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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媛媛（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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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君，原名钱建军，1960年6月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十六岁时，曾参与1976年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学习声学物理。毕业后，曾担任过中国《经济日报》、《经济学导报》记者，并曾陆续参加过国家一些重大的经济策划与研究活动，提交过《西部发展的若干问题》、《西部报告》和《现代启示录》等研究报告，为中国政府的一些重大的经济决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第一手资料。1988年，少君在其"人生尚处于得意之时"，出人意料地从一个令许多人向往和羡慕的位置上，毅然地抽身而出，前往美国德州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学成之后，少君历任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副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员，以及美国TII公司的副董事长。最近两年，少君有感于人生苦短，对商场上的尔虞我诈萌生厌倦之意，为了能轻松愉悦地歇息下来，享受生命与生活的快乐，也为了能有充分的时间游走世界，并专心地进行自己所喜欢的中文网络文学的创作，少君一如当年，又一次于事业的巅峰状态下，选择了引退之路。现在的少君，在阅读旅游及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之余，还兼任厦门大学等数所国内外大学的教授之职。他正在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注到自己数年来一直坚持的中文网络文学的创作当中。作为大型综合杂志《今日中国》1999年10月国庆50周年特别版"人物栏"专门介绍，为北美著名文学评论人陈瑞琳称作"网坛鼎鼎有名的才子作家"，"智慧型的多产作家"的少君，有着作为作家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作为一个学理工科的，却对文学情有独钟：还在北大上学时，他就已经开始了他的诗歌创作；作为一个中国人，能有幸跻身到世纪末的移民大潮中，在美国就读、发展与定居；他能在极有限的人生境遇中，频繁地碾转于新闻界、政界、商界，以至于文学界，成了在各个领域都能游刃有余并风头颇健的风云人物；他用自己的感官，亲身经历了在二十世纪末发生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特殊的工作经历，又曾使他能够与这个社会的上中下各个阶层有广泛、深入的接触和交流；他是一个少有的在国内、国外的主流社会都站得稳稳的时代骄子。这一切使他在开始文学写作的时候，能够更加理性，也更加客观地看待自己所置身的这个世界，理解母国和客居国迥异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环境，懂得人世间的人情世故、悲欢离合，平静地面对人生际遇的大起大伏。因此，在遭遇后现代文化带来的平面化、零散化、解真实化的语境当中，少君带着自己得风气之先的丰厚的人生体验和积累，闯入信息化社会时尚而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源----国际电脑互联网络，构筑他的大气而不凡的文学大厦。少君用符合平面化的电脑网络世界所要求的创作语言、手法及阅读期待，描摹出一个平实而形态各异的中国社会及中国人在二十世纪末所特有的文化景观；并且通过作品人物淋漓尽致的"渲泄"，他个人复杂并包罗万象的独具的人生感知与体悟，并急切而期待着地呼之欲出。少君的中文网络小说，引起了海内外中文网络读者的兴趣与共鸣。千百万人竞相上网点击阅读少君的《人生自白》。网络小说奠定了少君作为作家的身份和地位。也使千百万人能与其一同分享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和丰富的学识，舒解他在"辛辛苦苦地当了几年记者，发现人间苦乐不平之事太多太难"所积累下来的苦闷，抒发其在异国他乡的商界里赤膊打斗，不得不与母语隔绝的感受。平面并不意味着少君没有自己的自我认知和思考，直抒胸臆也不说明作家对文学的再现、认识、教育与审美功能的全盘放弃。网络文学创作是在电脑上完成，并以直观而平面的方式，在荧光屏上闪烁着呈现出来。但电脑后面枝枝蔓蔓的联线，那交叉衍生的网络空间，导向的是更深、更广、更复杂、更纤敏，也更丰富精彩的世界各种文化信息的交流与传递，并且牵扯着现代人瞬息万变的人生境遇所造就的独特心性与精神境界。文化和语言，正通过国际互联网，发生着深刻的改变。由此可以预见：网络必将触动和更新人类现有与未来的命运。这种变化和影响，其实正实实在在地发生在我们的周围。任何人已不可避免地被有意无意地裹挟在由电脑技术的发现与革命所带来的文化变迁之中。而作为作家少君，也就抓住了这个时代最新的技术与文化资源，抢先并主动地参与其中。他在电脑网络世界里构设出的虚拟的文学世界，单从物质层面上讲，已无疑占据了有利的"地形地貌"。因而其文学作品于最短的时间内，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生活在时代前沿的读者的认同与亲睐。物质基础的快速更新，正在或者说已经改变了原有的文化范式，由此必然带动着读者对文化阅读产品产生新的要求和期待。创作者只有提供符合并满足这种从物质到精神层面新的阅读需要和期盼的作品，才能获取现在和未来的读者更多的认同与首肯。少君的网络文学的成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一点。作家刘醒龙曾对这一现象表示"耿耿于怀"："发表在传统纸质媒介上的文学，于八九年前后在中国大陆上失去轰动效应"，而少君却"在九十年代的因特网上拥有上百万读者"。(1)除了拥有写作工具与发表媒介的优势之外，少君的网络文学创作也抓住了时代中随着最新的资讯而来的鲜活地跳动着的脉搏，他致力于构设符合现代人的文化心性的文学世界。