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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徽州，最使人感到突兀而且受到震撼的意象，是蓝天下寂寞站立的牌坊。 
在徽州，牌坊是与民居、祠堂并存的古建筑，共同构成徽州独具一格的人文景观。建造牌坊以旌表儒教价值观所认定的优秀人物，是传统社会里各处都有的举动，也不独是在徽州，但在其他地区，却怎么也不可能出现如此数量众多、建造华美的牌坊。
但徽州的牌坊，并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都是贞节坊。徽州的牌坊种类很多，有功名坊、孝义坊、科第坊、百岁坊，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贞节牌坊。
牌坊滥觞于汉阙，成熟于唐宋，在有清一代，达到登峰造极。它从实用衍化为一种纪念碑式的建筑后，被极广泛地用于旌表功德、标榜荣耀以及宫殿、庙宇、陵墓和主要街道的起点、终点、交叉点，还有桥梁等处，被海外称之为中国的凯旋门。至于徽州的牌坊，最有名的，当属歙县的“大学士牌坊”，俗称“八脚牌楼”。这是一座纯粹的石坊，梁枋、栏板、斗拱、雀替都采用大块石料。它建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距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这是歙州相国许国的纪念坊。许国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高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万历十一年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不仅加封太子太保，并且授文渊阁大学士。次年九月又晋少保，授武英殿大学士。这就是民间所谓的“入阁拜相”。就在这之后不久，他在家乡修建了这座石坊。石坊上的题字，全都是馆阁体，相传出自明代大书法家董其昌之手。许国其人，在明朝的历史上虽不占据重要地位，但是，作为古建筑的许国牌坊，却是徽州牌坊的最杰出的代表，它体现了当时石坊技术和艺术的最高水平。
明清时代的徽州，为扬名仕途者建立了很多石坊，许国牌坊只是其中著名的一座。这些牌坊实际上是一座座“科举纪念碑”，它们象征着官本位的传统社会中读书入仕者的崇高地位，以及科举成功为家族带来的无上光荣。
徽州现存牌坊中另一处著名的牌坊，在东距歙县十多里的棠樾村，它是一个由明清时代的七座牌坊组成的牌坊群。一进村口，就能看见村子东端的甬道上，七座牌坊井然有序地排列，它们属于居住于当地的鲍氏。鲍氏在科举方面并不成功，但在徽州一直被视为头等宗族，《新安大族志》和《新安名族志》都将其列在第二位，仅次于程氏。这一方面因为鲍氏在财富的积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更重要的是，鲍氏为徽州最古老的宗族。这七座牌坊中的三座：鲍灿坊、慈孝里坊、鲍象贤尚书坊，建于明代，另外四座，建于清代，它们分别是鲍文龄妻节孝坊、鲍漱芳父子乐善好施坊和鲍文渊妻节孝坊。在清代四坊中，题有“乐善好施”圣旨的义字石坊又最为举足轻重，因为它旌表的是当时的两淮盐运使鲍漱芳。而鲍漱芳的父亲鲍志道，则是乾隆年间的两淮盐务总商。
也就是说，鲍氏父子，都是名著一时的大盐商。
