确实有几篇通过婚姻家庭的存在方式，表现这个时代的中国"边际人"的两难处境和对现实问题特殊的的处理方式。《漂亮与爱》里，"我"是一个对爱情充满幻想的男人，"却维系着一个无爱的婚姻"。"我"在婚前一直幻想着与一个漂亮的女人结合。然而，"在无形的社会压力下屈服在一个无爱的婚姻中"：因为大学的老师，现在的岳父看中了"我"这个来自农村的农民子弟，而"我"又非常想留在城里。但婚后由于妻子与"我"心目中理想的伴侣大相径庭，所以，"我与她的夫妻生活，不但没有爱情，甚至连性欲都在减退。""我"的内心充满了极度的痛苦。但是，"我一方面渴望充满激情的爱情生活，另一方面又不忍心伤害我的老师和善良无辜的妻子，也无力接受离婚后将会遭到的包括父母在内的社会审判和指责"，所以，为了自己的良心，也为了自己正在上升的前途，"我"只能压抑自己，以至于自己都能感到心理上变态。"我"的状态，是"我既想符合社会道德的规范又不想以压抑人性的代价作交换，结果两者是水火不能相容"的结果。《律师》中也有同样的情节。一对已婚男女相遇并且相见恨晚。但是，即使是一直在处理离婚案件时，认为"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的主人公--坚定的"主离派"的律师"我"，却也不敢"抛开秘密，光明正大地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律师的顾虑主要在道义上，因为"我"的妻子在最困难的时候的关心，帮助，使她已经融成"我"生命的一部分了。所以，"我"不忍心"往她和她家人心灵上捅刀子"，而且，考虑到自己的职业和前途，考虑到离婚所要经历的折腾，"我"宁愿保持现在的状况：有一个稳定的家，还有一个因相爱而时常在一起的情人。律师的故事，也是目前许多中国人私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在社会的转型时期，人们既想在传统的道德规范中保持原状，又拒绝不了日益焕发的自由的人性的需要，他们在传统与现代文化的交替时期，选择了折衷的办法以减少无谓的麻烦和伤害。但是，有许多人在现代社会文化的吸引下，迅速更新了自己的观念，如同一条意外地得到了活水的鱼，他们在新的人生挑战中，全力挖掘自己的潜力，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生价值。《喝到好处》里的主人公曾在北京高校任职。这个"下过乡，穿过军装，当过店员，工厂里做过临时工，三十出了头又去上大学，啃ABC，读黑格尔和康德，上研究生，留校当大学讲师"的"我"，如今又在经济改革的前沿阵地海南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经过了三年的艰辛与拚搏，"我"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了"中国式的手段"。"我"现在公司的固定资产已有四千万。"喝到好处"事实上意为"活到好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正在为中国人创造最充分而自由地发挥潜能的时间和空间。对于自认为"有点过剩能量和表现欲"的"我"来说，想在人世间"凭良心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业绩"，"干不了惊天动地的也可以自己惊叹吧"的人，充满了自信和对未来的信心。这个形象，是中国的改革开放造就的新型人物。他们的人生在历史的机遇面前获得了阐发，他们才是这个时代的佼佼者，才真正利用了社会为之创造的有利条件，开发出了自己的人生潜能。他们正是未来中国新人的雏型。女性自我在新的人生挑战面前呈现的真正的觉醒，也是少君的小说予以关注的焦点。《人到中年》与谌容的小说同名，应该是少君的有意之举。谌容的陆文婷忘我的献身带有宗教式的牺牲色彩，少君小说中刻划出的"我"--39岁的海南新开张的一家美国西服店的女老板，却是一个极普通的中国妇女。"我"原在国营厂的工会中当干事，有一个平静美满的家庭。但是，在社会改革的大潮中，那种四平八稳的生活，忽然让接近四十岁的自己感到难以接受：开始变老和属于自己的什么都没有的感觉，使"我"恐惧和害怕。而"我"希望在岁月流走的同时，抓住一些属于"我"的坚实的东西，"我"想过新生活的想法，既得不到家人的理解，还导致了夫妻之间的龃龉、分居，以至于丈夫有了外遇。在家庭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无法两全的情形下，"我"一横心只身下海南，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在频繁的工作更换中，"我"体会到的不是苦难，而是充实和兴奋。最后"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开时装店。为此，"我"离了婚，辞了职，决心在海南干下去。"我"显得那么自信，"感到精力充沛，心中很从容"，这个"有许多事要做"的中年女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的范例，她没有象传统中国妇女那样依附于他人而活；也没有象陆文婷更多地为观念和集体而活，她只为自己，一个人类海洋里无以他代的生命而活：这种活不甘于无声无息，她要最大限度的挖掘出自身的潜力，在世间留下自己的足印。社会在给这个时代的人们提供最广阔的舞台。有能力有愿望的人，可以拥有最广泛的施展空间。《校长》中的汪院长，原来只是个中学教师，退休以后，用一百元钱，办起了环亚学院。经过十年多的时间，环亚学院已经成就为五种语言，三个专业，两万多学生的规模。不甘寂寞的老人，还开设了各种各样的企业，进行多种多样的业务和经营。六十八岁的人了，但充满了野心和活力。这些都是在中国社会走进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才出现的带有新面孔的人群。个体的解放，选择的自由和人性的复苏相伴相随。少君抓住这些时代的新人进行描摹，表现出他敏锐的社会感知能力，同时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赞许之情也溢于言表。