正如陈瑞琳在一篇名为《"网"上走来一"少君"》的评论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在少君身上，"正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时代变迁的风云，而且是博采中西芳华，融现代资讯于一体，同时他的笔又是饱蘸着生活的源流。"少君的网络文学创作的更深更厚处，是丰腴的知识、生活、社会场景、人生感悟的积淀。而这些谓之深刻或深厚的思想与感知，是植根于一个"新的的信息影响，不断地迫使我们尽快地修正脑子里储存的形象。以过去现实为基础的旧形象必须替换掉"的时代，是"形象在头脑中停留的时间越来越短暂"，"飞进我们头脑的思想、信念、观点每天都受到挑战和对抗，然后又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2)的文化社会。因而，在当下境况中，一个不懂得及时更新自己的社会角色的作家，在信息瞬息万变，并如潮流般地涌进涌退的世界中，不会也不懂得如何利用和筛选有用且有效的信息资源，及时地接收反馈，应对应激敏捷迅速，就不可避免地将会或早或迟面临"昨日黄花"的慨叹。少君所谓的"智慧"，除了体现在对时代最先进的文化技术的运用和把握的迅捷之外，他还能够以己一身细致地体察、感悟他人的人生境遇与情感。作为一个在现代激烈动荡的社会中生存的作家，他于有限的时空中，在众多的社会文化身份与角色的转换中出入自如。在何况少君在创作素材、人生体验方面，尚有着令大多数作家羡慕的优势呢？！这种优势源自少君把握住了一个对于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都极为关键和重要的契机：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文化与社会的大过渡时代。A·托夫勒曾指出："历史上，空间距离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短，人和地方的联系也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的广泛、脆弱、短暂。在所有技术发达的社会里，特别是那些我们称之为'未来的人'中间，流动、旅行、定期迁徙，已经成了他们的第二天性。""在整个向超工业化转化的民族以及未来的人中间，迁徙流动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从过去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向富裕的未来进军的第一步。(3)"而中国社会，从1979年，开始进入史无前例的历史转型期。"在中国向现代的大变革大过渡时期，先进与落后的共存，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未来与传统的争夺，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反复不断地呈现出来"，中国社会成了一个"现代与传统共存的，文明与落后并在的矛盾结合体。"(4)少君在这个特殊的大变革时代，属于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得风气之先的"既得利益者"，属于文化意义上的"边际人"。"边际人"这一称谓，在社会学家的认识中，被定义为是"过渡人"和"边缘人"的总称。"'过渡人'反映了旧式人格向新型人格转型中的文化困惑和冲突，这种冲突属于时间性文化冲突；""'边缘人'则是在同一时代背景下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区域、民族、社会体系、知识体系之间，从隔阂到同化过程中人格的裂变与转型特征，这是一种空间性、地位性文化冲突的产物"(5)少君身处中国社会的巨大历史变革时期，并横跨欧亚大陆，亲历东西方文化的直接冲突与交锋，他对生命的感知与体悟，他的精神和思维指向，都被打上既是"过渡人"，又是"边缘人"的深刻烙印。这种来自时间、空间，以至地域性的文化矛盾与冲突，必将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得到较充分的体现。少君于1991年4月，在国际互联网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奋斗与平等》。《奋斗与平等》是全球第一家中文电子周刊《华夏文摘》上的第一篇留学生小说，亦是全世界至今为止发现的第一篇中文网络小说。从那时起，少君已在网上发表了总字数约有五十多万字的，由一百篇小说构成的"自白式"系列---《人生自白》。《人生自白》后来也分别结集为《奋斗与平等》，《愿上帝保佑》，《大陆人生》，《活在美国》和《活在大陆》，在美国，大陆或台湾出版发行。少君喜欢称自己的《人生自白》为"宣泄文学"。因为这些小说创作一度成为在大陆出生并成长起来的少君与母语---汉语言联系的唯一形式。在公司，在社交场合，以至在家里，都得用英语交流的作家，需要一个独立的时空，自由自在地运用早已融入到他的血液和生命当中的汉语言。汉语言无疑是作家心灵最根底深处，一种治愈"边际人"的心灵的矛盾、困惑，人格的零散与分裂的良药。"边际人"常常在历时性上背负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双重价值标准，共时性上，又不得不参照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迥异的文化范式。"这种人在新旧规范体系的力量对峙之际，必然倍感焦虑、心理紧张或无所适从。"(6)这时，回到母语环境，对于一个在异域他乡陌生的语境中奔波的人来说，就不仅是缓解"边际人"与周围现实的紧张关系的一种方法，还是其找寻回自己的文化身份，进行自我价值判断和对社会及人生做出客观认知的文化熟地。"一个人所说的语言，是他生存和活动的世界，深深地根植在他身上，比他称之为国家和土地的物产更重要。"(7)所以，少君的中文网络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的回归、文化的寻根层面上的行为。中文创作是少君"消解工作和生活压力，塑造个人精神人格的工具。"(8)少君在创作当中要宣泄的正是"边际人"的在多重压力与冲突之间的精神积郁，要塑造的也是在社会人生的大过渡，大变革的夹缝中，艰难地摸索、培养，逐步成长起来的有别于任何在单一性文化规范中确立的个我的定位和文化身份的"边际人"的形象。要表现的也是应中国社会变革和全球文化环境变迁而派生出来的时空及地域文化的交锋中的一代"边际人"，为把握、探寻、重建生命、文化、精神与人格的尊严，所呈现的失落、无奈、飘零，和在肉身体验中的逃避，体现为狂欢着沉迷的虚无。《人生自白》于是从其创作的背景构架，小说的写作主旨，描摹的社会场景、事件和虚拟的人物，采纳的艺术手法与语言，都无一例外地直接而正面地切入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深入进海外移民潮中诞生的"边际人"的"百鸟林"中，用自己独特的"边际人"的同一视角，在电脑网络的平面视阈上，构设出一个虚拟的"边际人"的文学世界，提供给处在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文化的交汇期，失却稳定而具体的文化规范的参照与约束，在新与旧、东方与西方、中国与美国文化的交叠、冲突、弥合中的人们，以一道没有面孔，只有肉身形象的后现代社会的文化快餐，是在平面上呈现的边际人生浮沉录。