明中叶之后，新安商人崛起于东南地区，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支最重要的商业力量。也就是从这时起，徽商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屡见记载。徽商的经营范围，以盐、典、茶、木为主，而徽商中的巨商大贾，大多是盐商。明代万历年间，徽商逐渐取得了盐业专卖的世袭特权，他们大都卜居于长江、运河交汇处的扬州一带。明清之际，江浙共有大盐商35名，其中28名是徽商。几百年来，徽商的足迹无所不至，遍及天涯海角，在东南社会变迁中扮演着重要的脚色，以至在江南一带，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
所以鲍氏父子虽然远在扬州，却在徽州购置了2000多亩义田，每年可得租谷30000多斗，用来在族内扶贫救孤。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的宗族，都不可能拥有如此巨大的族产。徽商在积累成巨富之后，往往把资本转化为土地财富，这无疑最终制约了它自身的发展。
在徽州，由于义行受到充分的肯定，义坊也就遍布乡野了。曾有一次，我们跋山涉水，前去寻访黟县宏潭的“方守仁义坊”，它在很远很远的大山深处。一路上看山水萦绕，川谷跌宕，于是理解了为什么徽州人从小时起就把外出谋生看作是唯一的出路，并由此建立了深厚的商业传统。中国封建社会的十大商帮，大都是兴起于徽州这样地少人多的地区，所以才有“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的说法。棠樾的鲍志道就是11岁步入商途的，他是成功者，而更多的人是流落他乡，潦倒以终。忘了是在什么地方，看见过几副门扇上的木雕，以男人外出经商为素材，仿佛是今天的连环画。第一幅上的男人，身背包裹，手拿雨伞，独自一人踽踽地在山道上走；第二幅则是他的女人，幽怨地站在村头的大树下。一把雨伞，一个包裹，最初的徽商就这样上路了。他们还能够回来吗？徽州各族的族谱中，都有很多人的名下，只有生年没有卒年，这是些不成功的经商者，他们死后，就葬在了异地他乡的徽人义冢。
徽人义冢，遍及全国的很多地方。因此在徽州，义行也是一种成功的标志，有一点衣锦还乡的意思。
还在山头上，就看见了坐落在谷地里的宏潭，人们告诉说，这在徽州，已经算是一块不小的平原了。因此宏潭也是一片不小的村落，连绵的屋宇之上，洒满了春季雾岚一般朦胧的阳光。一群采茶的孩子，自告奋勇地给我们带路，将村头上的土地庙，指点给我们看。农事正忙，菜花、耕牛和远山，构成了一幅典型的徽州风俗画。
一百多年前的一个大灾之年，一个名叫方守仁的，捐出了两千多石粮食，帮助这里的人们度过春荒。春荒过后，人们为了表彰他的义行，为他建造了这座义坊。但当我问起这一切的时候，村民们已经说不大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了，一个正在犁田的青年农民很武断地说，这是一座寡妇坊。说这话的时候，又有一个农民赶着耕牛从坊下走过，并在立柱上擦了擦手中沾满泥巴的铁锹。
他们几乎每天都从坊下走过，对牌坊习以为常。
在徽州，到处都有这样的牌坊。
不过在徽州，说到底最多的还是贞洁牌坊。山潆水聚的徽州是个高移民输出的地区，根据徽州俗例，男子最迟到了十六岁，就要出门做生意，因此当地有“歙南太荒唐，十三爹来十四娘”的俗谚。因为要出去学生意，徽州人往往早婚，十二三岁完婚的比比皆是，此后外出学徒、经商，有时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还乡。胡适先生也说，徽州当地有“一世夫妻三年半，十年夫妻九年空”的说法，因为对于徽州人来说，“一对夫妻的婚后生活至多不过三十六年或四十二年，但是他们在一起同居的时间，实际上不过三十六个月或四十二个月——也就是三年或三年半了。”在徽州的历史上，不知有多少这样没有见过父亲的孩子；而这些孩子，当他们长大之后，也许会将同样的命运，留给他们的妻子和儿女。
一些妇女新婚别后，“夜夜孤身睡空床”，最后等到的只是一纸唁文。有一首流传在黟县宏村、关麓村的哭夫歌词唱道：生是十都宏村女，嫁到四都关麓村。夫君二十零八岁，奴家二十零六春。正是弹琴弦却断，日月明映被云遮。天上降下无情剑，斩断夫妻恩爱情。