　　(二)心安即家---从乡村到城市

　　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而在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社会扮演主角，为社会结构的打散和重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变，必然会逐渐带来农业人口的过剩，农民向城市的转移也将成为不可避免的移民现象。而作为农民自己，为了富裕的愿望，他们离开了土地，去陌生的天地，寻找自己新的位置。作为"边缘人"，他们的人生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转折和挑战。少君在小说中，关注着这批介于城市和乡村中间地带的"边缘人"的存在和发展。

　　1、低头向路

　　老一辈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在上过学见识过外面的世界的年青一代看来，显然是过时的，也是无法忍受的。他们渴望的是另外的生活，另外的天地。而改革开放的时代不仅给他们的思想打开了一扇窗，还给他们的愿望的实现，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中国社会百万民工进城找工作的现象，其实就可能是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序曲。然而，在城市人占据了天时、地利及人和的他乡，农民要想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其艰难程度，依然是相当大的。与城里人相比，农村来的民工，缺乏的不仅是背景、知识或者技术上的必要准备，还缺乏社会基础：即城市居民对他们的尊重和理解。历史的原因，在城市人和农村人之间，人为地划下了一条界限，形成了心理上的鸿沟。然而，可贵的是进城的农民，以在土地上刨食而养就的祖祖辈辈承传下来的坚忍和倔犟，朴实和憨厚，渐渐在城市中站住了脚跟，获得了城市居民的认同。《送煤工》中的王四儿，跟许多进城找活的的农民一样，在城市里做的是城里人拣剩下来的，不愿意做的又苦又累的活。作为社会最低层的送煤工，"一天得不停地干八，九个小时，每天送十来车，约有五，六吨煤"。而因为"自己装，自己卸，自己搬，自己码"，实际的工作常常是可见到的工作量的三到四倍。辛苦是无法诉说的："夏天，太阳烧头顶，汗流如雨，象刚出水的鸭子。冬天，冒着寒风，重车一身汗，轻车透心凉。"而且，"多干净的衣服，一天下来就再也洗不出来了，流出来的汗都是黑的。回到住处，全身酸疼，一躺下就是一宿，想起都起不来。"这样干的结果，也只是每个月约有三百块钱的进帐。《半个上海人》里的王发从贫困的家乡来到上海，起先也是"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地赚些辛苦钱"，妻子则"每天都去收废品"，干着城里人不屑于干，怕干的粗活，脏活。但是，这些困难对于想摆脱农村的贫困和农民的命运的他们来说，还不算是最大的困难，因为早在他们从家乡出走，决定来城市闯天下之前，他们早就对吃苦受累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不过是累点，也不会比做农活累"吧?!(《送煤工》)"为了挣钱"，"为了开开眼界"，农村来的小伙子王四儿，没有想起过甩手走人。只有另一种处境，却使小伙儿王四儿觉到了窝火和难受，这就是城市人自以为高人一等的的刁蛮和挤兑。只因为一辆自行车挡住了道，王四儿帮着挪了个地方，车主就撒泼骂街，说王四儿弄脏了她的车座。王四儿怎么道歉也无计于事，唯一能做的，就是站在原地，听车主的谩骂。他不能也"不敢言语"。因为，"送煤工被打的事常常发生，不是被诬赖偷东西，就是说态度不好"，被打了还不能从派出所找回公道："人家街里街坊的几十年，警察犯不着得罪他们。"而倒是"我们这些从乡下来的人就惨了，不但被人打了，往往还会被警察们训一顿，态度不好还要吃一顿电棍"。对送煤的农民工，北京人"还总爱摆出一副身居皇城根的模样"，"动不动就是我让你放哪就给我搁哪的架势"。所以，进城的农民，在城市的边缘处，不得不在市民的白眼和欺负，过着"二等公民"一样的日子。王发在上海的命运比王四儿所面对的，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几个上海人合伙扮演警察和通辑犯，敲诈寄居异乡的王发的钱财；一个居委会的治保主任老太太经常来找老老实实凭力气凭手艺挣钱的王发的碴。王发后来只好不收老太太来弹被套的钱。于是，这个老太太变本加利，"最多的一个月，她拿来过六十多个被套"让王发弹。老太太们之所以敢如此张狂地欺压王发，无非是因为王发们在城市中的无根无底和处在社会的底层的位置。户籍制度给城市居民带来的实惠中，包括着他们对农民的优越感和势利的态度。正如王发(《半个上海人》)在小说中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说道儿已经过时了"，新一代的农民在一个变革的时代到来之际，已经意识到社会正在给他们提供远远不同于父辈们的机遇和命运。"我还打算继续在这里生活下去"，王发坚定的语气中，包含着新农民的自信。当年，如今的城市人的父辈不也是从乡村中走出来的吗。谁敢说几十年后的中国，在工业化社会如鱼得水的人群中，充斥着的不是今天百万进城民工的后人呢?!事实上，新一代农民已经在着手改变人生：低头走路的身姿，是为了走得更稳更好。低头走路，不是向现实中的劣势地位和人为因素造成的身份歧视的屈服和顺从，而是要在未来的世界里，以今天日进月累的实力，高昂起自尊的头。