一、
美国社会学家帕克在其《文化与种族》一书中，曾对"边际人"表述过这样的看法："'边际人'生活在两个世界中，在这两个世界中，他或多或少都是一个外来者。"(9)但是，"相对于他的文化背景，他会成为眼界更加开阔，智力更加聪敏，具有更加公正和更有理性观点的个人。"(10)这样的评价，对于作家少君来说，可谓一语中的。少君的《人生自白》得到海内外无数中文网络文学读者的喜爱，并能在新华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前茅(11)，其中不乏因少君自己的"边际人"身份，给他带来的视角与思维的优势造成的独具的客观和理性兼备的文学把握的因素。因此，少君才能时常"不失时机地将自己摆得与人物高出半个头的样子。"(12)正是这种"边际人"身份所带来的"半个头"，使少君准确地将他的小说，建构在两大重要的场景上：正处于激烈而复杂的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在异国他乡艰难地试图重建人生辉煌的留学生或新移民社会。而这种建构，又是以社会的面和人生的线为主线来贯穿的。毋庸置疑，当下的中国社会正进行着史无前例的一场深刻，并触动着在中国牢固地盘踞了几千年的封建文化根基的革命。1979年开始的全面的改革开放，将这个已经习惯于封闭和自给自足，自生自灭的文化中国，深刻而整体地裸露在与西方资本主义业已发展成熟的现代文化以至后现代文化的短兵相接的对垒之下。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无一例外地受到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全面而深入的挑战。少君的《人生自白》就及时地把握住这一历史性的课题，将一个面对突如其来的强大而直接的挑战，起先茫然不知所措，继而以集体狂欢的方式，陷入到世纪末的放弃一切精神追求的肉身体验中的后现代文化的旋涡之中的，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立体地而有层次地表现出来。
(一) 社会体制与秩序的无序状态
从原先的计划经济向以市场机制为导向和核心转轨的中国社会，不可避免地会要面对一段因社会整体，从物质到精神层面上的准备不足，所产生的阵痛和慌乱。从物质上的绝对匮乏，以至于靠票证进行定量供应的经济生活，走向围绕着价值杠杆起伏波动运作的自由市场为核心的经济社会；从国家掌控每一个人的生老病死，全民一起靠吃国家的大锅饭生存，到政府逐步放开对其国民的生活管理与思想上的控制；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这一切的变革与转型，仅仅在十几、二十几年的时间内，就全面而深刻地在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展开。可以想见，这一场变革，给这个一直信奉儒家的中庸哲学，和道家的"无为而治"的国度，以多么大的震撼与触动。少君的《人生自白》所着重展示的社会场景，就是这样一个被匆忙地裹挟进全面而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变革旋涡中的中国，一个旧有的文化规范被彻底地动摇和质询，新的文化范式尚未来得及及时建立的社会。这个社会在二十世纪末期，不得不以落伍的身姿，紧追慢赶地欲在二十世纪末迅速加快的全球一体化进程中，飞速地发展自己，以获得与国际社会平等对话和接轨的资格。在资本主义强势文化的挑战中，在当代以现代和后现代文化为表征的人类文明的发展阶段，中国社会的体制与秩序正处在一种零乱、无序的过渡状态。在《人生自白。康哥》中，我们看到，一个从前"卖水果，摆茶叶摊，倒腾衣服，翻制黄色录像带"的小商贩康哥，之所以能摇身一变，成为在"北京，天津，秦皇岛，大连等地的海关""横着行"的，以至于成了"名震京城的企业家。还被选入青联常委等等"的名人，这不是因为康哥在千载难逢的历史变革时期，在中国无数代人所期盼的个人与个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发展和富裕获得社会从上到下的认同与扶助的时刻，依靠政府所提倡和嘉奖的勤劳致富而取得的荣誉，而是通过琢磨和观察，发现了一条钱"来得一定痛快"的"路线"："如果有门路在海关申报单上打主意"，从"外贸部出国人员服务中心"提到"专供出国人员的免税进口商品"，比如"各种名牌彩电，冰箱，组合音响"，就"来钱容易，价差也大"，赚得就多了。因为"那些免税商品，按人民币算，一件少说比市场要便宜几百元，甚至上千元，而且有的东西你在市场根本买不到。"在社会的物资供应暂时不能满足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的时候，康哥能很快地发现社会的需求与供给之间存在的尖锐矛盾，就事情本身说来无可厚非，这是康哥个人商业智能的一种体现。但是，对于正采取一种政策着手对社会商品供需矛盾进行宏观调控的政府来说，其执行机关，由于自身内部的管理与秩序存在着漏洞，使政府的这种政策不能有效地施行，而让一些不法之徒有机可乘，发政策和法规执行过程中的的不严密、不完善之财，则表明一种机制和秩序的混乱和无序。康哥利用他对中国人的心理和社会人情网络的谙熟，不择手段地攻入了海关的城池。最后他做到了"海关大楼不久也成了我的地盘儿"。康哥毫不隐讳的"自豪"，和他通过与一些海关工作人员的里应外合，用假报关单大发横财的发迹史，恰恰是对当下中国政府行政机关的有关职能部门机制和管理系统存在的问题的形象揭露。描写曾被视为经济改革成功的典型和范例的当下温州的现实的小说《瘟州》，则是一部对现行的经济运作程序和市场机制的进行考察与反映的小说。"十五年前"的"温州模式"，是为"参与过大陆十年经济改革工作的人"所"向往和赞叹"的。而现在的温州却成了"没有哪一个城市敢和温州比""开钱庄，玩股