这两个村子都是徽商十分集中的地方， 昔日在徽州，逢到清明尤其是春节，商人妇边哭边唱，时而高亢，时而低回，如泣如诉，如悔如怨，将悲怆的气氛弥漫在节日的上空。
明清两代，仅歙县一邑就拥有节烈妇女8606人，数字实在太惊人了。有一则流传广泛的“泪珠”的故事，颇能透露出贞节妇女的内心痛苦。这是《新安女史征》中的一个故事，说的是有一个妇女，结婚三个月丈夫就出门经商去了。这妇女以刺绣为生，到每年年底，就以日常辛苦积攒下来的余钱，换回一颗珠子，用以记载丈夫离家的岁月，称之为“记岁珠”。又因为这些珠子上沾满了眼泪，私下里又称为“泪珠”。等到她的丈夫回家时，妇人已经死去三年多，她的丈夫打开箱箧，发现里面的珠子已经积攒了二十多颗。因为风俗的侵染，徽州妇女只能走上节烈的窄路，而内心的苦痛，也只有自己知道。
她们寂寞的人生，如同那些田间溪头寂寞站立的牌坊。
在中国正史的修纂中，一般都专门辟有《烈女传》，所记“多取患难颠沛，杀身殉义之事”，而在理学渊源之地的徽州，对节烈的提倡尤甚于其他地区。理学家们大力宣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贞节观念，以约束妇女的行为，稳定男人大量外出经商的徽州后方。有一个叫方大章的人，出外学生意时病死在他乡，他的妻子吴氏得到消息后，“端坐绝粒而死”，方氏族谱上用了“从容就义”四个字，充分暴露了封建道学的残酷性和虚伪性。而这一切，必然造成徽州遍地节烈，遍地牌坊。比如小小的一条斗山街，就三步一座、五步一座，一连好几座贞洁牌坊。因为代有变迁，今天，这些牌坊大都嵌在巷子的墙里，过往的行人熟视无睹。记得我们摄制组在拍摄时，曾现场采访了一位坐在疾驰而过的男友摩托车后座上的女士，该女士不顾其男友情绪地大声嚷嚷道：我才不做节烈妇女呢——那是对我们女性的摧残！她男友听了，诧异地张大了嘴巴。
徽州触目皆见的一座又一座节烈牌坊，是无数妇女的血泪凝铸而成。当明清时期的徽州商人，以无比的热情投入商品经济的潮流中去的时候，他们也许没有想到，他们必须牺牲妇女们的青春甚至生命。
所以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就很少有人知道，一代名妓赛金花是黟县二都上轴郑村人了。对于崇礼重教的徽州、贞女烈女遍布的徽州来说，赛金花是一种深刻的耻辱。
歙县最晚大约也是徽州最晚的牌坊是位于县城新南街的贞烈砖坊，它建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距今不过90多年时间。一方面，它的简陋，表明了曾经喧赫一时的徽商开始走向衰落，另一方面，它旌表的人数又最多，共旌表节烈妇女65078人。从这个惊人的数字我们可以知道，它是徽州妇女群体的祭碑。这座牌坊是以一块块小青砖砌成，没有精细的雕刻，也没有宏大的构制，明清之际徽商鼎盛时期牌坊建造所追求的宏伟壮丽，都不见了。整个构制为三间三楼，高6米，宽6·5米，厚仅0·65米，不过在竖墙上砌出4根竖柱和横枋，用墨涂出门框。好不容易翻过某要害机关高大的院墙，我们来到这座砖坊跟前，在额枋的石条上，依稀辨出一行大字，写的是：“徽州府属孝贞烈节六万五千零七十八名”。
也不知这65078名妇女，有过怎样的生活？有过怎样的青春和爱情？
都不知道了，只剩下这面牌坊。
任何一种文明，都是以无数人的生命为代价，而历史，却毫不犹豫地 抹杀了这些活生生的个体，甚至姓名。
就连贞烈砖坊，这座徽州妇女整体的节烈纪念碑，也隐藏在了重重叠叠的院落后面，一道仅容一人的窄巷之中。
如同隐藏在历史的深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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