　　2、昂首向前

　　作为城市和乡村的中介处出现的文化"边缘人"，进城农民在还没有成为彻头彻尾的城里人的同时，也已经不再是单一的农民。就象《半个上海人》的标题所显示的那样，他们是半个城里人，半个乡下人。半个城里人，是指他们长期在城市里居住，在城市里过活；王发说："我们一家在上海已习惯了，我们已学会清早去买菜，我老婆也排队买豆腐干，公共汽车出租车也照坐。"也象上海人一样，将"上海发生了什么事情"，写信告诉家乡的亲人们。"所不同的就是没有那个红本本(户口)。"随着户籍制度在中国日渐失去对人口流动的控制能力，红本本的消失，是必然的事。最先进入城里的这些农民，必定成为第一批收益者，因为，在大多数的农民兄弟还固守本乡本土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城里吃苦受累，也渐渐地摸熟了城市的习性，开始了"乡下人"向"城里人"的转变。将王四儿，王发称之为半个城里人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这批农民对生活的理解和对未来人生的准备和安排。过去农民终生的愿望，总是停留在对土地的认同和渴求上。常常认为拥有了土地，也就拥有了一切。三十年代茅盾在其小说《春蚕》中刻划的新式农民形象多多头对农民命运与土地的关系的怀疑，在解放后新户籍制度的实施之下，并没有得到确实。因为，新中国的农民政策，仍然是将农民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之上。公有制的土地政策，曾使农民的劳动热情大为降低，但从反面更加加强了他们对拥有自己的土地的渴望。所以才有新时期的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以后，农民对政府的感激之情。可是，市场体制的运作规律，不仅让农民日益感受到农业在工业化社会进程中的弱势地位，还同时促进了他们思想观念的彻底更新。祖祖辈辈靠土地吃饭的农民，终于有人走出了土地的阴影，走出了乡村的沉默，走出了世代的贫困和卑微，而向另一种生存方式过渡。王发的愿望，已经变为"我现在最想的就是，怎样在上海更好地生活下去"。为了这个愿望的实现，王发还具体地做了规划，"我计划明年就不弹棉花了，去开一家咖啡厅。"而且，"这回要干就干它个象样儿的，高档的"。很难想象，一个"雅气"，"室内装饰要法国味"的咖啡厅的老板，就会和曾经土得掉渣儿，后来又在上海的弄堂中走街串巷的弹棉花的乡下人王发联系起来。王发的"想法"，在时代的鼓噪下"现在多极了"。这批边缘人的追求和生存方式，越来越与城市居民的相似，相通，甚至相同。这就预示着他们必将完全融合在大都市的人流里，与"城里人"难分伯仲。在北京城受够了市民的窝囊气的送煤工也说："等老子挣够了钱，才不伺候这些跪着朝天，斜眼看下的北京人呢。"其中更有象王四儿这样颇有雄心壮志的农民。王四儿说，"我到北京主要是想开开眼界，看看大城市。"在辛苦的送煤之余，王四儿爱逛的是书店，"我买了不少的书，总觉得我不能白读了高中，也不能老干这送煤的活。"王四儿还说，"我相信，人人都有可能做官，发财，为什么我就不能?"他甚至将自己与年青时在巴黎街头给人擦过皮鞋的邓小平相比。一个尚在城市的最底层和边缘处为生存奔波的青年农民，有这样的胆识，自信和向往，不能不归功于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中国人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和个人主体意识的提高。农民进城，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背景下，正凸显着多重意义。他们正在心底深处，高昂着理想和意志，向农民的新生目标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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