票，甚至开妓院"的典型。所谓的温州模式，现在是"专门瞄准内地佬，雁过拔毛，货走不退。用外地人的钱养肥温州人"的代称。"十年前""修锅修碗，裁衣补袜的居多"，以自己的辛勤劳动换来温州的经济发展和自身的富裕的温州人，如今为了钱，杀人越货、坑蒙拐骗，利用自己"是大陆最具崐市场头脑的先驱"先于全国其它地区的人民萌发的商业意识，用劣质产品，虚假广告，行贿骗销等手段，发不法的一次之财。丝毫没有正当商业运作中必须具备的质量意识，长远眼光和信用。"那些架着纯金眼镜，嘴叨'肯特'的温州人，大有'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自信。他们"不怕借贷，而且越欠债越乐于高消费"。因为在骗到钱或债务纠纷难以解决的情形下，他们大可以携款潜逃，买"巴拿马，汤加，波利维亚的护照远避他乡。"市场运作的不规范，和相应的法律法规的不具备、不完善，或者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使温州的经济发展呈现一种病态和畸型。少君揭发出这种发"瘟"式的经济模式，其用意是极其严肃与深远的。一个社会的运作和发展模式，采取的规范和政策，当然必须与所涉国的国情，以及当时的社会现实，其政治、经济、文化水平，道德水准等多方面相适应、相协调。然而，从《梦断天堂》中所获得的信息告诉我们：市场机制在中国社会的主导地位，还没有完全得以建立。虽然它深刻地触动着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的社会神经，但相应的系统和网络的配置，发自其每一个社会组成部分和细胞的积极参与与合作，还有待时日。来自台湾的新党的本省籍党员，在"天堂"--杭州的遭遇，打破了他的少年时就有的梦想，凉了他深爱祖国的真心，读者从中体察到了中国社会在已经进入全面的改革的情行下，许多相关体系及深层基础的的不具备与滞后的现实。《梦断天堂》可以作为《康哥》和《瘟州》的续篇来读。它揭示了行政，经济管理和规范的无序与混乱的深层次缘由：一个社会的真正转轨，必须从其原有文化习俗的基础和惯性处进行彻底的革新和置换。市场的运作规律，可以将一个的社会的物质和人力资源作最合理的分工和协作。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在旧的社会体系尚未完全被打破--虽然这种社会体系已经明显地落后于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新的社会运行规范还未得到建立和健全的情形下，就无法实现市场运作给一个社会带来的最大利益。为了两张从杭州到香港的机票，弟弟，弟弟的朋友，弟弟朋友的朋友，弟弟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按照中国通行的"关系"规则，全都加入了为机票而战的行列。"中国关系结构图"以机票为中心，跟航空公司的各个部门，繁冗的各个环节、各种手续，展开了周旋。依靠"关系"，乘飞机也可以"先上机后买票"。生活在市场机制成熟，完善的社会中的主人公虽然起先"实在搞不懂，"因为"飞机又不是火车，怎么会有先上去后补票的事情?"但短短的几天在中国的旅行，让他看到过"许多不合常理的事情发生，所以，只好将自己和太太"这两件活行李"，交给"弟弟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去处理。因为"在大陆有关系的人太多了，求有关系办事的人就更多，而且是关系套关系"，主人公精神受够了刺激和折磨也未能乘上要乘的飞机。直到最后，主人公情绪终于崩溃。在"旅馆也不能住，"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又官僚作风严重，不允许因买不到机票而签证过期的主人公持票登机离境的情形下，主人公控制不住自己，心一横，"骂出许多'社会主义中国'受不了的话出来"，而"甘愿被驱除出境。"主人公在付了罚款，"飞机终于冲上蓝天时"，和太太"禁不住都哭了起来。"在这里，"天堂"其实是指所有炎黄子孙情之所系，心之向往的祖国；而主人公在购买飞机票过程中的周折，也不妨看作中国为赶上世界的先进潮流，所必然经受的阻力与困难。落实到作品的实处，则这种阻力和困难，主要来自于社会系统内部不必要的消耗：人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为"关系"所牵制，成为"关系"的奴隶，而在无谓的人情网中消耗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使整个社会的运转，在一个沉重而难得要领的怪圈里，步履蹒跚。如果能真正服膺市场为导向的价值杠杆的调控，让这许多人为的障碍及早消除，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到更合理，更能创造社会价值的地方，我们的社会该可以积聚多少能量和资源呵!中国社会系统内部传统的思维和操作方式，已经构成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如果不着手清除这种隐性而顽固的负面力量，中国的未来局面，将不仅仅会使其国民产生心理上的懒惰和动摇，还直接影响改革的进度和前途。这是作家少君试图通过作品，显示的对中国现实与未来的真诚而深入的思考。
(二)金钱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人
《人生自白》进一步地使我们认识到，在一片混乱与无序的状态之中，真正担负起目前中国社会的统领作用的，是金钱。在商业社会，钱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媒介，发生着重要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应该是作为商品交换过程中的价值尺度，交换手段，流通手段和国际货币而被应用的。可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的情形下，如果钱成为现实社会及人们生活的主人的话，那么一个社会的异化就无法避免了。正是对钱的渴求，使得《康哥》中的海关的小组长老张，陷入康哥精心策划的圈套之中不能自拔。所以，在康哥用几次以卖给老张平价美元而吊住老张的胃口之后，一当康哥提出要几张用过的报关单，加之"赚钱分一半"的允诺，老张的反应比康哥"预料得还好，第二天就给了"康哥"十张用过的报关单"。康哥"当即涂改后，派手下人再找老张的窗口验关，关掌一盖，一家伙赚了两顿(两万元)多"。再当康哥"把一万元塞到老张手里时，眼睛红红的张组长手都发抖了。"老张的手发抖，绝非因自己在关单上作了弊，而是因为两万元，在那年头两万元是老张"二十年工资的总和。"康哥之所以能在多个重要城市的海关"横着行"，正是借助着钱的魔力，使有关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放弃了原则和职责，自觉自愿地成了康哥，也就是成了钱的俘虏。《康哥》中的另一个康哥用以打通更高层海关大楼业务厅的关键人物小玲的"倒戈"，也颇耐人寻味。开始，即使小玲有"想去美国留学的愿望"，康哥也"立刻拍胸口表示可以帮忙"，并且还"托人帮她找了不少留美资料，也撒了不少钱铺路。"但当康哥""拿一些小单子试着找她报关时，"小玲"态度很犟，一点也不肯通融。"直到康哥既用之于无赖的流氓手段收服了她，又在与康哥的合作得到十万美金后，小玲从此心甘情愿地当了康哥情妇，"她不再提去美国的事了，"而成了康哥在海关大楼里的得力内应。钱在这儿，成了无所不能的上帝，操控着政府职能部门的内部秩序。使国家工作人员无视国家的法律法规和职业操守，和不法之徒里应外合。作为国家的大门--海关因此形同虚设，走私活动在里应外合中名目张胆地进行，由此而扰乱了国家的正常行政和经济秩序。《瘟州》的非常态的经济活动之所以能在光天化日之下继续盛行，并且让不法分子不断钻制度的空子，每每还自得其乐，逍遥法外，也是钱在社会转型期所获得的非常位置和人们对钱的扭曲的认识而造成的。"公安部通缉的名偷高手，十有八九在温州，而且从未在温州翻过船。"《瘟州》中的青年服务生见怪不怪的叙述，并非言过其实。温州的赌风盛行，以至于丈夫因急于在借高利贷的债也输掉了的情况下，把前来规劝的妻子"按在赌桌下面，扒光下身衣服"，以其妻为筹码，筹款以翻赌本。其妻不堪凌辱，"用水果刀自刎归天。"而赌的，杀人的，偷盗的，开非法钱会的，以至于公开的金融投机、诈骗活动，在温州有禁不止。其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钱已经腐蚀了温州人的灵魂，就连当地的公安、工商等部门，也置身其中，分享由赌而带来的实惠。权和钱的交易，在温州成了一条国家公务人员的生财之道。"在乡下及各县集镇，赌搏之行动均得到当地公安、工商等部门关键人物的默许甚至保护，""银行储蓄所和信用社则专门做赌客的生意"。更有甚者，还有这样不成文的规定："赌资在五十到一百万之间，要请派出所一级的民警放哨；赌资在一百万到两百万之间，所请民警应带枪；二百万以上的应请派出所所长以上带两，三名部下荷枪实弹警卫"。这一幕幕令人发指，官商勾结的现实市井图，画出了中国当前社会围绕着钱这一主线，所发生的层次、结构和功能的畸变。《瘟州》中的那位前来温州检查禁赌情况的京官，只能"默然"，"找借口南下广州"，并且在《扫赌行动报告》中，"对温州赌博一事只字未提。"这位京官的"落荒而逃"，是他对钱的无上权威的臣服。在金钱主宰的社会里，钱是衡量一切的试金石。于是乎，只要为了钱，工作职责，工作方法，社会风气等，当然可以置之于一旁而不管不顾。钱的作用，使《梦断天堂》中的关系网，在犬牙交错中运转着。没有来自钱的诱惑，当然也就没有隔了许多层朋友的朋友们，不亦乐乎地围绕着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奔忙：无非从人为的复杂关系和程序中，也分一杯羹，都来分享一点实际的利益。错综复杂的人情关系，既是立足于封建的家族文化的历史积淀而造就，也可以看作为物质一直不丰富，穷惯了，穷怕了的中国人的一种社会经济系统。关系网可以使有限的财富，在更多的人之间，进行多次分配。在《人生自白》其它的许多小说里，少君对钱在中国社会所占据的统治地位，还有更为细致的描述。金钱打乱了社会的行政机关和经济运行系统原有正常的体系和职能的运作，在另一个意义上，钱的魅力，使《歌厅老板》中，出现了一大批"舍身下海"的"把自己的微笑和肉体标价出售"的女孩子。那些"老爸送女儿，哥哥送妹妹，甚至还有丈夫送妻子的""民风开化"的场面，真是一幕令人啼笑皆非，而又心情沉重的社会景观。从"男女授受不清"到女人成了"开放的本体，任你自由出入。"这其中巨大的反差，能迅速而平稳地得以弥平，全得归结于金钱这一万能的"上帝"的无以抗衡的强大力量。中国社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渴望挤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的世纪末的中国来说，幸耶?不幸耶?事实上，这是过渡时期的中国社会，不可避免地要经历的一段历史时期。不管是层面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表现态势，还是内里深处的文化、道德心理等方面，都不得不面对变革和调整：首先是旧有的规范被打乱，然后是徘徊和摸索，再次就是新的文化范式得以确立。《人生自白》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把握住了这一过渡时期和过渡层面。通过独到的社会的面的把握和设置，少君将自己的创作建立在一个宽阔的社会平台上。这个面，奠定了其小说必然具备的"这一个"的历史、美学意义。在描写中国社会面临的全面的改革和转型时，少君用面的构架，支撑着他的进一步的描摹和思考；而占据《人生自白》近一半篇幅的有关留学生或新移民生活的小说，他采取的是一种线的贯穿：即描写线性的人生。一九七九年以后的国门打开，一方面是外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各方面的影响的长驱直入，另一方面，就是为国人出国学习、访问和定居，造就了可能。这才有了二十世纪末声势浩大的大陆的出国留学热潮。从东方来到西方，从中国来到欧美，从说汉语的祖国来到操英语的外国，从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社会来到资本主义社会，从发展中国家来到发达国家，等等，这一切差别，都使得走出国门的留学生或新移民面对人生的巨变和起伏。在多重夹缝中，他们以"边际人"的身份，感知生命的变迁和生存的意义。人生的历史，是呈时间上的流动与转换的。对于这批历史现实造就出来的"边际人"群体，少君对他们的人生境遇进行了前后对比，描写了他们的自我价值定位和人生理想的转变，并将这种由于现实环境的压迫而发生的艰难的心理应激和转换过程，予以较为详细的呈现。《大厨》中的大吴，十几年前"考进科大时，高考平均分数是九十六点八，"因而一直到毕业，"都自认为或被认为是一个有前途的科学工作者。"毕业分配到科学院一个研究所以后，由于"感觉中国太小，"遂"把全部精力用在考TOEFL和GRE上。"后来，由于两样成绩考得不太理想，他周转着"报了美国南部的一所"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大。"但是，当飞机一落地，他的"象飞机腾空而起一样的"幻想，就"跑了一半"，因为，"对美国留下的第一个深刻印象的就是钱。"他身上总共带有的六十美金，第一天就因被几个大陆老乡骗去一个"唐人街一间又破又脏的鸽子窝"住宿，而失去其一半；其后，到了德州，他只能"背着行李从灰狗长途汽车站走了七十多公里才找到"学校。到了学校，他住进了三人一间的"条件和科大差不多的学生宿舍，"每月却要交三百美金。在学校所在地，大吴无工可打，虽欠国内亲友和学校一大笔钱，却没有办法挣钱偿还。带着沉重的心理负担，大吴还必须"玩命看书以弥补"上课没有听懂的课。当地曾参加过越战的美国老兵对这个唯一的中国学生带有敌意。所以经常故意找碴。面对那些"欺生"的"上了年纪的白人"的挑衅和污辱，大吴有心但却无力回击。作为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学生，他"到美国的头两个周末，从星期五晚上到星期一早晨就不吃任何东西。"因为他"没有钱到外面加油站或超级市场去买吃的"。就"只好饿着"，"平躺着"，将"很多个周末""昏睡着过去"。在这样贫困交加的恶劣环境中，主人公大吴，尝尽了生活的艰辛和苦难。而"两个原来在学校彼此称兄道弟。吃喝不分的哥儿们"的"搪塞"，更使他在赴美后不久，就体会到"世态炎凉"的含义。所以，在给妻子的信中，大吴悲观地说："我得到了自由，但同时失去了其它很多东西，如自信、保障和信念，也许有一天也会失去你。"不堪的境遇，也同样上发生在如今是GE公司的合同顾问，"年收入近二十万"美金的"我"的身上。《奋斗与平等》中的"我"，"是复旦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作为"当年在首都体育馆唱红的十大歌星之一"的妻子的"陪读"，"我"一边担负着赡养岳父岳母的责任，把自己百分之七十的工资花在给妻子寄药寄东西上，一边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和美国驻沪领事馆"进行"精神和体力的较量"。最后，"我""拿到了那张无数人渴望的F2签证。"然而，残酷的现实在等着"身揣三块美金走下飞机"的"我"。妻子那"不祥的淡淡微笑和那双冷冷的手"所传达的信息，在一个月后得到证实。虽然"我"抓阄抓到的是一个"吉"字，还是没能避免另一种"令我心疼的""结局"：妻子已在两年前，因为孤独因为不愿"常常是餐馆里的女招待"，而在"一个人最孤独，最痛苦的时候，"接受了别人的"关怀、体贴、温存和金钱"。与爱人久别重逢的喜悦，家庭团聚的幸福，都改变不了现实环境对人生的播弄所造就的无奈的分手结局。此后，虽然有前妻为了报答"我"过去对于她和她的家人所付出的一切，支付了"我""在美国第一年的生活费用和学费""我"仍然"几乎什么样的工都打过"。这其中，"很多留学生的家庭解体"，"无情人对有情人的残酷"，并非是大陆走出的这一批留学生或新移民的自觉自愿的选择。而是面对人生境遇的巨大落差，对现实的理解和人生的需要，已经发生了质和量的改变。从前婚姻和爱情赖以维系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已产生根本性的动摇。所以，爱情，婚姻的命运，必然随同当事人的人生变迁而变迁。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更是无法回避的类似"物竞天择"的人类社会的"求生"本能而形成的游戏规则。《图兰朵》中，"我"在出国以前，已是个名人，"青年艺术家，全国青联常委，中国歌剧院的台柱子。"为了真正的艺术--歌剧，"我毅然辞职，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办好去美国的有关手续。然而，"我"进了美国的学校后，首先发现"英文差得连维持生存都有问题"，因为英文差，"我"被临时取消了奖学金。"从小在部队文工团长大，连厨房读没进过"的"我"，为了生存，要去给别人端盘子，"这种人生的失落感几乎让我自杀"。但"在生存第一，艺术第X的现实社会，我为过语言关整整打了三年的"使人"失去自我"的"饭馆工"。在痛苦的打工生涯里，"我"作为一个廉价劳动力，承担着从前想都没想到过的繁重的体力活，"择菜剥虾，洗碗扫厕所，无所不干。""每天早晨十点一上班就开始忙乎，直到晚上十一点，基本上就没有休息的时候。"除此之外，还有令我精神上倍受污辱"的:"从BUSBOY到油锅，大厨，老板公开地吃豆腐和调戏"。最苦的时，"我"一边要在非人的环境中打工，一边还得为维持学生身份必须注册上学。所以，"每天的时间好象"永远不够用似的。有时，"我""不得不"每天天不亮就爬起来做昨天的作业，八点钟赶到学校上课，十一点钟从课堂上偷溜出来往餐馆赶。有时为了多挣点钱，半夜从餐馆出来再去送报纸，回到家常常是两三点钟了，睡两个多小时又该起来做作业了。"苦难占据了"我"三年的全部时，"我"为之不惜"给人当牛做马兼做婊子"，刻骨铭心以追求的歌剧，在开餐馆的台湾老板的眼里，只不过是"扯著那几嗓子"的"乱吼乱叫"。因为"在美国挣钱是最现实的。现实中"一辈子都没正眼看过歌剧"，但还是"照样开了"一家四川饭馆的台湾老板口出狂言，许诺"我":"在我这儿好好干，我保证你两年后小费加工资超过两万块。""我"的人生理想在这样的生活层面和环境里，既不务实，也有点象是海市蜃楼般地遥不可及。人生理想与现实处在了一种紧张的对立面。是放弃理想，还是执着地追求为理想"虽九死而不悔"，在"我"的生命境遇里受到了艰巨的考验。就在人生所面对的突如其来的变迁和失落之中，在新大陆陌生的文化语境里，留学生和新移民们的人生信念和追求，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发生了位移、偏差或改变。有的在自己人生线的轨迹上，突然下沉；有的抓住契机，从原先的文化茧壳中破蛹而出，蜕换出崭新的人生；也有的在原有理想的基础上，把苦难当做阶梯，越发坚定自己的人生信念和追求，并焕发出更加妍丽的色彩。《大厨》中的大吴，在留学后的第二年，终于因贫困交加，和不堪内外交困的折磨，病倒了。"连续三，四天高烧不退"，并在周末时，"完全崩溃了"。在没有一个人搭理的情形下，大吴"满嘴胡话，在宿舍里躺了两天两夜"，后来还是那个曾经在中越战争中丢了一只胳膊的独臂德州佬，撞开了房门，发现了病得不成样的大吴，而后才开车把大吴送到了"一百七八十英里外的一家最近的中国餐馆去"。那时的大吴，"一米八多的大个子，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电线杆儿似的只有一百二十磅。"从昏迷中醒过来的大吴，"狼吞虎咽地吃下八碗，餐馆头一天剩的酸辣汤泡干饭，就象饿了半年的野狗似的。"有了这般经历的大吴，从心里与自己过去的"科学工作者"的历史挥手告别。放弃了曾经有过的雄心壮志，为了不再过"那种一星期只吃五天三明治的生活"，为了满足当时"每天至少吃三大盆饭"的最低生活要求，"叫我做什么都行，只要不让我回学校"。"大吴在一种生活窘境的无奈与残酷面前，屈服于人的活着的基本需要，虽然也清醒地意识到"科大生到美国来做大厨，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的悲剧"，但"谁让我们生活在这个金钱世界里的呢?"大吴当年的心高气傲，蜕化成"今天这个世界，谁会知道明天是什么样子呢?"的感叹中的"呢"，是一种切肤之痛的无可奈何，是对强大的社会现实的权威的认可。虽然他还有唯一的愿望，想存上三五万块美金，"然后找一个好学校继续我的学业"。但大吴的愿望，在他当下的心境中，最大的可能是象他的老板所说，等大吴攒足了三万块钱就不会去读书了。因为大吴已不是当年主动选择出国留学的那个血性才俊，而是一个被现实压垮了的消极主义者。他如今只能被选择，而没有了选择的勇气和能力了。在《人生自白》的其它小说中，象大吴这样的人生向下行的故事还很多。如《洋插队》中的原在"上海徐汇商科职业学校做英文老师"的上海姑娘，在澳洲经历了无数不堪诉说的磨难之后，现在的想法只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用"人活着就很累"来排解自己还要继续下去的人生。但在苦难中，也有人不仅从逆境中摆脱了出来，还由此开创了另一番生命的新景观。穷过、难过、苦过、心灰意冷过的"我"，在《自由与平等》中，没有在妻子对爱情背叛的事实里从此一撅不振，而是"下决心在这个社会中混出样子来"，"我"想得是要"靠自己的本事为自己挣得一份属于自己的位置。"所以，当"我"面对"举目无亲，陌生而富饶的土地"，"我"清醒地认识到"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了。""我"很快就从妻子对自己的伤害中站立起来，不"把自己置身于美国社会之外"，不"把自己放置在一个低层次的社会阶层中"。绝不在打工上面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我"的看法里，少打点工大不过是"少吃一天饭或是少买一件衣服。"用这样的信念和决心，"我以最短的时间读完了博士课程，又靠学生贷款和奖学金，完成了博士论文。""我"坚信自己"并不比那些美国博士生差"。并且在接到世界最负盛名的GE公司的面谈通知书时，"破例向导师借了六百块美金，买了一身高级西服，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能溶进美国社会的学者样子。"再加上"我拿出"的"精心装订的我在学校期间发表在世界各学术刊物中的数十篇论文"，立刻使那个"看起来很傲的"GE公司的人事部经理，"一下子变得十分热情可爱"。"我"的成功，是"我"不畏人生的艰险，向社会，也是向自己挑战的结果。人在生命的关节处，要做到的不是停留在原地去伤感，抱怨甚至自甘沉沦，而是要有咬紧牙关，打掉了牙齿往肚里咽的坚强和隐忍，然后再一步一个脚印地奋斗、前行。正如"我"在大峡谷边所说，人生是短暂的，现实是虚无的，人是渺小可怜的。但人活着，就得好好活。"我"坚信，"付出和所得是等值的，动量守恒定律是永恒的"。所以，"我"要利用"这个社会给每个人的平等权利"和"机会"，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我"是《人生自白》中较少地在异国他乡获得成功人生的例子。而"我"的成功，是建立在坚定的人格力量，清醒的认知能力，明智的选择和自我定位，以及对于人生及社会持积极的态度的基础上。当然，除此之外，智慧、勇气、坚韧和不屈不挠是必不可少的。另外还有一种人生，他们的主人公一直坚守着自己原有的价值追求和生活信条，在无数不堪忍受的时刻，依旧不改初衷。他们的追求融入了生命和血液，成就了他们自己，也成就了新移民在异域中的生存和拚搏的真正价值和意义。这就使得他们的艰辛，成为生命焕发光芒的必要的积累。使得他们的苦难蕴积着深厚的意蕴。这就是《图兰朵》中的"我"，一个当年"八十年代初红遍中国大陆的著名女歌星，中国歌剧院的首席花腔女高音"，在许多"名演员出国后就消声灭迹了，连胡晓萍这样的世界级歌剧明星都在纽约开小面包店为生"的现实面前，没有向苦难低头。"我"面对着"图兰朵"一剧"几乎每一个主、次要角色都有数十人竞争，而且来者不善，大都来自一流的歌剧团，有英国的，意大利的，俄国的，日本的，加拿大的，美国的和中国的"，而"我"又是"所有竞争者中唯一没有在美国大歌剧院中担任过主角的丑小鸭"的几乎没有可能的情况下，"我"取得了成功。这都是因为"我"的背后有强大而深厚的人生试炼做后盾：是当初"我""放着阳关大道不走"，背水一战，在"英语程度只到打招呼的水平"，唱歌剧所必备的"意大利语只会唱不会说"的连出国养活自己的基本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来到了美国的"固执"；用三年的打工生涯，违心地与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意裔老美同居了两年多，而锻练出的英语和意大利语；用"我不错过当地的每一场歌剧"，哪怕是因"没钱买票"，或者"躲在门口或大厅处偷听"，或"混进场"，甚至利用一点女人"先天的优越性"，而得以与"检票的老黑套词，趁机溜进去"的心酸往事；用"每天都要吊嗓子"，因为打工太忙，"在房间里吊嗓子"，还曾经被"邻居打电话报警"，"有一次因为在练长拉音，没有听到敲门声，被警察破门而入"的经历。正如"我"自己所说，生活的艰辛和人生境遇的急剧变迁与失落，改变了"我"许多"原有的对人生的看法"。可是，"对歌剧艺术的追求不但没有泯灭，而是越熬越深。""我"的始终如一的执着，不畏艰难的毅力和勇气，"不甘心永远作一个""配角地位"的要强和雄心，使得"我"最终还是从美国社会的最低层，"勇往直前"地竞得"国际歌剧界的经典剧目《图兰朵》的主角位置，实现了"我""来美国是要在美国歌剧界出人头地，要演主角"的宿愿。在"我"的故事里，对自己人生的愿望和理想的一往情深和九曲不洄，是"我"能够历经磨难，打不垮、磨不烂的核心所在。少君通过对这个人物的刻画，表达了他自己的人生的理念和对新移民人生定位的一种理解。在《我先生》中，作家还具体阐述为对"在海外，拜金主义盛行，大陆艺术家个个都改造'世界观'"的情形下，"在金钱物欲熏心的纽约"，"始终视艺术为生命"，情愿与"清贫为伴"的那位艺术家的溢美之词。《人生自白》采用的是"自述式"的表现方式。所以对于留学生或新移民人生境遇的"前后对比，描述他们的价值定位和人生理想，在直面异国文化的冲撞，于经济窘迫和社会地位的突然下沉的挤压中，所必然发生的扭曲和变形"，少君都是通过主人公的叙述，以时间的前后顺序来贯穿组织的。如《大厨》中大吴从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科学工作者"，转变成为现在的冷漠、随遇而安的"大厨"的故事，是通过对大吴刚来美国时的遭遇进行细致的描摹来呈现的；同样如此，《奋斗与平等》，《洋插队》，《图兰朵》，《我先生》等，都对主人公在出国前后的生活境遇进行了描述，并且细笔刻划他们在美国的苦难遭遇，描写了他们为生存所作的挣扎，他们在物质和精神层面所经受的痛苦，他们被迫沉沦下去，或奋起与命运、与环境、与自己的抗争。人还是一个人，但系在人生之线的前后部分的，却发生了位移。后面的这个人，在拔起自己的根，移放在完全不同的文化土壤的过程中，不能不以原有的文化体质，去适应新环境的"酸碱度"和文化气候。羸弱的，缺乏应战能力的，放弃挣扎的，就此沉落下去；强悍的，适应性强的，勇于奋争的，反而获得了较之以前更有意义的人生；还有以精神的强大，坚守自己的文化堡垒，用不变的胸怀，汲纳异质文化的精华的，就成就了上升的人生。就这样，少君用线的贯穿，借小说中的人生故事，考察了一批时代的"边际人"，在别一个文化境遇里，生命内涵所遭遇的考验和因此而带来的或沉沦，或崛起，或再次辉煌的人生景观的转换。"任何一代人的社会系统主要是从它的文化遗产，从上一代人那里获得的，角色的扮演所实现的目标是得到认可和规定的。作为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的角色也是规定的。"(13)这样，留学生和新移民带着中国文化的深刻烙印，已经形成的文化价值观，进入与自己的成长和生活环境完全迥异的氛围，就给了我们考察边际人生所必然带有的文化冲突和这种文化冲突、矛盾为边际人这一群体晕染上的独具的文化景象，提供了研究的对象和母本。少君对不同的人生境遇里所激发出的生命的应激反应的描述，对人性通过人的生存状态、生命通过人生片段而显现出的意义的深层思考，就有了丰富的美学内涵。并且因为有了线性的对比和呈现，而获得淋漓尽致的展示。通过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面的考察，对变迁之中的人生的线的呈现，少君的小说创作，宏观地构筑起一个立体的艺术空间。在这个由行行色色的社会现象和人生景观组建的世界中，作家具象地表现出的是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相对处于劣势的状态下的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可能的遭遇和经历。为二十世纪末的中国社会和移居海外的大陆留学生，新移民，留下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形象的见证。也为全面而进一步地记录和描述一段特殊的历史和人生变迁，搭好了坚实的创作构架。?
二、
作为发生在中国社会二十世纪末的这场大变革，把新旧和中西文化的冲突和对垒其实是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极至。由于政府不遗余力的引导与推动，这场多少代中国人孜孜以求，为之奋斗，为之流血牺牲都难以企极的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终于在中国大地，这一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的土地上，不仅仅是发动，而且是真实地变为实现了的现实。可是，正如一位颇有见地而富有激情的年轻学者在其小说《巫语物语》中深刻地指出的那样，"被无数个时代朗诵着来到我们的时代，被赋于自我救赎的使命却污辱了这个使命"。(14)少君的《人生自白》中所表现出的中国当下社会中各阶层的人的生存景况，也同样清醒地用形象再现了这样的理性认知。在被迫接受西方文化短兵相接的挑战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规范的溃败，和融合了现代与后现代文化成分在内的新的文化规范的尚未建立，使中国这一代"边际人"的生活行为方式、角色的认知、个性和气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需求、以及对个人价值的认识和定位，都呈现着独特的面貌。从总的趋势上来看，由于属于传统的一整套稳定的内在文化规范被冲垮，中国社会来自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政府的行政干预，为有史以来的最小和最少，因而在最初的惶恐和无所适从之后，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开始进入激烈动荡的变化期，角色认知表现为矛盾与困惑，个性气质则富多元性和过渡性，需求的质量尚在由低向高的试探中，寻找主体的自我价值的定位和实现，犹豫不决地开始进入人们的人生视野。少君的《人生自白》所把握的社会背景，就是这段史无前例的过渡时期。他所着意表现的，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转型期中的"过渡人"的欲望人生：生命本能前所未有地被激发，人生本色一无遮掩地被表现。有人成了浮沉在欲望之网中的游鱼，尽情挥霍着他们的原始本能，在只有今天的视阈里，感知着肉体的欢娱；还有人则在历史的交集处，寻得一方新土；另外一些人抓住了可遇不可求的契机，成就了一番丰富而精彩的人生。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人的个性结构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组成。当代美国人类学家M·E·斯皮罗在其一篇名为《文化与人性》的论文中，进一步指出:"本我---包括各种希望和欲望，这些希望和欲望中有许多经常甚至不断与文化发生冲突。""社会行动者不仅仅是他们文化的产物，""而且反映他们文化的价值"。(15)少君《人生自白》中的人物，作为大变革与大过渡时期的文化的"产品"和"反映者"，就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他们的本我，自我和超我的表现，他们的个性结构的变迁，他们与文化规范的矛盾或统一，是中国社会的文化范式变更与重建的产物之一。并且作为文化现实的晴雨表，为未来新的文化规范的建构，提供重要的参考指数与可供借重的历史经验或教训。少君的《人生自白·大陆人生》，是他以中国社会转型期为背景，描写当下中国人的生存景况的小说集。其中有一部分小说，揭示了当下文化现实中的一群人，正处在一个文化规范失语带来的超我的无力，在世俗的现实中沉迷造就的自我的自在，和肆意迸发的欲望形成的本我的自由的状态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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